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旅程，是一趟沒有返程票的歷險。在旅途中將見到什麼樣的風景，和什麼樣的人相遇，都是無法提前預知的。在我20多歲還在學習傳統繪畫的時候，曾經想過我30歲時的繪畫會是什麼樣呢？無法知道。30來歲所做的彩墨實驗與聲音裝置，是20歲時的我不可能想到的。30歲時想過40歲的作品會是什麼樣呢？不知道。因為我根本無法預知我40歲時會寫出一本詩集，並擱置了我從小喜歡並沉浸其中二十餘年的繪畫，義無反顧地跨入到一個我完全陌生的領域——紀錄片的拍攝和製作。一晃又是幾年過去了，先後做出了一部短片和兩部長片，三部新片還在製作中。生命的旅程還在繼續，以後還會與什麼相遇我依然不知道。
第一站：自畫像
記得母親告訴我，我是1960年1月20日夜裡出生的。從未謀面的祖父，請人排了八字，說我缺木和金，於是取名林鑫。我的出生地在西安往北幾十裡外的一座山區小城——銅川。這是一座移民城市，由於50年代國家號召支援大西北建設，一批批來自上海、東北等地的移民來到這座煤城。我父親朱永生，也和他那318個同伴一起，從上海的建築公司來到銅川三里洞煤礦。後來便在通風區做瓦斯檢查員，直到臨退休前去世。母親去世比父親早10個月，也是癌症，是在我剛結婚不久。26歲的我作為家中長子，第一次切身體會到生命的脆弱。
在礦區度過的童年是孤寂的。印象最深的是傍晚趴在家中的窗戶上，可以看到漆水河對岸的醫院，幽暗燈光下閃爍的人影，像鬼魂一樣來回地飄蕩。應該是夏天，發洪水了，聽見有人在喊，渾濁的河水中飄過雜草浮木，一個人被洪水沖走了，不斷被洪水淹沒，又不斷冒出頭來，後來聽說，在下游被救了起來。小時候常常一個人蹲在家門口，注視著山邊飄過的一片片白雲發呆，兩隻老鷹在天空盤旋著，偶爾會俯衝下來，把誰家的小雞叼走了。夏夜裡躺在門前的涼蓆上，凝視著夜空，數星星。也和小夥伴一起去追逐螢火蟲。總是遊行的隊伍，裝甲車，紅旗，工人頭戴柳條帽，手持棍棒、長矛。還記得葛登發當年赤裸著上身，敲一面大鼓的威風形象。不斷灑下的語錄傳單，像雪片一樣飛舞在遊行的隊伍中。武鬥開始了，還有炮聲，我們都離開房子，躲進對面的窯洞，不斷有彈片落在院子裡，有人飛快地跑去撿了回來，摸摸，還是熱的。每個小夥伴都收集了一沓沓語錄傳單，樣板戲是都會唱的，常常拾個破茶缸，點根蠟燭，便是李玉和提著號誌燈的形象了。
那時家裡是貧寒的，常常不夠吃，有一次因為少了兩個饅頭，父親把我和大妹一起痛打了一頓，說：吃就吃了，不能說謊。後來大妹承認是她吃了才罷。父親去世多年後，我和大妹在一起說起此事，大妹說她也沒吃，只是被打得無奈，只好承認了。後來有人說，鄰居有個孩子拿了，這一切都無從考證，只是當年生活的艱辛，被牢牢地記在心上。
最近在山裡拍新片，竟然和40年未見的一年級班主任張淑蘭老師異地相遇，她對我已沒有印象，40年的歲月磨平了記憶，眼前這位發福的慈祥老人和當年美麗清秀的張老師已經找不到多少共同之處了。上學期間印象較深的是學工學農的勞動課，種過苞谷，當過鍛工。初中放暑假則去修公路，後來在搪瓷廠、磚瓦窯幹過臨時工，也挖過防空洞。
小學時常常到礦上的澡堂去洗澡。父親下班的時間，我在入井口等他。看著上罐的人們每個人都是黑色的，只有眼白和牙齒是白的。我無法認出父親，只是呆呆地看著人流不停地從眼前飄過，直到一個黑影走來拉著我，我知道，這是我的父親。這樣的等待有過多次，也深深地記住了這個父親無數次出入的井口。後來我將工人上下罐的鏡頭放在了《三里洞》的片頭。只是現在的拍攝已沒有當年熱鬧喧囂的場面，礦上已經破產了。
