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以其波澜壮阔的故事世界与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气派、东方神韵，以其独有的审美形态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文化方式。回溯银幕之旅，求索艺苑之道，70载的中国银幕史不仅是一门艺术史、一部美学史，而且以其独有的方式见证了共和国史，抒写了人民心史。
一、回溯历史：辨清“源流”，强基固本
历史是经典忠诚的守望者，在浩如烟海的影坛作品中，只有那些真正富有审美底蕴和精神内蕴的电影精品，才能在历史的大浪淘沙后汇入时间的长河，滋养人们的心田。电影虽然是舶来品，但作为中国银幕开山之作的《定军山》(1905)已将影像技术与国粹京剧相融合，自那时起，中国电影已经打上了鲜明的国别“烙印”。因此，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审美意识形态，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并不在西方，欧洲与好莱坞的电影技术、流派、手法之“流”可以作为一种创作借鉴。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恰恰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进步电影传统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电影传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主义深化的电影传统，这才是我们站在70载电影的历史结点上理应追溯的艺术、审美、文化之“源”。
(一)进步电影传统
在世界电影史学家那里达成共识的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当时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小城之春》等优秀影片为标志，以白杨、刘琼、上官云珠等杰出演员为代表，中国电影首次跻身世界一流电影行列。这些经久不衰的银幕佳作折射出了富有民族神韵的美学光芒与深邃哲思的历史品格。
当我们驻足放映机旁，探寻那些历史回响，重温一次《一江春水向东流》，从银幕奔涌而出的浓郁家国情怀如滚滚春潮涌入人心。《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公映后反响十分强烈，连续上映3个多月，创下新中国成立前国产电影最高上座纪录。当时观众多达70余万人，占上海市人口总量的14.39%。不论贫富老幼，全市平均7人就有1人看过此片。该片之所以取得成功，一方面在于蔡楚生和郑千里两位电影大师以及当时的明星白杨、陶金、上官云珠的强强联合；另一方面在于影片注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小说、诗词歌赋、戏剧、绘画等元素的融入，在充分发挥电影“综合艺术”功能的同时，为作品自觉地打上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标签”。当我们再次品味一遍《小城之春》，从男女主人公精神世界流淌出的挚爱与伤感如涓涓细流感染人心。作为费穆导演彪炳史册的作品，《小城之春》是中国现代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中大量运用“长镜头”“慢镜头”和“无技巧”剪辑，强化了中国传统美学中温婉柔和的意境之美，并通过具有创意性的镜头语言探讨了“人性”这一厚重而复杂的人类母题。应该说，20世纪40年代的许多经典作品真正以镜语之美、风格之美、精神之美滋养了一代人的心灵，发挥了化人养心之功效，开辟了中国进步电影传统。
(二)人民电影传统
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电影的这一轮高潮之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真正揭开了中国电影的崭新序幕。在思辨地继承了以往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电影真正彰显了社会主义文艺始终秉承的“人民性”。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就肯定了列宁“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1]的观点，并将“为什么人服务”提升到“立场问题”的高度。毛泽东同志坚持“人民性”的文艺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70年的发展树立了航标。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发挥着“审美组织”功能。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电影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以“审美感兴”为枢机，发挥出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新生活而团结奋斗的民族凝聚功能。以谢晋导演为例。时代呼唤爱国主义，他便执导了《女篮五号》，人民需要忆苦思甜，他便拍出了《舞台姐妹》，党号召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他又带着演员祝希娟深入海南岛生活，创作出至今仍为海南岛文化名片的《红色娘子军》。放眼华夏大地，《青春之歌》《红旗谱》《山间铃响马帮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讴歌时代、抒写人民的银幕佳作在新中国成立10年间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
品评这些作品，须考量当时的历史语境。在文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2]当时的电影承载着以影像方式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普及重任。概言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创作在继承20世纪40年代进步电影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共和国的人民电影传统。
(三)现实主义电影传统
