勐海茶廠原廠長唐慶陽先生1944年發表的《雲南之沱茶》可能是最早專門論及下關沱茶的文獻。文中認為沱茶之名緣於“暢銷沱江敘府一帶”。
下關茶廠在1981年第5期《茶業通報》發表的文章中，支持唐的上述觀點；並進一步有趣地指出：雖然都由普洱緊團茶形制演變而成，沱茶之所以後來發展成“窩窩頭”狀（或稱碗臼狀）而不是如藏銷緊茶般的“把手狀”，是因為有利於在“窩窩”裡藏入鴉片運銷四川等地。
但在20世紀20年代的雲南地方文獻中，“沱茶”還只是“它茶”。
在下關沱茶始作俑者之一的“永昌祥”商號以及其他眾多商號20世紀20年代的商函中，“紗”的單位通常寫作“它”，“絲”的單位一般計為“包”。
《說文解字》載：“它，象形字，蛇的本字，蛇，蟲也。從蟲而長，象冤曲垂尾形。”“它”在舊時也寫作“佗”（tuo音），形近而通假；而“佗”的本意為負荷，通“馱”。因此可以大膽地推斷，“它茶”的使用，一則緣於其形制類似於紗團，一則緣於人挑馬馱的運輸方式，一則緣於計賬時的便利。
直到20世紀40年代初，另一個沱茶的創始人之一“茂恆”商號的臺賬中，“馱”“它”之間還是混用狀態。
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諸多商號臺賬和商函中“紗”的單位多改用“包”“擔”“箱”“馱”等，幾乎不見“它”；而可能在更早的30年代，“它茶”已經正式寫作“沱茶”了。
從“它”到“沱”的簡單過程，卻承載著下關沱茶從形制、運輸到銷地等方面沉甸甸的歷史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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