印象中總是很少見到父親，偶爾有空會給我們姊妹四個講述《珍珠塔》和《玉蜻蜓》，也會在暗夜裡用低沉的男低音為我們唱《伏爾加河縴夫曲》。他會作曲，最初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作曲家。不知道我和弟弟多年後酷愛音樂，是不是有著父親遺傳的潛在誘因。
記得是一天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來人說父親在井下受傷了，現已送到礦醫院。我陪著母親在空無一人的大路上走了很久才來到醫院。父親虛弱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們進來，微微地點下頭。我第一次看見，一向高大的父親，臉色蒼白無助地躺在那裡。後來知道，瓦斯檢查員一天要跑幾十里路，父親是從來不趴礦車的，那天或許是由於過度疲勞，實在走不動了，第一次趴礦車的父親被壓傷了腳，後來還受了處分。1978年我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便想報名內招下井，作為長子，我沒有理由在家裡吃閒飯。從內心講，也不想下井，也知道井下危險，但看著生活的窘境，心想只要家裡生活能好一些，就下吧。父親說：我在井下幹了一輩子，不讓你下井，哪怕找個臨時工幹。那一刻我明白了父親的愛在深處。後來我離開了煤礦。一個童年的小夥伴，內招下井沒幾天，出了事故，死在井下。
高中畢業後，先在銅川書畫社畫商品畫、肖像和廣告。1980年招到銀行工作至2012年，先後做過宣傳、會計、出納等多個工作崗位。工作之餘，繼續著自己的藝術理想。高中時已認識了由省美協下放到陳爐陶瓷廠的畫家笳詠老師，跟他學習書法、繪畫。也沒有想到多年後，我拍的第一部紀錄片是《陳爐》。接下來的日子，工作，讀夜大，成立畫會。懷著作家、畫家夢想的諸位同仁，當年的海闊天空現在早已被生活的現實所修正，每個人都掙扎在自己的方寸之間，忙碌得無暇他顧。
後來沒想到的是，我大妹的同學成了我的女友，這個從小便時常來我家玩撥絃琴，時不時從我這借走幾本書的小姑娘，此時已婷婷玉立。無奈她父母反對，出於一種更為樸實和經濟的考量，希望能為她找個司機，可以給家裡拉煤。最後我倆選擇了私奔。帶著僅有的少量積蓄，開始了我們的新婚之旅，盡我所能給妻子買了新衣服，也給岳父母買了衣料，以求得他們的寬恕。我只買了一身外套，裡面全是舊的。沒有更多的錢給我的父母買禮物。我想以後回報他們的養育之恩。然而，沒有機會了，這最終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旅行歸來，母親病了，診斷為肝癌晚期，生命不會超過三個月。我和大妹陪著母親到上海就醫。在母親病重期間，她給我講起小時候外祖父給她買青梅的往事。我沿著晨霧，到處去為她尋找青梅。時時刻刻擔心的，是大妹的婚期和母親的忌日重疊。在那段痛苦、絕望和無助的日子裡，我沒有眼淚。送葬的時候，我乾嚎了幾聲，淚落了下來。大妹的婚禮在母親葬禮後的第二天進行。緊接著，臨近退休的父親被診斷為食道癌。在西安、銅川的醫院，陪父親走完了他生命中最後的日子。父親無聲地地走了，二十多歲便來到煤礦，工作了整整一生的父親，臨終前還欠了礦上五百元錢。
父母親的相繼離世，留給我的是巨大的虛空。內心極度虛弱的我，一個人不敢待在家中，常常等妻子下班後才回家。有半年多時間，夜裡天天夢見母親在譴責我。內心最虛弱的時候，連妻子也無法告訴。現在能夠坦然地說出，我的內心已不再虛弱。
父親去世後，小妹頂替招工到三里洞煤礦的選煤樓工作，十多年後礦上破產，買斷了工齡，現在蘇州打工。大妹婚後調回到江蘇太倉老家，弟弟在復旦讀到博士留校任教。姊妹四人，目前只有我繼續生活在銅川，謀生之餘，拍紀錄片。
