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的學術價值，自古以來就受到學者的重視。上世紀二十年代，王國維先生更是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強調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考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趙生群的文章揭示了出土文獻對校勘、補充和考證《史記》的價值與作用。
出土材料也需要甄別，要正確合理地運用它們，使之與傳世文獻形成良好互動，以推動中國古典學的相關研究。 （劉冬穎）
《史記》記五帝三王秦漢之事，延綿兩千多年。作者稱春秋以前為“上古”，戰國至秦，為“近古”。春秋之世，已在司馬遷出生數百年前，殷、夏、五帝之事，更在一二千年之前，且相關文獻傳世極少，出土文獻對考證、補充、校勘《史記》，都非常重要。當然，對出土文獻也不能一概盲從。
一
學術界曾對夏、殷、周的歷史產生過懷疑。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疑古之風盛行，有人認為東周以上的歷史都不可信，胡適提出“先把古代史縮短二三千年”（胡適《自述古史觀書》，見《古史辨》第一冊）。
甲骨文、金文的大量出現，證實了《史記》相關記載的可靠性。羅振玉利用甲骨文的資料，於卜辭中發現“王亥”之名，撰《殷墟書契考釋》，王國維據《山海經》《竹書紀年》，將王亥定為殷之先公，並認為王亥與《世本》之“胲”、《帝系》之“核”、《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氷”、《殷本紀》《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為同一人。此後日本學者內藤湖南作《王亥》《續王亥》，並據此強調了卜辭對研究古史的重要性。
王國維又先後在卜辭中發現“王恆”等名，撰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二文，以傳世文獻與甲骨卜辭細加比勘，整理出殷代先公先王的清晰世系，並且對《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及《漢書·古今人表》所載商先王君數、世數細加按核，認為《殷本紀》所載商三十帝（除大丁為三十帝），共十七世，最為接近史實。
《殷本紀》載湯為主癸子（《卜辭》同。以下括注省去“卜辭”及書名號）、太丁為湯子（“大丁”同）、太甲為太丁子（大丁子，同）、太庚為沃丁弟（大甲子，合）、太戊為雍己弟（大戊，大庚子，合）、中丁為太戊子（大戊同）、祖乙為河亶甲子（中丁子，異）、祖辛為祖乙子（同）、祖丁為祖辛子（同）、陽甲為祖丁子（同）、盤庚為陽甲弟（同）、小辛為盤庚弟（同）、小乙為小辛弟（同）、武丁為小乙子（同）、祖庚為武丁子（同）、祖甲為祖庚弟（同）、庚丁為廩辛弟（祖甲子，合）、武乙為庚丁子（同）。
《殷本紀》以祖乙為河亶甲子，而據《卜辭》，河亶甲當為中丁（河亶甲兄）子，王國維雲：“此片中有中丁而無河亶甲，則祖乙自當為中丁子，《史記》蓋誤也。”（《續考》，載《觀堂集林》卷九）《殷本紀》雲“《仲丁》書闕不具”，司馬貞《索隱》：“蓋太史公知舊有《仲丁》書，今已遺闕不具也。”《殷本紀》記載商先王及相關史實，與《卜辭》基本吻合，唯祖乙與河亶甲、中丁之關係有異，或是因“《仲丁》書闕不具”之故。而《殷本紀》載外丙、中壬、沃丁、小甲、雍己、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廩辛、太丁、帝乙、帝辛十餘帝，均不見於《卜辭》，則證明《本紀》載殷代世系，當本於較《卜辭》更為系統之資料。
無獨有偶。2013年1月，陝西省眉縣楊家村出土大批文物，其中有《逨盤》，此盤記載了單氏家族八代輔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考（孝）王、夷王、剌（厲）王、宣王十二位周王的相關事實，結合其他出土文獻，完全證實了《周本紀》有關年代世系的記載。
《竹書紀年》
