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記憶命名，從此有了歸屬和顧盼｜專訪席慕蓉

席慕蓉，對於大陸的讀者來說，是個十分熟悉的名字。但這也意味著她的名字往往伴隨著諸多既定的標籤與刻板印象。清新雋永的詩歌與散文，是席慕蓉擅長的領域，但在此之外，她創作的故事與歷程卻鮮為人知。某種意義上，她成為了年輕讀者最熟悉的陌生人。

席慕蓉：全名穆倫·席連勃，當代詩人、散文家、畫家，祖籍內蒙古

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專攻油畫。曾任臺灣新竹師範學院及東海大學美術系教授。出版有詩集、散文集、畫冊等五十餘種，代表作有《七里香》《同心集》《時光九篇》《在黑暗的河流上》《前塵·昨夜·此刻》《黃羊·玫瑰·飛魚》《我給記憶命名》等。

而今，年近八旬的席慕蓉依舊神采奕奕，才思敏捷，情感和精力飽滿充沛，只是聽力大不如前。她在年前推出了新的作品集《我給記憶命名》，這是一本日記與散文合集，書寫時間橫跨半個世紀，涉及詩歌創作、還鄉之旅、家族歷史。她說，有些事物如果再不記下來，恐怕從此就再也沒有人知道了。因此，“我給記憶命名，或許，它們就會有了歸屬，有了顧盼，有了呼應。我給記憶命名，只因我的痴心。”

無論身在何處，她始終筆耕不輟，她說現在才是自己創作的真正“高峰期”。她仍舊在努力書寫新的英雄敘事長詩，還受到葉嘉瑩、齊邦媛、瘂弦等前輩的指點和鼓勵。對她的採訪，正是在她赴天津參加葉嘉瑩的學術研討活動之後，她們相識近二十載，有著同族情誼，更有著詩人靈性的契合相通，我們的談話也由此開啟。

採寫|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1949年秋天，出生於重慶的蒙古族姑娘席慕蓉，隨家人為避戰亂南下香港，並在那裡度過了一段清苦而安穩的童年。五年後舉家遷至中國臺灣，她開始習畫，並創作詩歌和散文，逐步成長為破銷量紀錄的現象級作家。八十年代，她的影響力開始溢出臺灣島內，作品被盜印、鋪滿了大陸的大小書店，與同齡的臺灣作家三毛一起，成為那個時代眾多文學青年的偶像。

1989年8月1日，臺灣解除了公教人員不得赴大陸的禁令。8月底，她懷揣著無限的鄉愁與熱望，終於重新踏上了闊別四十年的大陸，回到祖輩棲居的蒙古原鄉。到達大草原的那天晚上，當初識的親人都已睡去，她在萬籟俱寂的星空下忍不住號啕大哭。這一趟還鄉之旅，成為她人生和寫作的分水嶺，此後的每一年她都會多次回到蒙古高原，從大興安嶺到錫林郭勒，從烏蘭巴托到克什克騰，翻越山川、草原、戈壁、大漠，去探訪和記錄遊牧民族的生活，尋找潛藏於自身血脈裡的歷史文化基因。

1989年8月，在家鄉的邊界上，族人迎接回鄉的席慕蓉。王行恭 攝

她的寫作主題和風格亦隨之變化，從以抒發個人愛情、鄉愁與人生為主題，進行溫柔、細膩、浪漫、多情的詩歌創作，轉向以散文為主探索遊牧民族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生活，她寫下了蒙古長調歌王哈札布、喀爾瑪克流浪者丹僧、鄂溫克女獵人瑪麗亞·索等人的故事。近年來，她的寫作向更早期的民族史延伸，創作出《英雄噶爾丹》《英雄博爾術》等一系列敘事長詩，以此紀念族人心中世代傳頌的英雄人物。

與此同時，她對自己家族歷史的尋根也逐步深入。她的外祖父穆隆嘎（漢名樂景濤，1884-1944）曾任內蒙古人民革命軍總司令，擔任過民國政府監察委員、國府委員，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她的父親席振鐸（蒙文名漢譯為拉席敦多克）畢業於輔仁大學，曾任民國政府參政員、立法委員，後長期任教於德國；母親樂竹芳（蒙文名漢譯為巴音畢力格）曾任國民大會蒙古察哈爾八旗群代表；二伯父尼瑪鄂特索爾（漢名尼冠洲，1894-1936）曾任察哈爾盟明安旗總管，創辦學社大力翻譯出版蒙漢書籍，後因反對日本干預內蒙古自治運動而遭暗殺。