父親去世兩個月後，也就是1987年1月，我的第一次書畫展在銅川舉辦。兩年後在西安的陝西美術館舉辦了《林鑫現代藝術展》，非樂器演奏的實驗性音樂和繪畫在展廳的地板、牆壁和空間中構成。開展當天，4件作品被勒令撤出。1993年8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個展。接下來的幾年中，沉溺於西方音樂，從格里高利聖詠到馬勒、勳伯格一路聽來。有一段時間，對音樂的投入程度超過了美術。
生活在繼續，每日依然在生存的奔波和精神的流放中度過。藝術理想和現實生活的巨大落差，依然重重地壓在肩上。就在我以為隨著年歲的增長激情不再，稜角已被磨平的時候，一行行詩句不斷地從胸中湧出，帶著難以磨滅的童年、煤礦的記憶以及生命中無法越過的那些時刻。再一次揭開了長久以來壓抑在心靈深處的創痛。半個多月，不分晝夜寫下的100多首詩歌，成為生命的一個驛站，那是2000年的夏天，我剛滿40歲。後來選出119首，出版了詩集《噢！父親——黑色的記憶》。
第二站：紀錄片
《陳爐》
生命中有些東西註定會與你相遇，我拍紀錄片的緣起就是這樣充滿著偶然或者必然的契機。2003年的一次陳爐之行，使從未摸過攝像機的我，在內心的驅動下不顧一切地借了攝像機，試圖用影像記錄下日漸凋零的活化石——千年陶瓷古鎮陳爐。製作中遇到的諸多難對人言的苦澀，使影片幾經周折。妻子看我如此作難，竭力勸我放棄。我坦言道，這是我精神的產兒，即便是遍身血汙，我也希望他能夠出生。
雖然做得如此艱辛，影片卻是唯美的。一個360度的全景，和緊接著數十個陳爐人每人一句話的《自說》，用肖像特寫的方式一氣推出，展示了陳爐人眼中的陳爐興衰和社會變遷。第二段《風骨》，試圖記錄傳統陶瓷製作流程。嚴格按照生產程序，從備料、拉坯、刻花、燒窯、出窯等全過程，一一進行呈現。從備料的泥池裂縫局部特寫畫面中，我看到了中國書法的起源，那一個個形象生動的漢字造型，乃是來自大自然的啟示。伴隨的聲音也都是自然界的風聲、水聲、人聲和各種嘈雜聲。即便是配樂，也都是在現場採集，來自他方的音樂在精神上不屬於這片土地。第三段《風情》則在陶瓷的歷史殘片和當下的荒蕪景觀中展開，再現了這一方水土一方人。那蒼涼的秦腔在黃土高原上回蕩，古鎮隨處可見的罐罐牆被夕陽鍍上一層金色。現在看來，我當初拍片時，依然有著濃郁的藝術情結。一開始便確定了要製作一部實驗性的紀錄片。將文獻、實驗、記錄融為一體。那畢竟是步履蹣跚的第一步。
《三里洞》
這是一部我註定無法坦然面對的影片，因為它深深地根植於我生長於斯的那片黝黑無望的土地。父親過世時我還年輕，帶著無知無畏義無反顧地走向未來，那時還來不及停下匆匆的步履，轉回身面向父輩的命運和生命。等到我自己也做了父親，也為生存不得不作出諸多妥協，並體驗了無數的尷尬和無奈之後，我才一步步體會到父親在面對命運時所表現出的沉默。作為一個晚輩，我試圖瞭解他們的故事，一個個尋找著這些倖存下來並依然生活在這裡的老礦工，聆聽他們被歲月磨平已波瀾不驚的講述，那塵封已久的一段歷史為我打開。
除了13位口述者，另外兩個已故者也在眾人的訴說中浮出水面。開篇的第一個人物早已淹沒在歷史的黑暗深處，假如他不是作為三里洞煤礦第一例死亡事故，給他的同代人留下深刻的記憶，我們可能不知道他曾經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作為大多數已消失的普通礦工一員，他的形象從黑暗和遺忘中復活。影片的最後一個人物，我的父親朱永生，也一樣由他工友們的口述重建。兩個已故者的形象沒有出現在影片中。影片最後是荒草中父母簡陋的墓碑，他們靜靜地長眠在故鄉的土地上。這是一部幾乎完全由口述構建的影片，與之匹配的大量礦區廢墟的空鏡，都是那個時代的寫照。無論是選煤樓、井口、更衣箱、燈房，無一不透出昔日歲月的痕跡和礦工生命的氣息。也是我童年無數次穿過並留下深刻記憶的所在。