甲骨文和《逨盤》等出土文獻（文物），可以確證《史記》關於殷代和西周歷史的記載是有可靠依據的。《夏本紀》和各世家的資料，也與此相類似。陳直說：“（《殷本紀》）合於殷虛甲骨文者，有百分之七十，推之《夏本紀》，雖無實物可證，亦必然有其正確性。”又說“《楚世家》之楚侯逆、楚王，皆與傳世銅器銘文相符合”，“壽縣蔡侯墓近出銅器群，倘無《蔡世家》，則蔡侯後期世系，即無從參考”（《史記新證·自序》）。
二
出土文獻可以補充史文，有裨考證。《漢書·藝文志》說：“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禮樂志》也說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前人多以為至武帝始立樂府。據《史記·樂書》，則漢初即有樂府。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秦代錯金甬鍾一枚，鍾柄有秦篆“樂府”二字。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樂府為少府屬官，秦官，有三丞。《史記·樂書》說：“（高祖作《三侯之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漢書·禮樂志》雲：“《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秦代甬鐘的發現，為秦有“樂府”之鐵證。漢承秦制，高、惠、文、景各朝從未中斷，並非武帝時始立。
《楚世家》以“穴熊”“鬻熊”為二人。包山簡和葛陵簡，列楚之祖先，老童、祝融之後或為“媸酓（鬻熊）”，或為“穴酓（熊）”，學者以為當是一人。清華簡《楚居》雲：“穴畲遲徙於京宗，爰得妣 ……乃妻之，生侸叔、麗季。”李學勤說：“穴熊之下就是麗季，即《帝系》等的熊麗，證實了穴熊即鬻熊之說。”（《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
秦代錯金甬鍾
《魏世家》：“（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郪丘。”《集解》引徐廣曰：“一作‘廩丘’，又作‘邢丘’。”梁玉繩認為《秦本紀》《范雎蔡澤列傳》作“邢丘”同誤，《六國年表》作“廩丘”尤誤。洪頤煊認為當作“邢丘”。睡虎地秦簡《編年紀》雲“卌一年，攻邢丘”，則當以“邢丘”為是，“郪丘”“廩丘”皆誤。
《史記》流傳至今，已歷兩千餘年，魯魚豕亥之誤，在所難免。出土文獻有助於校勘史文。
《秦本紀》：“是為寧公。”梁玉繩以為“寧公”當作“憲公”。《秦始皇本紀》《索隱》：“《本紀》憲公徙居平陽，葬西山。”1978年寶雞太公廟出土秦公鍾、秦公鎛皆作“憲公”（《殷周金文集成》），知“寧公”為“憲公”之誤。下文“寧公二年”“寧公生十歲立”及《正義》引《括地誌》“寧公卒”皆當作“憲公”。
《秦始皇本紀》雲“丞相隗林、王綰”。《顏氏家訓·書證》雲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處，其一曰“乃詔丞相狀、綰”，“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丬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江蘇省東海縣出土秦銅量、甘肅省鎮原縣出土秦銅板詔皆雲“乃詔丞相狀、綰”。《嶽麓書院藏秦簡》（伍）“秦始皇禁湘山”詔雲“丞相臣狀、臣綰受制相（湘）山上”，又云“臣狀、臣綰請”，知《史記》“林”為“狀”之誤。
《惠景間侯者年表》“侯利倉元年”，《漢書》作“軑侯朱倉”。梁玉繩曰：“《漢表》作‘黎朱蒼’，則此缺‘朱’字。蓋侯姓黎，名朱蒼也。”今本《漢書》作黎朱倉。陳直據長沙馬王堆二號墓“長沙丞相”“軑侯之印”“利倉”等三印，論定《史記》“利倉”姓名正確（《史記新證》）。《通志·氏族三》：“來氏，本作郲……《漢功臣表》軑侯來蒼。”王叔岷認為“今本《漢表》作‘黎朱蒼’，朱當是來之形誤，蓋一本作黎蒼，一本作‘來蒼’，傳寫因並竄入黎、來二字”（《史記斠證》卷十九）。
嶽麓書院藏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
《貨殖列傳》雲“醯醬千
”，裘錫圭據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遣冊“馬醬一坑”“魴一坑”“鰸一坑”“豉一坑”的記載，認為坑為器名，應讀為“瓶”，“ ”為“坑（
