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疫情防控形勢好轉，各地餐飲業陸續迎客。近日，山東在全國率先發布分餐制與無接觸供餐省級地方標準。分桌制、分餐制、公筷制的做法得到越來越多父老鄉親的認可。其實，分餐制是昨日黃花今又俏，這一古人的傳統食俗，其存在的時間遠遠超過“會食”的歷史。
在遠古的齊魯大地上，原始部落的先民們在茹毛飲血向刀耕火種的過渡中，沿襲著樸素的分餐方式：氏族內食物公有，食物烹調好後，按人數平分；沒有飯桌，各人拿到飯食後，或站著或坐著吃；飯菜的分配，先是男人，然後是婦女和兒童，多餘的存起來。
這種原始的分餐制，隨著餐具等器物的改進而升級。最初，先民們將有足的飲食器直接放到席上，後來每人面前放一個食案，各吃各的飯菜。據考古學研究，這種方式至遲在龍山文化時期便已出現。考古專家發掘到公元前2500年時的食案實物，雖然木質已經腐朽，但形跡相當清晰。
古代的分餐制在生產力的助推下，逐漸有了階級之間的“禮”。《禮記》記載：“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豆”是一種盛裝食物的容器。當時，分餐制度中所用餐具的多少，需與身份、地位匹配，有鐘鳴鼎食之家，亦有簞食瓢飲之戶。
有些聰明人，則利用分餐制壯大自己的勢力。戰國時，居住在今棗莊滕州一帶的孟嘗君和門客吃夜宵，因為有人遮擋了火光，一位門客認為孟嘗君的食物和自己的不同，於是丟下餐具打算離開。孟嘗君發現後，起身端來飯菜和這位門客比較。門客發現食物是一樣的，大為慚愧，於是橫劍自刎。此後，投奔孟嘗君的門客越來越多。假如大家同桌而食，菜餚同出一盤，就不會發生這樣的誤會了。
在山東多地出土的漢墓壁畫、畫像石和畫像磚上，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飲場面，卻看不到許多人圍坐在一起狼吞虎嚥的場景。在南北朝時，山東郯城人徐孝克在陪侍皇帝宴飲時，並不動筷，可擺在他面前的餚饌卻無端減少了。原來他將食物悄悄藏到懷中，帶回家孝敬老母親去了。皇帝知道後大受感動，下令以後御筵上的食物，凡是擺在徐孝克面前的，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帶回家去。
正是在魏晉南北朝的動盪中，中原地區自殷周以來建立的傳統習俗、生活秩序及與之緊密關聯的禮儀制度，受到一次次強烈衝擊。傳統的席地而坐的姿勢，受到更輕鬆的垂足坐姿的衝擊，這就促進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傢俱的穩定發展，也保證了飲食方式的恆定性。據傢俱史專家們的研究，古代傢俱發展到唐末五代之際，在品種和類型上已基本齊全，這主要指的是高足傢俱，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兩個品類。
有意思的是，古人從分餐制轉變為會食制，尚有一段過渡期。如南唐畫家顧閎中的傳世名作《韓熙載夜宴圖》中，就透露出蛛絲馬跡。《夜宴圖》為一長卷，夜宴部分繪山東青州人韓熙載及其他幾個貴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賞著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們面前擺著幾張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八個盤盞盛著的果品和佳餚。碗邊還放著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內的一套進食具，互不混雜。這說明分餐制的傳統制約力還很強，在會食出現後它還有一定的影響力。
到宋代時，具有現代意義的會食出現在餐廳裡和飯館裡。陸游的《老學庵筆記》說北方民間有紅白喜事會食時，有專人掌筵席禮儀，謂之“白席”。白席人是會食制的產物，他的主要職責是統一食客行動、掌握宴飲速度、維持宴會秩序。現代雖然罕見白席人，但每張桌面上總有東道主一人，他的職掌基本代替了白席人，他要引導食客一起舉筷子，一起將筷子伸向同一個盤子。
擊鐘、列鼎、設豆而食，反映了“分等級，定尊卑”的古代禮制，也客觀上固化了有利於健康衛生的“分餐制”，它們合力構成了中國古代的飲食文化。所以，現在推行分餐制，與其說是學習西方，不如說是中國古代飲食文化的有選擇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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