作為一個礦工的兒子，我所能做的，就是將這些記錄下來，以此來寄託對父親及其一代人的紀念。葛登發、姚洪昌、王正祥是從小看著我長大的，目前葛登發依然住在廢棄的房子裡蒼老了許多，在影片中時常發出爽朗笑聲的王正祥也已經去世。我姨夫顧龍祥也好久不見了，沈龍根我沒有勇氣再次面對他的目光。儘管有兩代人的共同努力，生命中一些深藏在內心深處的傷痛，依然無法觸摸。
影片中一位老人講到兒子的死亡時用了“病故”這樣一個可以理解的原因，但事實的真相直到幾年後拍攝《同學》時我才偶然得知，他唯一大學畢業在公安局工作的兒子，得知妻子紅杏出牆後，竭力勸阻無效，最後舉槍自盡。我震驚之餘，也明白了他講到晚年時一度說不下去時的悲傷眼神。
幾年前姑夫病重去世前，我去探望。他的兄弟拖著井下工傷造成的殘腿坐在旁邊，兩人相對無言，長時間的沉默。我不知此刻這兩個三里洞的老礦工心裡在想些什麼，只是感到室內空氣壓抑得令人窒息。我走出病房，看到了滿山遍野盛開的黃色油菜花，在陽光下顯現著無限的生機。我想起阿赫瑪託娃悼念帕斯捷爾納克的詩句：“世間所有的鮮花都綻放了/迎來的卻是他個人的死期。”
《同學》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記憶。講完了父輩的故事，接下來講述的是我們自己。這些1978年從三里洞煤礦中學畢業走向社會的同學們，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社會變遷和動盪，每個人的命運也隨著時代的洪流起伏。我和同學中的多數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除個別外，也很少遇見。三十年後我拿起攝像機試圖記錄同學們的生活時，與他們的相遇也是隨機的，滾雪球式的。收集的同學們的電話號碼常常是第三個才能打通，也由此將拍攝的路徑導入完全不同的方向。記錄下每個同學當下一天的生活和其三十年經歷的回顧，我切實感受到的是生存的不易。三十年的歲月滄桑，已將青春的容顏改變。有的同學，見面時我已經無法認出。他們之間生活境況的落差之大，也遠遠超出我的想象。
由於我自身職業的侷限性，拍攝不得不在休息日進行，所以二十多個人物拍下來，時間跨越了四季。原來擔心會不會拍成同學們的星期天，大家都在休息。結果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生存掙扎，雙休日對很多人已成為一種奢侈的想象。
也許我和他們既有同學這樣一種身份又不在他們日常生活圈內的緣故，使他們能夠坦然地向我敞開心扉，傾述出深藏於心底多年的諸多話語和故事。在拍攝中我也多次失去控制，和他們一起流淚。面對強大的充滿張力的生活，我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微弱和無力。
拍攝這部影片最終動搖並改變了我的生存觀念，我不再是一個藝術家了。當我聽到生活艱辛的清潔工最後說出對生活還是滿意的一番話語，徹底顛覆了在這個金錢至上的社會中我們早習以為常的對所謂幸福的定義。每一個個體的生命，都有自身的尊嚴，只是需要我們解除所謂知識的武裝，俯下身去，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生命中沉重的呼吸。