翻開那部厚重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她發現家人的名字頻繁地出現在內蒙古近代史上，他們曾為民族國家的救亡圖存拋灑熱血，乃至犧牲生命。她的家族，牽連著蒙古境內的尋求族群存活的血淚史。對民族和家族歷史淵源的追尋，讓她明白自己與這片廣袤土地割不斷的血脈聯繫。因而，自從她踏上那片高原，她在精神上就再也未曾遠離。

她在文章中喟然長嘆：“就是那裡，曾經有過千匹良駒，曾經有過無數潔白乖馴的羊群，曾經有過許多生龍活虎般的騎士在草原上奔馳，曾經有過不熄的理想，曾經有過極痛的犧牲，曾經因此而在蒙古近代史上留下了名字的那個家族啊！就在那裡，已成廢墟。”穿越過幽暗斑駁的時空隧道，一切恍若隔世，她對故鄉的情感愈發熾熱奔騰。

她的散文書寫也因此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格局，當她徹底融入蒙古族同胞的大家庭中，成為其中名符其實的一員，她開始關注現代文明的一些更根本性命題，去追問何為現代，何為傳統，何為民族國家。她為草原生態被肆意汙染破壞而疾呼，她說草原不是隻屬於遊牧族群，而是屬於全人類，草原的生產力是依靠牧民、牲畜、草原三者和諧共處才形成的，一些為了短期經濟利益而造成的生態破壞，可能需要千百年才能恢復原貌，而這與現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馳。

1

與葉嘉瑩的兩次還鄉之旅

新京報：最近，你到南開大學參加“葉嘉瑩教授歸國執教四十週年暨中華詩教國際學術研討會”，你在《我給記憶命名》一書中，也多次談及葉先生對你詩作的評點。你們都是蒙古人，因詩歌而結緣，你還曾陪同她一起去葉赫河尋找原鄉，能否談談你們相識的經歷？

席慕蓉：多年來，我一直是葉先生的讀者，可是我對古典詩詞僅僅是喜歡，很多東西也不見得能真正領會。我們的相識，緣於我的好友、臺灣成功大學戲劇教授汪其楣的一番好意。她是葉先生的學生，2002年3月，葉先生到臺灣講學，她給葉先生寄了一篇剛發表的論文，裡面談到我的一些以蒙古為主題的散文和詩，她還讓我也寄一本剛出版的散文集《金色的馬鞍》給葉先生看。過了幾天，葉先生說想要見我，她讓另一位學生施淑教授來邀我共進晚餐，這讓我喜出望外。

葉先生見到我就說，“我也是蒙古人，我們的部族是葉赫那拉。我的伯父曾經告訴過我，葉赫是一條河流的名字，但是我已經不能確定它的地點，也不知道如今這條河流是否還在。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它。”那條河流彷彿是她記憶的根源，我說，“那我們就去找一找吧！”她說，“好的，如果你找到了葉赫水，我就跟你一起回去。”聽到這個“命令”，我心裡很惶恐，我怎麼可能找得到？不過幸好有一位朋友，在瀋陽住的內蒙古作家鮑爾吉·原野先生，他幫忙委託滿族朋友、《瀋陽日報》的記者關捷先生去找，過了三個月，好消息就來了——葉赫水至今猶在，它在吉林省梨樹縣，是一條很美的河流。

2002年，葉嘉瑩（左）與席慕蓉在葉赫河畔。

我趕緊向葉先生報告。當年9月，我們終於成行了，還請來吉林大學的朋友做嚮導，一群人陪著葉先生回到她念念不忘的原鄉。雖然葉赫水還在，但是葉赫那拉部族從前的居住地已經沒有了。有人帶我們去看為拍攝電影而蓋出來的宮殿式建築，那是假的，葉先生說想要去看真正的城樓舊址。他們就帶著我們來到一片玉米田，以前我只知道草原可以延伸到天邊，我不知道原來玉米田也可以伸到天邊。那天傍晚，紅紅的太陽被塵霾遮住，秋天玉米的葉子有點乾枯，風吹過來的時候發出沙沙聲響。

