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先立筹安会，刘师培以儒教为经师迎衍圣公孔令贻入京。严复以通西学为人望，二人都是筹安会六成员中的重要人物，却又是大学者，而其中，“不幸短命死矣”的刘申叔（名师培，又名光汉）可说是极重要的一位，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与他同时代，还比他大两三岁的孤桐老人，一直活到七十年代前期，比他多活了五十五年，严复逝世于民国十年，也活了六十八岁。寿夭之差，实在使人吃惊，但他虽只活了三十六岁，却留下了的六十种著作，真有些令人不可思议了。
刘氏生于光绪十年，即公元一八八四年，是戴东原学派的传人刘孟瞻的曾孙，其家学源渊，流传有自。刘在清代末年，以举人保荐知府，任学部谘议官，但那时他主要的是以“刘光汉”的名字和章绛（章太炎先生）、黄节、陈去病等在上海倡办“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刘的大作《攘论》、《中国民族志》，均系鼓吹革命、传诵一时的名文。其后亡命日本，娶了风流一时的名交际花何震为妻，不久便回国入端方之幕，作了出卖志士的鹰犬，辛亥之后，差点送了命，多亏太炎先生“若杀叶德辉与刘光汉，则中国读书种子绝矣”的一封电报，才救了他的命，并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文科讲学，却不料他在讲学之外，又为袁世凯所收罗，官封“上大夫”，最后成为筹安会的六员大将之一，帮着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这些经历，各种书籍中多有介绍，也不必细说了。
杨度，与刘师培等人成立筹安会
汪东《寄庵随笔》记章太炎讲“庄子”时，说到刘氏云：
太炎先生以亭林自况，居东瀛时……并时称淹贯博通，相为师友者，则仪征刘申叔。申叔袭父祖遗业，著述之富，过于太炎，然精核或远逊。章、刘同僦一舍，刘妻与表弟汪某昵，申叔不察，太炎先生阴规戒之，遂有违言。……申叔擅经术，兼综今、古文家之学，疏释疑滞，涣若冰解，小学则非其所长。尤拙于书，笔画欹斜，类小儿初习学者，其妻訾之，申叔不服，曰：我书佳处，唯太炎知耳。妻问果佳否，先生诡答曰佳。复问学何种书，曰：俗人不晓，此乃《比干剖心碑》也。
汪氏当时也在日本，所记是可补充前面之不足。
综观刘氏一生，正像他自己临去世时对黄侃所说的一样，“一生当论学而不问政”。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学人，而却又是一个贪图名利玩政治火把的政治投机家。在后一点上，比起他同时的一些“巧宦”来，那真是其笨如牛。而其等身的著作，却是他同时的其他人一般都比不上的。他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旁及释、道经典，几乎没有一门不精通。家居时手不释书，专心致志，常常到了如醉如痴的出神境界。在北京有一个时期住在西单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中，这是北京的老式公寓，每月房钱、饭钱一起包算，共计若干元，单身汉住着十分方便。刘住在公寓中，除去看书之外，别无一事，有一次当时教育部司长易克臬去看他，见他正一面看书，一面蘸白糖吃馒头，而白糖碟子放在一边动也未动，他却把馒头伸在掀开着的墨盒中蘸着墨吃得十分香甜。这事后来虽然传为笑谈，但也没有人不佩服他的治学之专了。
他的著作在他生前刊行的并不多，如《国学发微》、《左盦文集》、《读左劄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数种。他去世后近十年，他的生前好友，曾在二十年代出任过天津市长的山西人南桂馨氏，广泛征集他的遗著，捐资十万元为其次第刊印，并委托郑友渔整理校勘。其目录极为丰富，内容也极广泛，范围所及有《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周书》、《尔雅》、《小学》、《国语》、《管子》、《穆天子传》、《晏子春秋》、《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贾子》、《白虎通义》、《杨子》、道教、两汉、敦煌石室、《楚辞》等……
此外，还有在北大文科时所编的经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伦理学、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民俗志、中国民约精义等教科书及讲义，虽然有不少原稿均属未完之作，但大多数还都是完整的，在其短短的生命史中，完成这许多著述，实在是不寻常了，而且这还不是全部著述，如其重要著作《左传疏证》稿本，早在四川时，就已散失了。
