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著，每一天感受著所有的細節和瑣碎，並且嘗試將它們置於欣賞的位置。
——日本攝影家山本昌南
1
幾年前，我的右臂接近肘關節的某個地方就開始隱隱作痛，肌肉酸脹，左臂卻無異常。一直沒有多想，其實想了下，原因也相當明瞭。
右邊的手動的多，手帶動右臂的下半部分，活動的時候它也處於無法鬆弛的狀態。我很悲哀的發現，除了睡覺，其他時間它再也不會休息了，即使手是靜止的，手臂是自然下垂的，那裡也是緊繃的，不能全然懈怠，而是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的嚴陣以待狀態。愛因斯坦曾說，好的專家只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我的右臂只是一個工具，一個用來幹活的機械臂，它的主人或許也只是一個工具人，一個兢兢業業的工具人。
一件事在初始階段，倘若人被告知了其結果，是不會寄託太多情感的，過程或跌宕或順遂，結局還是一樣。生活就不一樣了，即使它是重複的、蒼白的，也好像每天都期待著發生點什麼，遇到點什麼，哪怕結局和昨天一樣——這一天結束的時候，躺在床上，發現沒有什麼特別的，還是幹了一些活，走了一些路，講了一些話，吃了一些飯，自己又老了一些，而已。
似乎每天都在被生活攆著走，停不下來的節奏，排遣不完的焦慮……唯獨沒有花不完的錢，聽我妹說，一杯奶茶都漲到30塊了，還好我不喝。這種略帶頹廢的喟嘆越來越充斥在生活中。小確幸是什麼？確定了不就沒有期待了麼？還會幸福麼？小確喪吧。
小確喪是每天自黑的原料來源，那些很火的脫口秀也盯住了社會焦慮，演員們也都擅長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個底層的小人物，即使自己已經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人士了，卻還要講述著或真實或編纂的碎片化段子。用示弱、賣慘引發共情，用糗事、自嘲麻痺焦慮，取悅觀眾。誠然，這與毒雞湯無異，也提供不了任何有價值的解決方案，但至少能博君一笑，讓觀眾與達不到的“優秀”暫時和解，甚至心生優越感，哪怕是錯覺：我還沒那麼差。
有一個朋友放假在家晚起了，就被家人教訓了，說她懶惰，不勤快，這麼大年紀還不趕緊找個人好好過日子。瑣事的爭吵實際是觀念上的鴻溝，分不清孰是孰非。習慣早起，深信“早起的鳥兒有蟲子吃”，哪怕是假期，也無法容忍肉體對那張又軟又香的床的留戀，哪怕無事可做，也要找點事做。
知乎上有很多類似的討論：“窮人家的孩子不能擁有娛樂/不配旅遊麼……”有時或許與貧富無關，就是不能閒下來，不能無所事事，不能放空一下子，因為：不配、不敢。一系列的表徵隱含著相似的集體心理——擔憂：對自己、對周圍人、對未來，對一切的無限擔憂，只是嘴上不講。
2
過日子，日子是用來“過”的，什麼年紀就幹什麼年紀的事情，這就對了。超過了憧憬愛情的年紀，即使沒有遇到相契的靈魂，也該結婚了，即使是匆忙地將自己或兒女交付於一種達成默契的倫理關係裡。在“過日子”這條真理面前，其他邏輯都是謬論。
在我們的傳統語境裡，生活就是“過日子”，這是好的情況，日子不好了，就是“熬”，日子太多了，就是“打發”，一年的日子終於過完了，一場盛大的儀式——“過年”也如期而至了，吃完年夜飯，在“難忘今宵”的曲子裡困得睜不開眼，一樁任務也完成了。
過日子沒什麼不對，就像那個記者問放羊娃，放羊是為了什麼，他說為了賣錢，賣錢是為了什麼，為了娶老婆，娶老婆是為了什麼，為了生兒子，生兒子又是為了什麼，為了放羊。說到底，是為了羊？放羊是一種任務，過日子似乎也是一種任務。
生下來，讀書、結婚、工作、生子、年老、壽終正寢，不也是這麼一個類似放羊的循環麼？其中的各個環節都不能出岔子，該做的做了，任務也完成了，責任也盡到了，人生也圓滿了，老的時候就可以兒孫繞膝、盡享天倫之樂了。在道義上、在輿論裡，這樣的人是沒有汙點的，你“挑不出毛病”。在這個過日子過好了的基礎上，再來談什麼追求自由和人生理想，其實很多“人生理想”都在從出生到死亡安身立命的過程中附帶實現了，這似乎也是最明智最穩妥的活法。
我們講求中庸之道，順應天命，馬馬虎虎，大概就這樣，差不多就好，被動地承受歲月的輪迴，“得過且過”是生存智慧，還是無奈消極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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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看過費孝通的文章《為什麼中國人既不痛快地活，又不爽快地死？》，可能內容有些五四運動那代文人的偏激，但有些段落還是引人深思：
“Enjoy life一句（在中文）是譯不出的，也不易為中國人所瞭解的。我們是老和尚在古廟裡暮色沉沉中撞著銅綠的晚鐘，他怎能夢想有少女們在紅日初升晨曦繚亂裡放聲髙歌？在她們人生是個難得的機會……“過日子”的生活態度若是細細加以分析，實在既不是厭惡人生，甚至也不能說對人生取什麼消極的反應。若是一個人覺得人生是個痛苦，他若不喜歡痛苦和不相信痛苦是得到快樂的手段時，人生對他也就失去了引誘，於是假若他有一些勇氣的話，自不能不直截了當地捨棄這個累贅了……年來了就過年；節到了就過節；孩子生出了，就養孩子；官運來了，就做官。既不積極地求，卻又不消極地避，一切都接受。要是來得好，是這樣；來得不好，也是這樣。生也如此，死也如此。我們可以為自己預備壽材，為自己選定墓地；我們可以看孩子們不斷入世，弄到窮無立錐之地，既無柏拉圖之理想國，亦無但丁的地獄，有的是一堆過不完的日子，一年一節地度過去，自己辭世了，兒子們隨著再過。“逝者如斯，不捨晝夜”……朋友！生命不應叫歲月來消磨，是要我們去消受的呀。我們錯失了這稀有的機會，哪裡可以再求，快樂即使有代價，這代價也是值得付的，何況我們每個人都有著豐富的本錢。”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一輩子並沒有想的那般漫長，人也各有各的活法：痛快地活、溫吞地活、清晰地活，模糊地活……“好死”和“賴活”也難分高下。
這次肆虐全球的疫情，無疑是一個微妙的轉捩點。原來習慣了的“正常”生活，並非常態，而是一種難得的“幸運”，一些“歲月靜好”時被奉為圭臬的觀念也開始搖擺。在疫情中，亞洲國家基本採取了“科技防疫”，掌控手機數據進行疫情追蹤就是一種手段；西方國家則普遍關注個人數據洩露造成的隱私權被侵犯及信息濫用問題。
隱私和安全，自由和生命，該為哪方辯護？有人說：特殊時期還是先保命，命都沒了，其他枉談。甚至有人調侃：西方人民不缺蘇格拉底，西方人民缺口罩。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真的有人為了自由可以拋棄生命，而多數人都是隨遇而安地過著自己的小日子，只是，連一向善於苦中作樂的汪曾祺，也在《隨遇而安》的結尾坦承：隨遇而安不是一種好的心態。我們的日子在某種意義上，也過得越來越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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