玉米田的遠處有座稍高的土臺，一位同伴怕葉先生走冤枉路，就先跑到土臺上面，然後回頭對葉先生說，“您不要上來了，這上面什麼都沒有。”雖然是善意的勸告，但幸好她沒有聽從。那時候她已經78歲，但身體很好，大家都想要攙著她上去。我那時有了一點點經驗，就是我回到內蒙古老家，很多朋友都好意地陪著我，給我介紹，但等到回去後我才後悔沒有好好看一眼，其實有時候需要一個人安安靜靜地看。所以，我就跟那些朋友說，我們不上去了，讓葉先生一個人到土臺上看看吧。

葉先生慢慢走上土臺，眼前是紅的、紫的、褐的、墨綠的玉米和荒草，微風吹拂著，她在臺上獨自佇立了好一會兒，忽然回過頭來對我說，“這不就是那首黍離之悲的詩嗎？我現在的心情，怎麼和詩裡說的完全一樣？‘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因為是在故土之上，所以土地跟她一定有不一樣的感應，當她站在一座別人眼裡“什麼都沒有”的土臺上，她卻遇見了那首三千年前喟嘆黍離之悲的詩。

新京報：後來葉先生81歲的時候，你又陪同她去了蒙古高原和大興安嶺，這聽起來是很大膽的舉動。

席慕蓉：是的，聽起來有點危險，南開大學的陳洪教授說要給我頒“最佳勇氣獎”，我說應該給葉先生頒獎。2005年，葉先生對我說：“其實還可以去一下蒙古高原。”於是，我又陪她去了呼倫貝爾、大興安嶺、巴爾虎草原，還登上了北魏拓跋鮮卑先祖所居石室嘎仙洞。她成為百年來家族裡第一個回到蒙古原鄉的人，一路上她神采奕奕，詩興大發，幾乎每到一處都要口占絕句一首，記得其中一首是“餘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飄零敢自傷。已是故家平毀後，卻來萬里覓原鄉”。

我也問過葉先生為什麼早不回來，她說怎麼可能？又是軍閥混戰，又是抗日戰爭，又是國共戰爭，又是漂泊海外，所以一直沒有機會。我非常高興能有機緣陪她回家鄉。其實，一路上我們有很好的越野車，也有朋友幫忙安排行程，路上並不危險。她當時身體也很好，沒有出一點狀況，反倒是我自己感冒了

2

對繪畫有強烈企圖心，而寫詩是生命本能

新京報：你在書裡引用葉先生的話說，“讀詩和寫詩是生命的本能”，似乎人人都可為之。但也有人認為，詩歌是所有文學門類中最依賴天賦和靈感的，是難以訓練出來的。在你看來，葉先生的古典詩詞教育對寫詩有多大的幫助？

席慕蓉：聽過葉先生的演講，我才知道什麼叫“詩教”。我不是學文學的，沒有受過專門的古詩訓練，比如平仄、音韻之類，我只是在大學時期跟溥心畲老師學過一點，但是也完全不會用，就自己亂作。我曾聽一位學者說，“字是不會說謊的，人會說謊。所以，人在修改的時候，就把不說謊的字改成了說謊的字。”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把這個觀點說給葉先生聽，原來那位學者也是她的學生。她說，“你以為是你選擇了這個字，其實是字選擇了你，字比你想到的還要早。”

葉先生是世間罕有的教師，她講課跟一般的中學、大學老師完全不同。比如講辛棄疾，聽她講完以後，再讀辛棄疾的作品，會有跟從前完全不一樣的感受。我不是說其他老師講得不好或者不對，他們都是啟發過我們的人，能碰到一位好的語文老師，就是遇到人生的貴人，因為他們能把學生心中某些靈性的東西挖掘出來，可是他們跟葉先生是沒得比的。

我記得有一次在南開大學聽葉先生講課，她講到一句話，結果我忍不住淚流滿面，很多人都看到我，但我就是無法控制。她當時是解析歐陽修的《蝶戀花·越女採蓮秋水畔》，講到“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一句，歐陽修寫採蓮女子低頭看水面，人臉和花互相映照，心裡產生像絲一樣亂的感覺。女孩察覺到自己的美麗，當其他同行的夥伴都已走遠，她卻流連忘返。

葉先生說，這是歐陽修的神來之筆，歐陽修的深意是從表面的美麗牽連到一個人內心的嚮往和追尋，那才是生命暗藏的美好本質。她說，“有的人，一生都沒有機會知道和認識自己的美好。”哇，真是嚇死人！這句話彷彿貫穿天地萬物，她所悲憫的不只是那個“霧重煙輕不見來時伴”的採蓮女子，而是塵世間所有的生靈。突然間，我的心懷像是完全被打開了，彷彿多年的彷徨和委屈全部都消融在這句話裡。