）”之誤字（《裘錫圭學術文集》）。三
出土文獻因其保持了原始面貌，歷來受到人們重視。但是，這並不代表出土文獻一定優於傳世文獻。具體情況，應具體分析。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曾引起學界高度關注。帛書共27章，其中有16章《史記》和《戰國策》未載。根據帛書，蘇秦、張儀二人是張在蘇前，與傳世文獻正好相反。唐蘭、馬雍、楊寬諸先生分別發表文章，肯定帛書的記載，認為《蘇秦列傳》所載，“既有弄錯的，又有假造的”，“可憑信者十無一二”。其實，真正有誤的不是《史記》，也不是《戰國策》，而是《戰國縱橫家書》。司馬遷、劉向都認定蘇秦在前、張儀在後。司馬遷作出判斷的依據，有《秦記》、諸侯史記、各種縱橫家資料，許多都有時間順序甚至編年；劉向校《戰國策》時，蘇秦、張儀二人著作俱在。而帛書中被認為是蘇秦的資料，主名並不可信，而無主名的資料，多與蘇秦無關。這些材料被誤認為與蘇秦有關，也有特殊的原因：蘇秦之後，蘇代、蘇厲繼起，他們兄弟三人都主張合縱；其活動地點都在燕、齊兩國；而對於燕齊兩國的態度，三人都更傾向於為燕謀齊。他們謀劃的出發點高度相似，加上帛書多無主名，所以極其容易混淆。《史記》《國策》中也有類似的資料。《蘇秦列傳》讚語說：“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由此可見，司馬遷見到的類似資料是很多的，他寫這篇傳記，也是要為蘇秦辯誣。與帛書相似的資料，正是司馬遷經過考辨認為不可信的部分。帛書的出土，不僅不足以否定《史記》的史料價值，反倒又一次證明了作者的判斷：“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因此，出土文獻亦須甄別鑑定。
（本文原載《光明日報》2019年8月5日13版）
《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全十冊）
[漢]司馬遷 撰，[宋]裴駰 集解，[唐]司馬貞 索隱，[唐]張守節 正義
顧頡剛 領銜點校，趙生群 主持修訂
繁體豎排
32開 精裝
9787101095012
590.00元
《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全十冊）
[漢]司馬遷 撰，[宋]裴駰 集解，[唐]司馬貞 索隱，[唐]張守節 正義
顧頡剛 領銜點校，趙生群 主持修訂
繁體豎排
32開 平裝
9787101103144
380.00元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書。全書共一百三十篇。《史記》敘事，始自黃帝，下迄西漢太初，採用了綜合性的敘事模式，囊括記言、紀事、編年、國別等形式，開創紀傳體史書“紀、傳、表、志”的體例。就內容而言，《史記》是對前代史學的一次總結；就體例而言，《史記》也是集大成之作。
1959年，在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下，顧頡剛先生等著名學者以金陵局本作為底本，對《史記》進行分段標點，並以方圓括弧來表明字句的刪補，形成新中國以來最有影響力的《史記》點校本。
2007年，中華書局組織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程，將《史記》作為重中之重，在原點校本的基礎上，不僅對底本、通校本、參校本作了複核和補充，還改變了方圓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條校勘記；對原標點一一複核，進行修改和統一，以期達到新時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準。
2013年10月，《史記》（修訂精裝本）出版後，受到廣大讀者和學術界的熱烈關注，掀起新的一輪“《史記》熱”。
2014年8月，在吸納讀者意見和自我完善的基礎上，推出《史記》（修訂平裝本），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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