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和商家之间的佣金平衡被疫情打破，无法靠外卖维持日常经营的餐饮商家，纷纷要求美团和饿了么降低佣金，要求美团放开独家条款限制的呼声也不断强烈
外卖是疫情期间餐饮商家的救星吗？在餐饮商家看来并非如此。4月10日，广东餐饮行业联合发起迄今为止对美团最大规模的“讨伐“，要求美团降低佣金，并解除和商家的独家条款、允许商家多平台接单。
广东餐饮协会称近期陆续收到几百家餐饮企业针对美团外卖的各类投诉，曾于3月10日提出交涉无果，本次交涉再次向美团提出上述两点要求。
广东的餐饮行业历来是全国餐饮行业风向标，餐厅多、竞争激烈。据2019年12月美团发布的《中国外卖产业调查研究报告》报告，广东省是国内外卖消费第一大省，且领先优势明显。
这不是外卖平台第一次收到餐饮行业的联合“声讨”：2月18日，重庆市工商联餐饮商会1987家企业联合发出公函，呼吁美团点评、饿了么等平台公司减免佣金。此后，河北、云南、山东等多省餐饮协会也陆续发声，要求外卖平台降佣金并提供扶持措施。
广东餐饮协会指出，美团高佣金和和独家条款此前已存在，广大餐饮企业一直以来对此并未十分在意，直至疫情期间，美团外卖仍未有实质性改变，餐饮企业的不满甚至愤怒情绪由此而生。
餐饮行业在新冠疫情中遭严重打击，需求全面萎缩，仅有少量来自外卖订单。北京花家怡园创始人告诉财新记者3月18日开始恢复堂食，做外卖也比以前差了三分之二。乐凯撒CEO陈宁则称，疫情期间整体营业额下降7成，其中门店最高时下降九成，外卖最高也下降了一半。陈宁判断，因疫情好转带来的这波反弹已经到了高点，但如果未来疫情反复：“可能四五六月还会很难过”。
餐饮行业整体过冬，希望外卖平台“同甘共苦”从呼吁逐步变为声讨。
高佣金之困
美团和饿了么都针对中小商家和品牌商家采取不同的抽佣策略。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高佣金的主要是对外卖平台流量依赖比较大的中小商家，抽点在20%以上有的甚至高于25%。拥有门店流量的品牌商家对外卖平台的议价能力稍强，佣金多数低于18%，有些还延续几年前的佣金水平。
美团疫情期间开辟的“商家入驻绿色通道”宣传手册中，资费查询显示各地佣金费率有较大区别。财新记者整理发现，对外卖平台发起联名抗议的省份，除了是外卖大省，同样也是佣金水平整体较高的省份。外卖消费排名靠的省份中，山东、四川、河南、广东、江苏等省份整体佣金水平较高。其中在平台配送模式下，广东中山市佣金3%-28%，洛阳和连云港3%-30%，四川乐山、自贡的抽佣高达18%-35%。
“2019年我们的佣金涨幅比较大，随着平台流量越来越大，企业对平台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平台对于佣金的涨幅还是比较强势的”，一位大型连锁餐饮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他指出，在美团上调佣金后没几日，饿了么也随即上调了佣金，两家平台佣金水平相近。
3月30日美团发布2019年财报，全年盈利22亿元。过去三年，美团外卖业务的变现率（收入/交易额）从8%上涨到14%，毛利从8.1%提升到18.7%，毛利率上升一方面来自广告营销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佣金收入增多。
外卖佣金收入的增加的同时，骑手费用同比增加，目前已占据外卖佣金收入的8成。2019年美团外卖全年佣金收入为496.5亿，同期补贴骑手约410亿。
高佣金很多时候也伴随排他性独家协议。所谓排他性独家协议是指如果商家想要多平台上线，就需要承担更高的佣金，违反独家协议则可能面临下架。
过去两年，外卖平台对独家商户的争夺从未停止。在不同区域市场，占据市场优势的互联网平台常使用独家策略来巩固市场份额。一位北京地区的饿了么代理商告诉财新记者，如果在一个城市的市场份额占明显优势，饿了么就会采取独家策略。
作为多边撮合交易平台，外卖平台上的参与方主要为商户、骑手和用户。早期为了扩大市场，外卖平台对三方同时补贴。外卖平台陆续整合仅剩美团和阿里饿了么两家竞争后，两家均采取了向商家收费的盈利模式，此外补贴骑手和用户以巩固“网络效应”。市占率更低的饿了么主动给商家更多优惠和更低佣金。
面对饿了么竞争，美团在变现和稳固市占率上艰难平衡。
突来的疫情打断了美团的盈利计划。美团CFO陈少晖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疫情下餐饮外卖、到店、酒旅和新业务均面临巨大挑战，预计一季度收入将录得同比负增长及经营亏损。如疫情持续，未来几个季度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商家不高兴，平台也不舒服，问题出在哪里？”饿了么总裁王磊在2019年底的一次公开发言，显示出正面临与美团类似的困境。据他介绍，过去一段时间外卖行业增速在整体下滑，从2018年上半年90%的增速降到了今年的30%左右，团购已经数年不增长，“整个行业的红利在逐步消减”。
目前，美团佣金方面则退还部分佣金到商家的美团营销专用账户。饿了么则称佣金将比行业低1%-3%。在两平台都上线的品牌连锁商户指出目前均未获得实质性佣金减免：“需要反复跟平台方沟通，谈下来并不容易”。