1993年，席慕蓉油畫《月光下的白馬》。

新京報：你曾在詩集《在黑暗的河流上》的序言中說，自己在寫作的時候一無所求，“從來不必以寫作作為自己的事業，所以可以離企圖心很遠。”這與你在畫畫上的態度截然不同，為何對寫作沒有企圖心？企圖心對藝術創作者來說意味著什麼？

席慕蓉：人在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有企圖心？就是當你看到別人畫得好的時候，你會嫉妒。我以前只要看到人家畫得很好，就想什麼都不幹了，立馬回家去畫畫；有時候也很壞，看到別人畫得不好，就有點暗自得意，當然這對一個所謂藝術家來講，是很糟糕的東西。但我後來讀到一個心理學家的分析，說創作者的嫉妒心是一定會有的，但嫉妒不是要去害別人，把別人的畫刮破，而是去思考他怎麼比我好，我為什麼不能做到那樣，這種情緒其實是健康的——我嫉妒了，但是我不要去陷害他，而只是“陷害”我自己——回家去畫畫吧，別旅行了。雖然有時候回去也不見得會怎樣，但那種對自己的責備，其實就表明有企圖心。

但我對詩歌絕對沒有這種企圖心，當我讀到一首好詩，會恨不得跟所有朋友分享。比如，我剛拿到北京大學陳崗龍教授翻譯的蒙古國詩選，還跟他要了幾本送給朋友，因為詩選都是從早期詩人講起，我害怕朋友們看到開頭幾頁覺得沒興趣就停了，所以跟他們說，你們先看其中當·尼瑪蘇榮的那首《四季》，我覺得那首詩美到不行，全詩分四個段落，共有225行。可以試讀幾段：

故鄉從很遠很遠就映入眼簾很美 噙滿淚水的眼睛裡溢出熱淚最美 站在馬鐙上吹著口哨飛奔很美 飛奔的馬蹄之間鳥兒穿梭更美 …… 有誰過來唱歌很美 有誰離去悲傷也美 放不下的愛在心中化作旋律很美 流轉不停的時間不忘敲鐘很美 ……

後來，一位詩人朋友說他們有一個語音平臺，問我要不要去朗誦這首詩。我說我要，我就覺得很多事情在做過之後，好像都會遇到一些更好的機會。

前天晚上，內蒙古詩人寶音賀希格來陪我過中秋，他翻譯過我的詩，也是一位好得不得了的詩人。我跟他說，我喜歡這首《四季》，他說整個蒙古高原沒有人不喜歡這一首。然後，他打開手機給我聽一位專業朗誦者的朗讀，就發現“……是美的”用漢文來表現過於平白。我跟他說，我要借用那位朗誦者的蒙文原文朗誦，但前面先用漢文讀一遍，不然別人聽不懂。你看，我是多麼樂於跟別人分享好詩，我發現人家寫得比我好，那才是最大的快樂。

所以，我對畫畫和寫詩的差別就在於此。讀到一首好詩，我就會“人來瘋”，可是我自己寫的詩，我不知道怎麼去講解，也不想講。我覺得寫詩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喜歡就寫。如果讓我去講怎麼寫詩，我會覺得很無聊。所以，葉先生的了不起，就在於她把所有古典詩詞裡的人，以及詩詞中的深意和神來之筆講給我們聽。她是怎麼做到的？我也不清楚。當然，她是用自己的一生做到的。

新京報：在你的書裡，似乎很少看到“文學”這個字眼，你一般會直接說詩或散文，文學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席慕蓉：“文學”說得那麼少嗎？我倒不覺得。對我來講，文學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去閱讀和吸收，二是去寫作。閱讀讓我發現文字的美，尋找到與自己相近的靈魂。有的作品，初讀和重讀時的感受是不一樣的，重讀可以獲得很多之前讀不到的東西，可是非得經過幼稚的初讀，才能重讀到那些東西。我想文學就是這樣，要用一生不斷地初讀和重讀，你問我要如何解釋文學，我可能不太會形容。