湖北蕲春人黄侃氏，在他临去世时拜他为师，以其同事而甘心执弟子礼列入门墙，亦可见其在当时学人中的影响，他的诗也颇豪放，有一首《书杨雄传后》五古，其结尾四句道：“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吊古空踌躇。”今天谈论他，也有些“空踌躇”之感了。
黄侃
刘师培的夫人名何震，对刘影响很大。他的仪征同乡严伟写过一本《心太平斋笔记》，对他很不客气，特将此书内容写文，介绍于后，作为本文的附录。
附录：
《心太平斋笔记》
《心太平斋笔记》一卷，仪征严伟著。收在《无闷堂丛书》中。严伟字觉之，清末在东北做官，光绪三十三年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并裁吉林、黑龙江将军，改置奉、吉、黑三巡抚，徐世昌授钦差大臣，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做奉天巡抚，严伟入巡抚衙门做幕僚。其宦游足迹，亦曾到陕西同州府，府治即陕西大荔，管朝邑、郃阳、韩城等县。辛亥后，回北京，住太平街。不久，到南京，入江苏都督程德全（字雪楼）幕。癸丑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任无锡县知事，无锡是苏南剧邑，严伟十分能干，颇能应付。后又任其他重要县份的知事。《心太平斋笔记》，是他薄薄的一册杂记，书前有无锡钱基厚的序，写于辛酉冬十一月，按即一九二一年，已是五四运动之后了。书中没有记刊行年月，但据序言所记年月推算，自是一九二一年之后所印行。书为连泗纸线装，用四号字铅印。每页十三行，每行二十八字，天地均甚宽。字大、天地宽，阅之甚为爽朗。
为什么叫“心太平斋”呢？钱基厚的序中解释说：“人莫难于心太平，而亦莫乐于心太平。《大学》言诚意之功，必曰毋自慊。非心太平而能毋自慊乎？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非心太平而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乎？王阳明曰：‘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甚矣，心太平之不易也。”后面说：“公今年四十，孔子四十而不惑。说者谓孔子于此始有心功可言，惑之为言，有所动于中也。故从心，心有所动，斯不能太平矣。公行年四十，而有志心太平之学，由是而五十、六十以至七十，必能如孔氏之从心不逾，斯真心太平矣。人人克致其心太平之功，斯国家太平矣。”给书写序言，自然免不了吹捧，但其解释，说明“心太平”的用意，还是比较明确的。
严伟在袁世凯帝制失败之后，著有《民国春秋》一书，也是近代史料中一部重要的作品。这本《心太平斋笔记》所记也多是清末民初的一些官场掌故、地方史料，书很薄，所记不多，但颇有可取者，因而有它一定的史料价值。
他是县知事，民初的吏治基本上还同清代一样，县知事是管司法，要审问案件的。因而他十分注意典型的案例，笔记中记了好多则，都值得一读。如一则云：
常州袁薑龛（励衡）言官抚宁日，东乡报一盗案，失赃甚多。未几获盗五人，薄刑一二人，皆伏罪，赃物一二种，物主亦已认领，刑有日矣。袁终以赃物未能全获为憾。遴差下乡，更搜原赃，十余日始获真盗者五人，赃证完全不少缺。覆讯初盗，则皆畏刑妄供，急省释之。刑官之不易做如此。
这则案例和乾隆时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所记一案例极为相似，都是大盗案，获一小盗，而且有一二样赃物。在刑讯之下，招供全案，便据之定谳。遇见一般糊涂官，便成冤狱。假盗或小盗服刑，大盗反因案已结，不惟漏网，更可逍遥法外了。但遇到稍微负责而又精明的官吏，则不能不产生怀疑，认真追查，获到真犯。汪辉祖是乾隆时著名刑名师爷，曾因一大劫案，所获犯人，很容易就招供，而照失单起赃只一棉被，引起怀疑，坚持不定案。刑名师爷虽非县官，但主持司法，维护官声，官也听他的，所以卒获真盗，救一无辜，平一冤案，破一真案。这种情况的案件，在封建时代极多，而大多糊涂结案，草菅人命，残杀无辜。能不冤枉好人或小罪者，百不得一耳。因而他记在笔记中，颇可见封建时代之黑暗，及处理案件之必须十分慎重。
他还记一糊涂案例，令人可气又可笑，且记到一时一地之民俗，不惟可资谈助，亦且可供参考。文云：