电影艺术嬗变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历程。“文革”时期电影完全沦为“政治图解”的工具，在方法论上被“三突出”之“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所禁锢。文化专制的“金科玉律”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致使文艺完全沦为政治附庸而无审美追求可言。历经10年动乱，迎来改革开放，文艺界也终于迎来了春天。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全党实现了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并提出不要再让文艺为“临时的、具体的、当前的政治”服务，提出了“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继承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民性”，突出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性”。经历浩劫洗礼、日臻走向成熟的导演谢晋，“站在小说家肩上”，成功地实现了跨媒介叙事：他把鲁彦周的同名小说《天云山传奇》、古华的同名小说《芙蓉镇》搬上银幕，把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为电影《牧马人》。这一阶段，谢晋导演的镜头洞穿了岁月去反思历史。吴贻弓执导了《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等诗化电影，其镜头语言的诗化运用丰富了中国影坛的镜语审美。西安电影制片厂则举起了“西部电影”大旗，以镜头聚焦西部底层人民群众，导演吴天明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发挥了电影审美引领之功效，拨动了全社会的审美神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道德探讨：主人公高加林进城后应当选择青梅竹马的刘巧珍还是移情别恋至权贵之女黄亚萍？之后，《野山》《黑炮事件》更是把现实主义深化的电影创作推上了新高度。还有长春电影制片厂这个共和国电影的摇篮，以一部根据谌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到中年》，靠演员潘虹出色塑造的医生陆文婷形象深入亿万观众心灵，激荡起一股推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大踏步落实的浪潮……所有这些，都可以概括为继承了中国进步电影传统、人民电影传统而逐步形成的现实主义深化的、具有反思意味的新传统。
龚自珍在《定庵续集》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们对中国电影历史的思索有多深，我们未来的银幕之旅方能走多远。20世纪40年代，进步电影传统的求真、向善、审美是文艺在旧社会旧时代难能可贵的一分坚守，也是任何时代文艺创作理应坚守的底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电影传统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于银幕的审美投射，是70年来党在文艺政策上的一贯主张。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主义深化的传统更是阐明了“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旨归。作为当代电影人的一项使命，我们理应继承中国电影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为今天的银幕创作凝魂聚气、强基固本。
二、审视当下：追求“三精”，审美引领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中国人民从新中国成立“站起来”，到改革开放“富起来”，再到今天逐步“强起来”的历史演进，从根本上影响着国家的文运与文脉。相应地，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艺也反作用于国家经济，对于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影响深远。对于电影界而言，有两大问题直接关乎中国电影能否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好其社会文化角色。
(一)电影创作标准问题
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针对格律恩对歌德的歪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有关美学与历史的批评观点。他还在《致斐？拉萨尔》一文中对拉萨尔的一个剧本《格兰茨？冯？济金根》作了剧评，明确提出：“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3]
“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是我国70年以来一贯坚持的最高品鉴之尺，也应当是包括中国电影人在内的文艺创作者理应遵循的创作准则。随着影像技术的演进，电影从最初的黑白到彩色，从3D到IMAX，还有后期制作中AE、Combution、MAYA等技术软件的运用，以及VR、AR、MR等新兴影像技术对传统电影手法的丰富等，科技的日新月异使电影创作如虎添翼。于是，在影像科技日益革新的今天，十九大提出了文艺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三精”统一原则，即在原先“美学的历史的”之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标准基础上，增加了“制作精良”这一条。
“三精”统一原则是对过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症结的“三性”原则即“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匡正。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影理论界一些人片面地将“建立市场经济”误解为“建设市场社会”，认为一切都可以交给市场决定。这样一来，电影从原先单一地从属政治又似乎单一地从属了经济，从属了利润，从属了资本，且催生出一种看似“简单可行”的新标准，那就是“唯票房”的“观赏性”标准。“三性”原则刚实行不久，就在实践领域造成“娱乐至死”的现象。例如，仅在1989年，中国电影已呈现出“杀”声震天、“血”流成河、“女”字满目、“拳”“枕”并用的“娱乐片”天下的景象：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年生产的14部故事片为《风流女谍》《女神探宝盖丁》《特混舰队在行动》《野狼谷》《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命运喜欢恶作剧》《红楼梦》《安丽小姐和她的情人们》《五台山奇情》《关玉》《女模特的风波》《红墙外》《幸运的星》《太监秘史》。无独有偶，长春制片厂同年生产的22部故事片为《死神，最后一张王牌》《情人的最后一次谋杀》《男人困惑，女人也困惑》《岛国谋杀》《开口》《你爱我吗？》《三对半情侣和一个小偷》《江湖妹子》《一代枪王》《怪侠》《西门家族》《花翎飞盗》《赌命汉》《黄金大盗》《老少爷们上法场》《关东女侠》《间谍战与女色无关》《血溅秋风楼》《黑盗》《复仇大世界》《荒娃》《神龙剑侠吕四娘》。这是全国电影界的两家举足轻重的大厂，除《红楼梦》等个别作品外，不难洞见当时已是以“观赏性”为导向的娱乐片“一统天下”的局面。历史是真理的检验者，纵观这些“唯票房”马首是瞻的电影，也许在1989年的中国影坛大行其道，但在30年后的今天，又有几部影片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岁月经典呢？历史证明，电影创作标准的失之毫厘，在实践上则会谬以千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中，电影界是要讲“票房”，但不能只讲“票房”。“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凡事以利为先，追逐利润，抛弃民族审美优势与美学精神，扰乱整个民族之认知心智与审美思维，不必讳言，那绝非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经济学，万万不可任其发展。在新时代，我们理应秉持“三精”统一原则，坚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原则，追求高质量、高品位、高境界的原则。这才是电影发展的正途。