我現在的理解力絕對比年輕的時候好，這是年齡增長的好處。那天，一個女孩兒問我，會不會為年老而悲傷？我說，“我的每個關節都覺得悲傷，可是我的理解力覺得愉悅。”所以，文學是讓我心嚮往之的事情，當一不小心遇到一首好詩，我就會打電話告訴朋友，對我而言，討論文學是件很快樂的事。當然，如果說要規規矩矩坐下來讀一位了不起的詩人的詩集，有時候也會很累，最好的遇見是一不小心突然間撞到，那種感覺是最美妙的。

席慕蓉畫的荷花。

新京報：你說對寫作沒有企圖心，但其實你的寫作比畫畫影響力更大。

席慕蓉：畫畫是我的功課，我在繪畫方面有強烈的虛榮心，希望能畫得好。至於有沒有天賦，到現在為止，我想還是不要知道答案吧。在寫作方面，我不需要知道答案，因為我的寫作其實是在整理自己，有的時候想不通，我就會寫日記，有的日記寫得還很長。譬如跟葉先生見面，我可能當時來不及寫，但事後肯定得補上，有人說這些文字就像散文，不像日記，可是我就是這樣寫的。寫作對我來說，就是不要忘記，我不會太在意外界的評價。

有年輕朋友問，要怎麼寫一首好詩？我心想哪有那回事，開始去寫就好了。我很年輕時就開始寫詩，比畫畫還早，喜歡的可能就拿去發表，不喜歡的就塞到抽屜裡，有時候隔幾年再拿出來看，覺得“唉，還不錯”，連改都不用改。有一次我投稿到《聯合報》副刊，那首詩是有點想要寫，卻又覺得不怎麼樣。但那天在報上看到詩人許悔之寫林文月先生的一首詩，我的天哪，他寫得那麼好。我趕緊打電話給《聯合報》的編輯，說你看今天許悔之寫成這樣子，拜託你把我的那首詩撕掉吧，不用寄回來給我了。

我的寫作大概就是這樣，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我非寫不可的，我會用散文把它們寫出來。比如《丹僧叔叔》，寫一位喀爾瑪克蒙古人流浪的一生，那樣的文章是我努力寫出來的。

1991年，席慕蓉與八十歲的父親在臺北。

3

詩，是明白絕無可能之後的暗自設想

新京報：你說《古詩十九首》和古樂府給了你最初的詩歌啟發，你的詩歌中有很多對中國古典詩詞的化用，同時你也很推崇紀伯倫等西方詩人的作品，你的詩歌創作受哪些人的影響比較大？東西方兩種不同的詩歌傳統，你是如何融合接續的？

席慕蓉：我不知道，我沒有系統地讀過，但是我記得在香港讀小學時學古詩詞的經歷。那時正逢亂世，老師們其實都不是標準的小學老師，不像現在這樣規規矩矩地從筆順、拼音開始教，所以，我的孩子們都說我寫字筆順不對。那時候老師也跟難民一樣，生活很苦，他們的學歷可能很高，可是還得教我們這些小蘿蔔頭，就讓我們多背誦。我到現在還能背誦很多詩詞，能把《琵琶行》從頭背到尾，小時候背的這些東西就烙印在腦海裡。讀《古詩十九首》也是因為喜歡，我當時就感慨，天哪，這些詩每個字我都認得，尤其前面幾首都那麼簡單，但當它們組合到一起怎麼可以這麼美？

你現在要問我的問題，對我來說是個難題，我不是驕傲得不回答，而是真的沒辦法回答。我以前跟人家說，我沒有受過任何詩歌和文學的教育，可是後來想，我好好地上過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國文課，算不算受過文學教育？到國外以後，我讀到一些法文詩，像紀伯倫等人的，我感覺到音韻之美和翻譯之難，這都是一些雜七雜八的感受，沒有系統性。

以前人家問我受誰的影響，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可能連名字都說不上來。在繪畫方面也是如此，我不會標榜自己屬於哪個畫派，我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寫生者。我在臺灣住了這麼多年，我可以說我喜歡誰，但對他作品的來龍去脈和藝術特色不見得能說清楚。但我讀他的詩，就知道他的東西了不起，比如商禽、瘂弦、陳義芝，我覺得他們的詩裡有些東西是我永遠進不去的，或者，我能進去但永遠不會那麼寫，但是我很高興有人那麼寫，而且寫得那麼好，沒有比這更好的事情了。

