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曾在《通志》中說：“姓氏之學，莫盛於唐。”唐代是我國譜牒修撰的高潮期，據《新唐書·藝文志》所載，有唐一代的姓氏之書多達61部，922卷。
我們分初唐、中唐、晚唐三個時間段來看唐代的譜牒修撰，以此更好地把握唐代譜牒修撰的特點。
唐初譜牒的修撰
唐初譜牒之風大興，此時的譜牒修撰以官修為主，官府主持大規模的譜牒修撰共有三次，主要目的在於扶持朝廷開國勳貴，打壓傳統的山東士族。
第一次是唐太宗貞觀五年的《氏族志》。唐太宗命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今狐德芬等主持撰修譜牒。高士廉等於貞觀十二年(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
由於高士廉等把山東士族崔、盧、李、鄭等姓列第一等，觸怒了唐太宗。唐太宗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的方針重修，然後頒佈天下，以此為新的準則。
第二次是唐高宗顯慶四年的《姓氏錄》。武則天當政時，中書令許敬宗因為貞觀《氏族志》未載武氏的族望，吏部尚書李義府也以《氏族志》中沒有李氏的世系，於是奏請改修。
顯慶四年(659年)，孔志約、楊仁卿等人主持其事。這次的修撰原則，是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職者均可入選，這就把士族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書成，改名為《姓氏錄》，頒行天下。
第三次是唐中宗神龍元年的《姓族系錄》。當時左散騎常侍柳衝認為《氏族志》、《姓氏錄》頒行已近百年，士族興衰變化很大，於是上表請求加以改修。
唐中宗命柳衝與左僕射魏元忠等人依據《氏族志》重新修撰，幾經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刊定後頒行天下。
唐初屢修譜牒的目的是為了抬高新貴們的地位，培植一個以皇室和功臣為主體的新士族集團。唐太宗下令重修，赤裸裸地展示了貶抑舊土族，提高勳貴社會地位的修譜目的。而高宗時修的《姓氏錄》，將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列為士族，許多一字不識的武官，也一躍而也成了士族。這些行為潛在地打壓了士族自傲的文化地位，其中抑制舊士族的意義是十分明顯的。
唐中期的譜牒修撰
唐中期的譜牒修撰的特點是以私人修撰為主，多為維護既有階層的利益，排斥新興的勳貴集團。
唐肅宗乾元元年，賈至撰寫《百家類例》。據《譜序》所言：
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備盡，則存譜。大譜所紀者唯尊官清職。傳記本原，分為十卷，爰列百氏。其中須有部折，各於當族注之。通為百氏，以隴西李氏為第一。
百家類例共收集士族一百家，據載，賈至撰寫《百家類例》時，曾引發當朝權貴的震怒：
賈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公之子也，盛見寵眷，見至所撰，頗生忿疾。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至聞垍言，懼將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為千載楷則，奈何以人之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改不可也。
可見，品第天下士族是一個風險活，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危。身為工部侍郎的韋述，號召賈至一起用生命來維護海內族姓的權威，乃至於說出“有死而已，改不可也”之類大義凜然（無可奈何）的話來。
唐憲宗元和七年，林寶撰成《元和姓纂》十卷。《元和姓纂》是宰相李吉甫命林寶修撰而成，該書詳載唐代士族族姓世系和人物，於古姓氏書徵引詳細，原書體例以皇族李氏為首，分系姓氏則按照四書韻部。據《元和姓纂序》：
“宜召通儒碩士，辯卿大夫之族姓者，綜修《姓纂》，署之省閣。始使條其原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位，並宜總緝，每加爵邑，則令閱視，庶無遺謬者矣。”寶末學淺識，首膺相府之命。因案據經籍，窮究舊史，諸家圖牒，無不參詳。凡二十旬，纂成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韻類集，每韻之內，則以大姓為首焉。
林寶撰《姓纂》的初衷是因為士族遷徙不定，既有的譜牒年久失修，不合時宜。所以唐憲宗令大臣重修天下士族族譜，以方便冊封勳貴，避免鬧出笑話來，“每加爵邑，則令閱視，庶無遺謬者矣”。
此外，還有柳芳撰寫《皇室永泰譜》二十卷，柳璟撰成《續皇室永泰譜》十卷，李衢和林寶撰《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
唐代後期的譜牒修撰
唐代後期，譜牒之學逐漸衰弱。據《新唐書•高儉傳》：
至中葉，風教義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
唐朝中期開始，譜牒之學就逐漸衰落，冒充高門大姓之事屢見不鮮，姓李就說自己是隴西李氏（皇族），而隴西李氏也樂得自己的勢力壯大，對冒充之事不聞不問。就此，造成了士族庶族混雜在一起，難以區別，“冠冕皂隸，混為一區”。譜牒也就失去了它區隔士庶的作用，也失去了其分割利益的效果，這不得不讓士族“可太息哉”。
晚唐時期譜牒學的衰微，大致在於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 一、科舉制度的興盛。譜系的存在，是九品中正制下方便朝廷選官，“官為簿狀， 家有譜系， 官之選舉，必由於薄狀 ;家之婚姻， 必由於譜牒”。而唐代科舉制度的興盛，增加了庶族地主的入仕途徑，提高了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同時，也限制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成為了歷史的塵埃。就此而言，科舉制為譜學轉衰加入了一定量的催化劑。
- 二、唐初官修譜牒的連鎖反應。前面說過，唐初朝廷曾主持三次大規模的譜牒修撰活動，這幾次修撰的目的都是為了打壓傳統士族，抬高開國勳貴的地位。從主觀上看， 唐朝一次又一次地否定前代譜系， 從新審定改編， 為的是調整和重建以皇族為首的新興士族， 但在客觀上， 卻一次又一次地動搖並削弱了傳統士族的勢力， 在一定意義上也就一次又一次地降低譜學潛在的地位和影響， 阻撓了譜學的繼續發展 。
- 三、兵災戰亂的影響。自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成為唐王朝的一顆大毒瘤，戰亂頻仍。而戰爭，是顛覆士族地位的直接威脅，隋唐之際的諸侯混戰，便讓“燕趙右姓， 多失衣冠之緒， 齊韓舊俗， 或乖德義之風， 雖名著於州閭， 身未免於貧賤。”《舊五代史》載：
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牒，先人嘗雲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
僅僅隔了四代，郭崇韜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不是郭子儀了，可見戰爭對族譜的摧毀。由而言之，唐末此起彼伏的起義， 使士族制度遭受到毀滅性打擊， “富家皆跣而驅 ”， “宗室侯王，屠之無類”。從此以後， 不僅 “玉牒不頒於外， 家乘亦不上於官 ”。戰亂之中，士族遷徙不定、流離失所，家譜多有遺失， “士族亡其家譜， 今雖顯族名家， 多失其世次， 譜學由是廢絕 。”
鄭樵《通志·氏族序》對唐代的譜牒做了一個總結，據載：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
隋唐以前的譜牒修撰，是為了維護朝廷的選舉、保證士族的婚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簡而言之，譜牒的存在，就是肯定士族政治地位和社會利益的文學制度，“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
因為事關重大，修譜之人往往要選用博學通儒之士、熟諳各族家譜之人，修好之後要藏在國家圖書館，並抄寫成冊，頒佈於天下。但是，唐末以來，選拔官員看的不再是血統家族，而是個人的能力；婚姻聯誼看的不再是祖上高貴與否，而是現實發達與否。就此，譜牒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了，“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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