“二选一”的垄断争议
佣金减免没有落地，美团也未对“解除独家条款”的呼声作出回应，
外卖代运营公司“外卖玩家”CEO于韬告诉财新记者，佣金过高和“逼独”的问题往往出现在代理商城市：“代理商合约期只有一两年，前期的推广成本和骑手工资都需要代理商承担，为了不给他人做嫁衣，代理商城市往往会设更高的佣金，不惜杀鸡取卵”。
平台订单下滑，餐饮商家希望平台能放开限制，允许多平台接单：“若多一家外卖平台帮助餐饮企业推广外卖，则餐饮企业将会多一条活路“，广东餐饮行业的联合交涉函写到。
如两次交涉均未果，广东餐饮行业表示不排除走法律渠道维护权益：“疫情之下，美团依旧强势要求餐饮商家做“独家经营”，否则就强制注销、下架门店，这既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关于禁止排除竞争的相关规定、以及4月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反垄断执法的公告》要求 ”。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4月5日的公告中，要求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妨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垄断行为，加大对有利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政策措施的支持力度，指导政策制定机关科学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对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不严重，且有助于实现扶贫开发、救灾救助等社会保障目的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措施，应明确实施期限。
此前已有美团代理商受到反垄断处罚，但目前尚没有对美团的直接处罚。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2019年3月20日，因涉嫌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美团外卖在当地的代理商强迫商家“二选一”当事人进行处罚，罚金高达25万元罚款，并且“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2019年6月，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显示，美团当地代理商因利用技术手段对商户交易行为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而被立案调查，最终作出1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表示，判断美团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必须经过充分的事实调查：“独家条款原则上是商户经营自主权的体现，法律也是默认允许，但对于独家条款是否触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需要经过相应认定程序并进行竞争效果评估”。
她强调，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执法门槛非常高，周期也很长，寄希望于反垄断法维护疫情期间的商户权益存在困难。
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也认为，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判定平台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存在困难，需要经过复杂的事实认定：“我们日常生活中讨论的垄断和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有一定差距。
刘晓春指出，疫情加剧中小商家经营困难，他们也是复工的主要承担者，从基本价值判断上应当扶持中小企业。“外卖平台主要从事撮合交易、是提供交易信息的中介，但平台也通过控制排名等方式对平台上的曝光度和用户行为引导，扮演着协调者和控制着的角色，因此平台地位相对强势”。
她认为，从解决问题的思路出发，更有建设性的做法还是平台和商户坐下来谈一谈，有必要的时候政府出面进行调停。
许可则建议商家可以跳出反垄断法的框架寻找法律支持，因为疫情，原本商家和平台之间达成佣金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他建议商家根据不可抗力条款和情势变更，与平台重新商议佣金和相关优惠条款，从这个角度餐饮商家的诉求相对容易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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