青年席慕蓉。

新京報：你的詩歌創作高峰期是在什麼時候？

席慕蓉：我覺得是現在，是此刻！我當然珍惜年輕的時候寫下的詩篇，不過，我到現在才明白，過往一切的準備都是為了此刻，此刻正是一個創作上全新的起點。所謂“高峰”不是別人對我的看法，而是我自身察覺的熱度。是的，是一種追求的熱度，如今的我，真是全心全意在追求我想要寫的英雄敘事詩。從2010年夏天寫出第一首《英雄噶爾丹》開始，到現在還沒停止，非常奇妙！我自己曾經寫過的句子竟然成真：“我相信，詩，只能從自己出發，並且是一個不可動搖、不被利用的自己。”到這個年齡還能擁有“不可動搖、不被利用”的熱情，我知道，這是故鄉大地給我的力量，我深深感激。

年輕的時候寫詩和現在的狀態是不同的，我最近發表的一首《絕句》很能說明這種變化，“昨日是以詩來尋覓，那躲藏著的自己；如今卻以自己來尋覓，那躲藏著的詩。”

席慕蓉：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很多，有的有過一些交往。我讀的第一本現代詩集是余光中先生的《藍色的羽毛》，那時候我在讀中學，有一次堂哥帶我去逛植物園，出來的時候，他問我要不要買本書，我就在路邊買了這本詩集。因為我之前也在文章裡寫過此事，很多人就說那是我的詩歌啟蒙，但我覺得不是。我很敬佩餘先生，我們也常常合作朗誦詩歌，他對我也很好，但其實我在買這本詩集之前就已經寫了兩三年，我只是餘先生的一個讀者而已。

記得有一次，餘先生來看我在臺灣歷史博物館的畫展，是用激光做的版畫，他那天來了三次，他很喜歡一幅《孤星》，就對我說“這一張給我做封面吧”，後來那幅畫就成為他的詩集《與永恆拔河》的封面。我很尊敬餘先生，他的學問那麼好，對晚輩也很友善，但是真正開啟我的寫詩之路的其實是瘂弦。瘂弦一直擔任《聯合報》副刊的主編，我投稿到《聯合報》，他常刊登我的詩，還帶著同事來我家看我作畫，對我很鼓勵。

那時候我還年輕，一下子給他寄了三十多首詩，我對他說，我不是要投稿，只是想請他幫忙看哪首好，哪首不好。他就真的用鉛筆幫我在每首詩上畫勾，再寄回給我，有的畫一個勾，有的畫兩個或三個，有的不畫，我就明白了那是他的評價。他曾說過一句話讓我很受用，因為那時候我的詩集受到比較多的關注，很多刊物都向我約稿，還讓我附上插畫，有一次開會，他特地走過來對我說，“你不要淪落成一個‘寫稿妹’，有些要求你要懂得拒絕，好好地寫自己的，不要誰讓你寫你都寫。”這句話我聽進去了，真的十分感激。

所以說，瘂弦是我在詩歌道路上的引路人。我原來不會回答“受誰影響”這個問題，現在知道要怎麼回答了，要謝謝你。我是從余光中先生的作品開始注意讀現代詩，然後是瘂弦把我帶上路，直到現在，我還會把正在寫的英雄敘事長詩寄給他，請他幫忙提意見。我在《我給記憶命名》一書裡也寫到，齊邦媛和葉嘉瑩先生都“責備”我，而瘂弦先生不好意思“責備”我，只是說我的敘事詩裡應該有一些“埋伏”，所謂“埋伏”就是突襲，突襲進人的心裡，讓讀者不會忘記這些句子所帶來的驚喜交集的美好感覺。我原本是一個外行，進入所謂的文學界，我是蠻有自卑感的，我不是學者，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只是個闖入者，幸好有好的老師和朋友。

《我給記憶命名》作者: 席慕蓉 版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9月

新京報：你早期的詩作大多圍繞愛情和人生主題展開，注重個人情感的挖掘和抒發，你與丈夫劉海北先生的愛情很幸福美滿，為何會寫出那麼多憂愁傷感的詩句？你的詩歌一般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下寫出來的？