雖然同學們大都是礦工的後代，但大部分已不在礦上工作了，他們的生活領域遍及各個社會層面，也使我的拍攝具有了某種抽樣調查的性質。片中不同段落的人物，會在其他的段落中交叉出現，使相對獨立的章節之間有了呼應。沒有刻意的安排，是生活本身所賦予。我想起了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誡》，但那是劇情片，是提前設計好的。在第六屆中國紀錄片交流週上看到內藤雅行給《同學》撰寫的評語中有“這是一部描寫生存本質的電影”這樣一句話，我才明白了多年來基斯洛夫斯基對我的影響有多麼深，也最終啟示我將始終無法確定的描寫煤城銅川的礦工們及其後代生活的三部作品命名為《生存三部曲》。
生存三部曲中已完成的《三里洞》和《同學》，都是群像式影片，是一群人，一個地域，一個時代的記錄。第三部的主體素材也已拍攝完畢，即將進入後期製作。影片關注的依然是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另一部關於信仰的紀錄片依然在持續地等待中。這些對我的生命來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撐，只能是業餘的。更多時候，我只是一個銀行職員，每天按時打卡上下班，幹些起草文件、支付現金之類的瑣碎雜事，那是我的生存基礎。
第三站：一點雜感
通過幾部紀錄片的製作，我從藝術唯美逐漸向生活本身靠近，最終成為一個寫實的、純粹的生活記錄者。同時將實踐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感想和思考記錄下來，作為對自己的鞭策。
獨立
所謂獨立，主要是人格和精神的完全獨立。無論製作、選片還是批評，不依賴、不臣服於任何強權和壟斷話語。獨立並不意味著你的選擇和判斷是正確的，但畢竟發出的是自己真實的聲音。在這片依然是文化殖民地的土壤裡，真實獨立的聲音，難能可貴。
兩種紀錄片
我所見到的紀錄片大體上有兩種，一種是“專業”的，影像語言無可挑剔，製作也近乎完美，但我感受不到製作者的生命和溫度；另一種是“業餘”的，影像常常顯得粗糙和簡陋，但充滿張力。能強烈地感受到作者的肺腑和呼吸。我顯然更傾心於後者。在看了無數影碟，視覺幾近麻木之後，與這樣的影片相遇，依然如荒漠中遇到的清泉。走向技術的成熟是必然的，但不可以閹割生命的激情為代價。
職業和業餘
當拍攝紀錄片不再成為一種職業而成為一種表達，便擺脫了工業化的製作邏輯，也沒有了依靠它謀生的壓力。在當下中國的獨立記錄片普遍不足以為製作者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依然有一批批的作者不斷地從四面八方的各個角落生長出來，只能證明這是一種來自於生命自身的需要，同時也正是這樣一種力量，成就了這一時期紀錄片的活力。在一個缺乏和拒絕信仰的時代，喧囂浮躁的空氣也不足以將個體的精神和希望全部扼殺。只要我們知道，曾有過特麗莎嬤嬤這樣的人存在，我們的內心便不會感到絕望。“崇高”這個詞也不會從詞典中被徹底抹去。
音樂和聲音
儘管有些人做得很好，我依然排斥在紀錄片中加入音樂，除非那是現場固有的，或來自現場的音樂和歌聲用在片中不同的地方。生活中存在的各種聲音，本身是豐富的，足以支撐起現實的空間，比後期加入的第三方音樂更有說服力。
粗糲和精緻
看到一些製作非常精緻的紀錄片，反倒使我對自己粗糙的影像語言增加了一些信心。記錄片的風格應該和其所拍攝的內容對位。一部描寫上海白領的紀錄片精緻是恰當的，其生活的方式、品位和精緻的風格相吻合；而一部反映黑磚窯童工的紀錄片，粗糲乃是其準確的影像語言，並和其生活的質地相匹配。過度精緻只會削弱這類影片應有的力量。表面粗糙的影像，並不意味著製作者的不經意。儘管每一個鏡頭都經過了精心的剪輯，影片的風格依然可以是粗糙的。