杭州买鱼，以两计不以斤计。有人买鱼二百四十两，当给值三圆，忽欲图赖。渔人讼之，初至地审（按即地方审判厅），批斥细事，应诣初审（按即初等审判厅）。比至初审，以数在二百两以上，饬诣地审。盖误以二百余两之鱼为二百余金也。再至地审，复饬诣初审如故。渔人展转奔走不得清。讼费又不止三圆矣。愤极罢讼而去。此亦见法庭之颟顸也。
这真是一场糊涂官司，市井歹徒欺压良民，买鱼不给钱；渔人有冤无处伸，又不懂法规条例，白花讼诉费；而审判厅的人，不看案情，乱批乱斥，推来推去，渔民可怜，歹徒可恨，审判厅人糊涂颟顸，更为可气。为讨三元鱼价，而来回告状，讼诉费反不止三元。一里一外，渔人大吃亏，而歹徒却逍遥法外。一件小事，深刻反映出旧社会之黑暗矣。二百四十两鱼，合十五斤，价三元。则每斤二角。很可见当年物价之廉，惜未写明是什么鱼。再以两秤鱼，十五斤仍以两计，亦甚奇，现在杭州渔民亦均以斤计算。以两计重秤鱼，亦成故事矣。惜不知此种风俗始于何年耳。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晚十时，在上海火车站，宋教仁被刺。凶手是谁，辗转查得是应桂馨，后来捕房眼线在湖北路迎春坊妓女胡翡云处捕获应，并在应家中查获与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密电多份，并手枪及信件等，宋案大白。《心太平斋笔记》中亦记到此事。宋案发生时，严伟正在无锡做县知事。而应与无锡大有关系。应原名应夔丞，原是青红帮土匪头。辛亥后，得到江苏都督程德全的批准，成立“共进会”，开堂放票收徒弟等秘密行动公开化，无锡一县会员有万五千人。总会会长为应，驻上海，程德全任命应为江苏巡查长，这是杜月笙等人之前的上海大流氓头子。在宋被刺、应被捕之前不久，无锡“共进会”头子即分会会长倪天顺因抢案得赃被捕，严伟便趁机查封无锡“共进会”会址，缴收会员票布，解散会员。应桂馨还提出书面抗议。但不久宋案生，应亦被捕。笔记中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情况，足资研究近代史者参考。
仪征刘师培氏和严伟是同乡，笔记中记刘不多，但是很不客气，先说他“学问淹博，文与行悖”，又说“筹安祸起，刘一傀儡耳，独居深念，当得封侯之赏，可谓妄人”。更有一条，写到刘的私事，出刘的丑，十分不堪，文云：
刘于己未秋日殁没于北京，刘妇性癫痫，刘甫敛，即集门弟子唱《大劈棺》，又欲引俊仆同卧起，忽谓门人，汝知申叔何以死，乃我药杀之也。论者皆疑刘死妇手。
这一条不知真假，也可能是严伟造谣。唯所记刘逝于己未秋，是民国八年，即一九一九年秋。而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注云：
仪征刘申叔先生师培，记诵该博，手所校注纂录至多，余于己未始得识面，身颀而瘦，沉默寡言笑，手不释书，汲汲恐不及。逾年病殁，年止三十八。
伦明所说“逾年”，是庚申，即民国九年（一九二○），实际据其他材料核正，刘申叔确是逝世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十足年龄只三十六岁。严伟说的对，伦明记错了。刘申叔去世后，讲说其轶事者极多，但有毁有誉，如前所引，严伟多微辞，而伦明则甚尊重。严文所说“刘妇”，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的何震女士。其人知者甚多，不多说了。
严伟笔记中，所说政坛、宦海掌故较多，另外也记到一些文物掌故，其中也有不少有价值的。如记轩辕陵墓前八骏石刻，先被日人掠走，已出潼关，被陕人以重金赎归，置于西安图书馆。白描《康熙瓷谱》，每一器除白描图极精外，尚有说明，对设色用釉诸法，解说十分详细，对研究康熙瓷制法，极有参考价值，结果被美商以二万金购去。又记河南彰德天宁寺，旧有吴道子画古佛像十三轴，宽六尺，长三丈许。袁世凯做总统时，被袁氏子弟拿走五轴，另八轴被张鸣岐拿到河南省署，现在当然不知去向了。从这些零星记载中，可以看出故国文物，近百年中，真不知被盗卖到外国有多少？被私人掠夺，据为己有有多少？言之令人十分愤慨。
严伟笔记中，也有一些迷信的记载，有的十分可笑，很可看出当年某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但所记事件，仍有史料价值，如所记宣统庚戌（宣统二年，一九一○年）东三省鼠疫；辛亥（一九一一）四月，吉林省城大火，通衢康庄，悉为灰烬；庚申（民国九年，一九二○年）甘肃、陕西大地震，毁城镇无数，死伤数十万人等等。都是当年的重大灾害。笔记中稍存鳞爪，亦足起野史作用，作正史之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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