席慕蓉：

有人說，席慕蓉設想了很多情境來寫詩，但其實那些東西都是真實的。人在少年時期特別敏感，自己受傷或者讓別人受傷，很多詩也都是在寂寞受傷時寫的。所有的詩人想要敘述的，都是自己的生命。詩是一個困惑的人用一顆困惑的心，在辨識著自己此刻的處境。我在詩中的感情，絕對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但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擬設。所以我曾經寫過，“詩是挽留，為那些沒能挽留住的一切；詩是表達，為當時無法也無能表達的混亂與熱烈，還有初初萌發的不捨；詩，是已經明白絕無可能之後的暗自設想：如果，如果曾經是可能……”

新京報：你以前說寫詩是從不強求的，但近幾年寫蒙古英雄敘事長詩，卻“一再要求自己去寫，彷彿是日夜都放在心頭的願望”，為什麼會有這種願望？葉嘉瑩先生說你的敘事長詩不如抒情詩，這些詩歌成就可能不高，齊邦媛先生也說你“不夠強悍，寫不了史詩”，你對她們的評價和建議作何感想？

席慕蓉：之所以要寫英雄長詩，是因為回到內蒙古老家以後，我發現了一個無比豐富的新世界，這個世界是外界所不明白、也不想去了解的，但對我而言是一個誘惑，我想慢慢地把它們寫清楚，算是給自己的一份獎品。別人說我是有使命感，是在捍衛蒙古民族的傳統文化，其實不是，我就是遺憾前半生沒有辦法仔細瞭解自己的原鄉，遺憾自己民族的英雄處在一個被誤解的狀態。在草原上，族人心中世代傳頌著的英雄人物，在漢文史書上記載的卻是極為表面的功過，甚至誤解，我也不能說這些記載是錯誤的，可是總覺得那些解釋距離遊牧民族的時空真相太遠。

我向葉先生坦承，我知道自己寫得不好，達不到渴望中的那個標準，可是這些年在心裡翻騰著的都是這些英雄的事蹟。她說，如果是生命自身散發的願望，那就去寫吧，唯有聽命而行，才可能實現生命自身的要求。因此就算詩的成就不高，也是值得去完成的。聽到她的意見，我彷彿一切都變得明朗了，沒有負擔了。我非常感激葉先生和齊先生，現在我依然努力在寫，一天到晚都在改。

4

從個人鄉愁轉向對遊牧族群的關注

新京報：你的書寫從個人鄉愁轉向對遊牧民族歷史文化和代表人物的關注，寫下了歌王哈札布、丹僧叔叔這樣的人物故事，這種轉向是如何發生的？

席慕蓉：其實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但我要感謝兩位先生，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的賀希格陶克陶教授，他曾為我的《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寫過序言，把我對蒙古題材的寫作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個人的鄉愁，第二階段是對族群文化的認識，第三階段是更開闊的對大自然的認識。另一位是湖南師範大學的張弛教授，2016年在臺灣東吳大學舉行的“席慕蓉研討會”，他發表過論文，研究我的寫作主題和風格的轉變，我很驚訝他是怎麼看出來的。2019年，臺灣出版了關於我的研究文集，選了他們倆的文章。

我前半生沒有辦法瞭解自己的原鄉，1989年當我46歲第一次回去時，覺得自己已經老了，沒想到此後的30年我還一直在跑。近些年，在我母親的家鄉克什克騰的草原上，我追蹤幾位牧馬人的生活，除了錄音訪問外，還與一位當地的攝影家合作，追拍馬群的家庭生活，從小馬駒出生之後開始記錄。

2019年9月，席慕蓉參加“葉嘉瑩教授歸國執教四十週年暨中華詩教國際學術研討會”。

新京報：你對遊牧民族持續關注數十年，除了血緣因素，它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對你有何特殊吸引力？

席慕蓉：你進去之後就知道，我們上世紀60年代才開始所謂環保運動，而遊牧民族要早幾千年，遊牧民族對大自然最為疼惜，知道如何跟自然和諧相處，裡面的學問深得不得了。不要小看牧民，如果研究牧民跟大自然相處的種種細節，是可以寫出博士論文來的。幾千年來，遊牧民族在那樣脆弱的生態環境裡生活下來，要知道草原不是天生就那麼好的，草原的生產力是靠牧民、牲口和草原的和諧共處才得以維繫和發展，而這些東西是包括我在內的受漢文化教育的人不太瞭解的。不只是東方如此，西方人對歐洲北部遊牧民族文化的瞭解也很有限，把他們放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裡。

