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地區所見北魏牽駝胡人形象，是當時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通過仔細觀察其著裝、帽飾和麵部輪廓等外在特徵，結合史書中的記載，推測在北魏平城時代，這些牽駝而來的西域胡人應當是龜茲人，反映了當時平城與龜茲的文化交流。
大同地區北魏墓葬中出土的胡人牽駝俑和胡人牽駝壁畫，是當時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這些牽駝胡人的著裝、帽飾和麵部輪廓等外在特徵，與習見的胡人形象有所不同。
▲ 胡人牽駱駝 司馬金龍墓
就目前已發表的資料來看，大同地區所見牽駝胡人形象，主要有3處。司馬金龍墓出土一組胡人牽駝俑，胡人圓眼高鼻，頭戴尖圓頂帽，身著圓領窄袖長袍，側擺開衩。下著褲，褲口束於長靴內，腰繫紅帶。頭部後仰，右手平舉作牽引狀，側身仰視駱駝。
大同縣陳莊北魏墓出土1件胡俑，僅存上半身，殘高8.2釐米，最寬5.7釐米。頭戴方圓頂帽，身著右衽交領窄袖紅色上衣。頭部後仰，深目高鼻。其形態和姿勢，與司馬金龍墓出土胡俑如出一轍，結合墓中伴出的陶駱駝(殘長13.3釐米，殘高12.3釐米)，可以判定這件陶俑也應為一件牽駝胡人俑。
文瀛路壁畫墓北側棺床立面繪製胡人牽駝的形象。胡人深目高鼻、捲髮，身著圓領窄袖長袍，腰束帶，下著長褲，足蹬長靴，右手舉鞭，左手執韁側身回首，牽一頭雙峰駱駝。
▲ 第14窟馬壁龍王本生壁畫
在《魏書》和《北史》的記載中，當時產駱駝的西域國家有龜茲、于闐、焉耆、迷密、波斯、吐呼羅、副貨、嚈噠、康國等。北魏定都平城的近百年裡，這些國家大多遣使至平城，向北魏王朝進貢。但明確指明進貢駱駝的，一為“(太和二年)秋七月戊辰，龜茲國遣使獻名駝七十頭”，一為“(太和二年)九月丙辰，曲赦京師，龜茲國遣使獻大馬、名駝、珍寶甚眾”。而除此之外，關於駱駝的進貢，僅見迷密國於正平元年(451年)“遣使獻一峰黑橐駝”。這種記錄的指向性，說明龜茲應為當時向平城進貢駱駝最多或最主要的國家。
《魏書》記載中，龜茲共遣使於平城10次。除了其進貢駱駝的記載，還提到“世祖(拓跋燾，筆者注)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呂)光至龜茲，王帛純拒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等。由此看來，龜茲盛產駱駝，且在北魏時期向中原大量輸入，是確定無疑的。
縱觀大同地區所見北魏時期牽駝胡人的形象，多頭戴尖頂圓帽，身著窄袖長袍，腰束帶，下身穿長褲長靴，頭部後仰看向駱駝。胡人所戴小帽，帽沿處有一圈裝飾，似表現帽沿翻折後的紋理，形制與北魏墓葬中常見的人物俑和胡俑所戴帽子差異較大。
在克孜爾石窟第14窟主室券頂東側壁菱形格本生畫馬壁龍王本生故事、第17 窟主室券頂東側壁菱形本生畫薩博迦燃臂當炬本生故事和第38窟主室券頂東側壁菱形格本生畫薩博燃臂本生特寫中，可以看到與此衣著、帽飾相似的人物形象，對於帽沿翻折的表現也如出一轍。克孜爾石窟第14、17、38窟的年代，在385±62—465±65年，下限在6世紀前期，與北魏平城時代相當，反映了其共通性。
▲ 第17窟薩博迦燃臂當炬本生壁畫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陳莊北魏墓出土的胡人俑和文瀛路壁畫墓所見胡人形象，額頭處可以明顯地看出其扁平的形態，而同墓出土的其他人物俑額頭均飽滿圓潤，這應當是工匠製作時有意為之。額頭扁平的形態，與克孜爾石窟第 14窟和第38窟所見龜茲人頭部特徵一致，當是龜茲人“以木押頭”習俗的體現。
《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條：“其俗生兒以木押頭取扁，欲其匾㔸也”，明確記載龜茲國有對幼兒“以木押頭”的習俗，目的是為了“取扁”。《新唐書·西域傳》也載：“龜茲，產子以木壓首。”蘇巴什佛寺西寺遺址中部佛塔之下的墓葬中發現的女性頭骨，額部和枕部明顯斜扁平，有著明顯的人工改形特徵，證實了龜茲人頭部變形的習俗。
由此看來，大同地區所見牽駝胡人的國別，當是龜茲國人。從龜茲到平城， 相去一萬二百八十里，龜茲人翻越千山萬水，攜帶駱駝而來，向北魏王朝進貢。這一場景被記錄在史書、陶俑和壁畫中，成為兩地交流的見證。平城墓葬中出土的胡人牽駝俑和壁畫，其服飾、帽飾和麵部形態，都生動刻畫了當時龜茲人的形象，印證了龜茲進貢駱駝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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