拒絕安排，不耍花招
從《三里洞》到《同學》，我的拍攝基本上採用了一種相對無為的方式，進入是直接的、被動的和隨機的，從不試圖干預和左右事件的進程和發展，只是盡我所能地跟拍。我無法讓生活停下腳步，也沒有權利為影片改變生活的邏輯。在這裡，我是一個嚴格的寫實主義者，對生活的真實抱有敬畏之心，也有著文獻式的企圖。我希望隨機拍攝的同學們的一天，成為當下真實生活的切片。擺拍和介入，不是我的選項。即便是口述部分我也隨其本身所坐的位置，調整我的機器，而不會隨意擺佈人物。他出現在自己的生活空間，和其周圍的環境自相適應。拍攝中我也儘可能迴避訪談式的問答，而由人物陳述出他的世界，我只在剪輯時加以濃縮。製作中力求簡單有效，沒有聰明和技巧，不耍花招。
需要花朵，也需要荊棘
如果世界上到處都盛開著牡丹，那是令人絕望的。我們不僅需要牡丹玫瑰，需要山花野草，也需要荊棘。自然的博大，容得下各種植物的生長。希望看到更多不同的紀錄片，帶給我們共生的喜悅。
生活大於事件
無論事件如何重要，也只能是生活之一維，不管是政治的，還是其他的，都不能取代生活本身。著眼於局部不及其餘的孤立審視，會使記錄下來的影像顯得突兀。我將努力地把獲取的題材融匯到生活的海洋之中。如果能退後一步觀察，一朵白雲，一片樹葉，無不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喜歡的片子
曾一度沉迷於塔爾科夫斯基，其有限的幾部作品，帶我進入了一個澄明高遠的境地。特別是那本《雕刻時光》，更是細細地閱讀了無數遍，諸多字句刻入肺腑，給人以力量和信心。但我也漸漸地感到，塔爾科夫斯基的高貴，有著俄羅斯思想的深厚積澱，與我們當下的生存現實有著十分遙遠的距離。而基斯洛夫斯基則有著和我們相同的生存困境和內心創痛。從《十誡》、《維羅妮卡的雙重生命》到《藍白紅》，儘管已多次看過，每次重讀都依然感受到刻骨銘心的刺痛。那種常常身處兩難境地的尷尬和無奈，乃是我們每一天生活的真實寫照，儘管他刻意剔除了一些日常生活的細節，但那種面對生存的掙扎，與每個個體的生命息息相通。十分喜愛基斯洛夫斯基的影片，在反覆地重讀之後，感覺到哪些美得令人心碎的畫面，依然給殘酷的現實蒙上了一層溫煦的外衣。而這樣的一種美，只能是一種精神的慰藉，現實中卻很難見到。於是我和法斯賓德再次相遇，那種徹底的，將殘酷的生活赤裸裸地呈現在你面前的影像，沒有委婉和修飾。在那些類似舞臺劇的清冷燈光下，生活的戲劇為你展開，尖銳得如同外科醫生的手術刀，在心臟上劃過。曾經不太喜歡的法斯賓德，此時和我拉近了距離，因為他的生活和影片是合一的。直接、尖銳、殘酷，沒有溫馨的慰藉，沒有虛偽的裝飾。在一口氣看完他一系列的影片之後，是長時間的無語和沉默。
生命不能持久，藝術不能持久
“生命不能持久，藝術不能持久。”當年我讀到伊娃·赫西的這句話時，還很年輕，依然滿懷著藝術的夢想和期望。她帶給我的震驚，在多年以後，也依然能感受到當初心中掠過的那一絲悲涼。她虛弱的生命和那些脆弱的作品，始終記在心上。我已經活過了她34歲的生命，也活過了我母親46歲的生命。依然在前行。只是拋棄了當年的藝術理想，兩隻腳更加堅實地踏在地上。
敬請期待近日紀錄片導演林鑫的訪談。
文字：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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