如果我們把將生態維護得這麼好的族群視為落伍，認為它在現代文明到來的時候應該消失，那麼，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何為現代文明？在很多人眼裡，它似乎等同於所謂科技文明，好像只有擁有科技文明才有資格活著，難道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不是現代活著的人嗎？我們對“現代文明”的定義不應該太狹隘，如果敢用“現代文明”這四個字，就得對現代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負責任。我很喜歡比爾·蓋茨推行的“大歷史”概念，如果把宇宙的全部歷史濃縮成一天，那麼人類不過是半夜才出來的。從某些角度而言，人類實在是可惡的生靈。以現代文明自居的人類，如果只是把計算機、移動通訊、遠程教育傳給遊牧民族，那對遊牧文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但是，如果到草原上大肆發展工業、農業，毀掉草原的生機，那就與“現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馳。

新京報：你在《獨幕劇》一詩中說，“沒有一塊土地可以讓我們靜靜憩息/當作是心靈的故鄉/這也是我們最深的困惑/整整一生都要在自己的/家園裡扮演著永遠的異鄉人”。你們這一代在臺灣被視作“外省人”，回到內蒙古雖然有大家庭的溫暖和歸屬感，但同時也有著異鄉人的孤獨，你如何處理這種複雜的情感？

席慕蓉：這首詩應該是剛回去的時候寫的，那時候絕對是詩裡所說的這種情緒，但現在已經不是了。剛開始，對原鄉的情感完全控制了我，可是現在我知道自己就是一個現代人類。昨天，一個朋友說蒙古人有很多悲憫之心。我說不對，不只是蒙古人有悲憫之心，是全部人類都有悲憫之心。對現在的我來說，不是國家和民族的疆界沒有了，不是要做世界公民，我認為仍然需要有不同的族群和文化，這樣世界才會有吸引力。如果我把蒙古的英雄敘事長詩寫出來，我會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完整的蒙古人，因為我變成了完整的蒙古人，我才知道其實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我的理解力讓我變得對自己更寬容了。

席慕蓉（2013年，王紀言攝於香港書展）

新京報：你們這代臺灣人都有鄉愁，現在的臺灣年輕人對大陸的情感是怎樣的？

席慕蓉：我不能替別人回答，因為沒有觀察，我只能說說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尤其是女兒）覺得我挺麻煩的，因為經常讀一首詩或聽一首歌就流淚。在他們小時候，有一次帶著他們去買童書，我翻到唐代詩人韋應物的《調笑令·胡馬》：“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那是我第一次讀到這首詞，當時眼淚嘩的就流出來了，兩個孩子回過頭問怎麼回事，說“這是童書，你在哭什麼？”我就給他們看這首詞，我的女兒說“你就是麻煩！”，然後把書放回書架裡，而我的兒子比較貼心，他把那本書拿出來，說“媽媽，我們今天就買這本吧！”

後來我女兒到美國學音樂，她是彈鋼琴的，現在在美國的大學裡教鋼琴演奏。1995年，她剛去的時候，有一次突然半夜打電話給我說，“媽媽，我以前老是看見你聽著唱片流淚，覺得你很麻煩，很無聊，可是我今天知道你為什麼流淚了，因為今晚蒙古族的圖瓦合唱團來我們學校演唱，他們的聲音一出來，我就開始掉眼淚，真是好奇怪。西方的同學也說他們唱得真好，可是隻有我知道歌裡的孤獨與寂寞，好像跟我靠得很近，我知道你為什麼會哭了。”然後她說，“媽媽，你帶我去蒙古吧！”

我的兒子更是，兒子崇拜他的外祖父，外祖父健在的時候，他就去過蒙古國；後來外祖父走了，他特別想念，也跟著我回到內蒙古。所以，你覺得需要擔心嗎？從我自己的兩個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只要時間到了，他們對原鄉的感情自然就會迸發出來。

新京報：讀到你寫的蒙古歌王哈札布的傳奇故事，我特地找來他的音樂聽，雖然聽不懂歌詞，但同樣讓我有流淚的衝動。

席慕蓉：哇，他的長調真是不得了，你會覺得那是從天上來的聲音，長調一定要用蒙語唱，不能翻譯，因為歌都是從母語裡生長出來的。蒙古長調之所以被舉世推崇，不單在於它的美麗和艱難，還在於它能把歌者和聽者都提升到一個美好的高度，這個高度是在一般的生活裡難以達到的，但又是從遠古以來，每個人的生命深處都渴望企及的。能夠聽哈札布覺得感動，我們就是有共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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