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篇一开始就直接摆明了观点，短短两句话道出了春秋战国大国崛起衰颓之因，警醒世人。
《有度》的篇名也由此而来，度即法度，有度就是国有常法，而非随人事而变。当时的社会，一国兴、一国败如同宿命一般，春秋五霸犹如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台。齐因桓公而强，楚因庄王而霸，一旦人事不再，君王撒手人寰，国家就逐渐衰颓。这种世事无常，循环往复的情况使得韩非子等当时一批杰出思想家不断地去探索原因，找到解决方法。
而韩非子给出的方案是使国有常法，君王执之，以治国。让常法治国，使国恒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韩非子毕竟生活在一个世卿世禄的时代，他的法治观念还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自然法的意义。韩非子的法治是在君王执掌的基础上，以君王为主所构建的一套治理国家的体系。法治的对象并没有包括君王，也就是说管不到君主身上。
君王以常法治国，去私而就公，这个国家才能兴盛。因为有了常法、公法，君王如果能明白是非，以法度来衡量一切，而非个人好恶，那么选贤举能，明辨忠奸就可以实现了。这就是韩非子在《有度》中让君王以法度为准绳的原因。不管是选拔还是赏罚都由相应的法度、规矩来衡量、实行，这样既能杜绝私人请托，权奸当道，也能使忠臣、贤能得以进步。凭借个人智慧和能力的君王终究是斗不过那些奸佞小人的，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但是如果有了一套恒定的法度，君王据此行事，凌驾群臣之上，秉公办事，君王的用人处事才会进退得当，游刃有余。
韩非子的想法就是把整个国家当做一台法治机器，由君王操控，把一切不符合国家运转的变量全部剪除，例如结党营私、勾结外敌等。整个国家除了法度以外，没有任何变因，上下一心，那么它的发展将是极为可怕的。韩非子的这套设想在秦国经商鞅变法形成的耕战、军功系统的基础上，得以被秦始皇实现，将整个战国末期的混乱局势一扫而空，统一天下。
对于秦国而言，地处偏远，资源不足，国家有限的资源必须尽最大的作用。因此，只有形成一台机器，让每个人都成为其中一个零件，不偏不倚，才能让整个国家的力量最大化。
除了对君王执法的要求，韩非子也给国家贤臣制定了标准。所谓贤臣一切都以君王为尊，听之任之，不敢存半分二心，奉行公法，一心一意的等待君王的任用。先不论其正确与否，我们仅从标准来看，韩非子的想法就是为君王找到一群工作机器，让君王依照法度，给与任用，治理国家。他不希望臣子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因为臣子如果具有太多的自主意识，就容易对君王权力造成威胁。但是这种完全把臣子与君王对立起来的思想是有失偏颇的，君圣臣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不是坏事。不过，在韩非子设想里，君王只要依照法度治理天下就够了。
《有度》这篇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堪称中国法治史上的一次伟大变化。春秋战国以前，贵族政治讲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韩非子的伟大创举就是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思想。这种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思想尽管在实行起来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但是这种精神仍然是一次伟大的突破。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韩非子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君主的统治。所谓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如说在君王至高权威面前无论高官还是平民都一样。而法律就是君王手里最强大的武器，也是将他与臣民区别开来的至高权威。君王一视同仁，将赏罚权柄适用在无论贵贱的被统治者身上，只有这样，对百姓的规范，对臣子的赏罚才能有一个恒定合理的常法。
总而言之，韩非子的《有度》就是希望制定出一种常法，由君主掌握，对臣民一视同仁，用常法去治理这个国家，而不是凭个人意愿。而且常法必须被严格遵守，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对君王权威的侵害，让整个国家有序地按照常法运转下去。这样的设想其实也带有道家的影子，用“道”这样的至高铁律来运转一切，排除人类种种情感，韩非子将这么一种由天道运转世界的思想具体运用到人类国家治理中，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问题，人类毕竟不同于没有感情思维的石头，韩非子想要铲除所有人的感情，只有用更加残酷的严刑峻法，而秦二世而亡的事实就摆在眼前，这种抛开人事谈发展的思路注定了失败。不近人情的残酷法治与过于强调人情的人治都有着各自的弊端，如何才能在其中寻找到一个平衡，让国家治理更加完善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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