(二)电影创作生态问题
电影创作也存在着一定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是一种艺术传播的“象征性现实”，是对“客观现实”的艺术提炼，影响着观众心中的“主观现实”。也就是说，由电影创作端提供的电影文本构成的影像世界对接收端的认知和行动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电影生产在生产作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它的消费者，并由于精神消费特性而影响着消费者的观念与行为，从而影响到人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鉴于此，电影创作生态的净化尤为重要。我们以“宝塔喻”“氛围说”“引领论”来阐释电影生态的相关问题。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有一定的格局，这如同一座宝塔。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加速，作为“人体延伸”的影像媒介已促使“地球村”的预言逐步成真，世界人民从山海永隔已逐渐实现无远弗届。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当世界人民的眼光向中国文化聚焦时，遥望到这座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宝塔之顶端，只是安放一些“养眼”有余而“养心”不足、一味地欧美化和日韩化的“小鲜肉”“流量明星”，而那些真正具有深刻思想内蕴与中华美学精神的艺术家则只能偏居一席甚至被排除在媒体的聚光灯与摄影机之外，我们的文化宝塔又如何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呢？
文化宝塔秩序与格局的紊乱在电影创作上尤为明显。电影创作初心出现了偏差，导致前些年《小时代》《泰囧》《心花路放》《无人区》等只顾“化钱养眼”的作品已经独占鳌头，这一方面导致电影生态格局之混乱，使一些宣扬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一些对好莱坞顶礼膜拜、东施效颦之作成为中国影坛的“宠儿”；另一方面导致真正蕴含着中华优秀文化的作品传播步履维艰。以2016年在文化界引起轰动的电影《百鸟朝凤》为例，与之同期上映的《美国队长3》最终票房是12.46亿元，而《百鸟朝凤》8372万元的票房还需“方励跪求票房”才得以实现。究其根源，还是“唯票房”背后的资本逐利性紊乱了电影生态，所以，《百鸟朝凤》作为令人警醒的文化事件，其发生带有必然性。
文化宝塔秩序与格局的调整还需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电影人自觉地净化文化氛围，实现审美引领。所谓“氛围说”是指环境塑造人，氛围养人。文化建设就是要为国家、为民族精心营造一种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一位国民身入其中便不能自已地得到灵魂的净化、素质的提升、人格的完善的环境和氛围。所谓“引领论”是指以优秀的文艺作品通过审美方式对国民精神维度的引领。如若一味迎合，放弃引领，强化受众欣赏心理中落后的因素；而被强化了的落后因素，又势必反过来刺激缺乏文化自觉和担当意识的创作者，他们面对市场经济，生产格调更为低下的劣质产品。于是，艺术生产与文化消费便陷入了可怕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所以，电影作为当代大众文艺的主流形式，亟待以高雅姿态引领社会风尚，提升人文修养。
习近平同志在2019年6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的《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强调：“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4]我们如何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强起来”，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文化自强？这还需要我们立足新时代，着眼、着心、着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作为当代大众文艺“先锋队”的电影，需要面对建设文化强国进程中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品味电影的审美需求与我们近些年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数量激增、银幕数激增而品质下滑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还需在以上阐述的电影创作之“标准”与“生态”两个方面持之以恒地绵绵用力，久久用功。
三、展望未来：平衡“两翼”，培根铸魂
我们立足今天，回望昨天，是为了明天。习近平同志于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要求文艺工作者：“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翺翔俯视。”[5]也就是说，既要思量艺术细节，也要考量宏观思想。对于作品思想的研讨，正是文艺理论工作的“重头戏”。不论是翱翔俯视的雄鹰，还是跳跃鸣叫的小鸟，中国电影的腾飞需要实践与理论之“双翼”的平衡。但由于大众传播的“聚光灯”效应，对明星趋之若鹜而对学者熟视无睹似乎已司空见惯。须知，理论是对实践的思辨与提炼，并在实践中获得检验和优化，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古今中外，那些闪耀智慧之光的文艺理论是人类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这一历史演进的思想精粹，是无数艺术家与思想家智慧的精华，是后人艺术实践弥足珍贵的宝藏与源泉。当前电影创作出现的种种问题恰恰与电影实践和相关理论割裂、脱节密切相关。
譬如，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从大量电影实践中总结了两条经验：一条经验是实现创作题材资源的最佳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物质生产要强调资源配置，精神生产同样要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理论上讲，对于电影创作，题材无禁区，题材有差别，我们反对题材决定论，主张题材重点论，这是“重点论”与“两点论”的辩证统一。但是，近年来实践领域的一些创作者只顾及艺术细节的“跳跃鸣叫”，忽略了思想统御的“翱翔俯视”，追风般地要么解构如《西游记》此类经典名著而拍摄了大量歪曲原著精神的所谓“西游”类型片，将原著的儒、释、道精神简化为一场“通关打怪”的游戏；要么在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之风的弥漫下翻拍大量“宫斗”“抗日”等无视历史、涂鸦历史的电影，最终不仅自毁“口碑”而丧失了市场，也大都在主管部门勒令下而“下架”了影片。另一条经验是实现电影创作生产力诸因素(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音)的优化组合。然而，近些年许多业界人士无视这一经验之谈，一味地助长“天价片酬”，最终酿成“明星烂片”而最终只能由主管部门出面治理乱象。据悉，在一部作品中仅两位明星就索取了1.5亿元。经国家广电总局证实，在国家管制之前，一位明星在一部作品中开价几千万元已成常态，一些电影投资总额的70%被少数几位明星拿走。在整个摄制组即创作集体里，需要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音、美术、化装、服装、道具、场工等各类工作人员互相配合。一个明星一日片酬数十万元，而其他工种如抬舞美布置的场工，一日工资仅几十元，这样的天壤之别，何谈公平？整个创作集体如何能团结共事、和谐互补？我们承认人类劳动确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分，相同单位时间劳动凝结的“价值量”有所不同，所以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下，明星与场工由于工种复杂性不同、价值量有别，收入自然有所差异。但是报酬悬殊一旦过分失“度”，就会酿成其他生产部门人心涣散、资金奇缺而作品粗制滥造的恶果。如今，国家层面以“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即“小、大、正”为导向，涤浊扬清，正本清源，大力治理市场乱象，努力匡正创作方向。深长思之，如果此前能够注重理论对实践的引导与矫正，也同样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和优化，是否可以节约大量不必浪费的国家资源，是否可以避免大量影像垃圾而问世更多的电影精品呢？
基于此，我们应当在今后逐步平衡电影理论与实践之“两翼”。所幸的是，2014年5月30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于成立，成为中国文联所属的第12个团体会员单位，并于2016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度的“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推优活动。这项推优活动每年从海量的著作、文章中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优秀文艺评论作品予以表彰。这也启示着电影评论工作者理应秉持“啄木鸟精神”。郑板桥有言“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不妨与诸位评论工作者共勉，概括起来，应当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褒优贬劣，道艺统一。
具体而言，开展包括电影评论在内的文艺评论，未来应当力争做到20个字，即“以文化人，以艺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一是以文化人。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以载道，道艺统一，以文育人，培根铸魂，这是中华文论艺论优秀的历史传统。二是以艺养心。柳宗元有言：“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文艺之美，贵在养心；评论之美，贵在提神。三是重在引领。文艺评论务必要将满足观众需求和引领观众审美结合起来，辩证地把握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并最终实现提高，这是文艺创作与评论都须遵从的辩证法。四是贵在自觉。文化自觉是当今文艺评论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要以高度的自觉，认清文艺评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方向盘”的地位和作用。自觉的反面是盲目，要警戒盲目“西化”的倾向，杜绝“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的庸俗现象，规避“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的八面玲珑态度。五是胜在自信。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充满自信，要对与时倶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充满自信，要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论、艺论和中华美学、美育精神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满自信，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艺、红色文艺充满自信，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充满自信。
2019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6]不论是电影创作实践，还是电影理论研究，中国电影人在70载的银幕之旅中始终肩负着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重任。因此，我们还须辨明“源流”，强基固本；追求“三精”，审美引领；平衡“两翼”，培根铸魂。惟其如此，我们方能坚守好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家园，并迎来中国电影长河的诗和远方！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中国文明网,
http://www.wenming.cn/ziliao/wmbk/201410/t20141016_2234338.shtml.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7.
[4]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E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6/15/c_1124627379.htm.
[5]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
仲呈祥，男，四川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学、艺术学理论研究。
苏米尔，男，内蒙古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后，主要从事影视美学与文化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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