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軒文史
費正清的研究觸及現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在其有限的專業領域內，涉獵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人物。費正清的區域研究在眾多中國學者中獨樹一幟，自1929年以來，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包括日本、朝鮮和越南)及其與西方的關係均成了他整個學術生涯的焦點。其學術貢獻重要在於：首先，費正清學術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創立當代中國學。這種“中國學”，就是有別於偏重語言學、文化學、傳統漢學的中國學。它和歐洲傳統漢學的最大區別在於，特別強調運用多種檔案、多種語言、多種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從而導致一種被稱之為“新漢學”的中國學的形成。其次，費正清還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費正清的著述中，有關中美關係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佔很大比重。他的論述影響了整整幾代美國學人和戰後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從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費正清主張美國政府儘早放棄對中國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轉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係正常化。這些主張凝聚著他多年來對中美關係的深入思考，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費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他的學術經歷在影響和左右美國公眾和政策決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為中美關係的專家、倡導者和闡釋者，費正清致力於影響歷史進程，而不是僅僅理解和解釋歷史。他遵循其導師查爾斯·韋氏勳爵的主張，即歷史學家應利用其知識和研究改變現實。他堅持認為，為了美國的未來和世界的發展，美國人必須重新認識中國，重新審視美國同中國的關係。費正清之所以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恰恰是因為他的思想和政策觀點與決策者的務實、功利觀點相悖。還有，費正清是一位史學家，致力於19世紀中葉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傳統中國社會的特徵，改變中國歷史的重大變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個過程。他還是一位資深望重的歷史教員，桃李滿天下。在哈佛大學教育了數以千計的本科學生，在他門下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學者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任教的達一百多人。再有，費正清極力推廣東亞研究，其中包括現代中國史研究。經過他的畢生努力，東亞研究獲得了應有的學術地位和大量的財政資助。除了加強學術意識和籌集資金，費正清還幫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項目，如在哈佛大學推廣東亞研究擴大該學科和領域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影響。哈佛大學幾乎可稱之為他的學術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為他的終生信仰。費正清與中國的接觸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歷史時期，他的著作影響了國際輿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構成中有著許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眾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義得到知識界、學術界同仁的認同。 費正清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他不僅是一位頂尖的學人，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評論家；他既從事學術研究，又從事政策研究，是一位“兩棲人”。他的中國觀是一個複雜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念、文化觀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歷史經歷，還反映了他在特定條件下的政治態度。費正清是一位充滿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誠於學術，又要傾力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現實政治服務，這不能不使他陷入兩難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學”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進”之舉也會引起右翼政客們的強烈的不滿。理解費正清與中美關係的曲折發展進程密切相關，他的觀點隨著形勢的發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來自各方的批評和責難。作為現代中國學第一代學者代表的費正清，其開拓美國現代中國學的功績不可磨滅。但是，他自身的研究侷限性亦不可否認，費正清領導的“哈佛學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們用的是官方資料，研究的是統治人物，反映了美國官方的觀點。他的“衝擊與回應”模式和他的著作實際上回避了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有違於歷史事實，這一點也受到美國新一代中國學者的批判。費正清在與中國社會的複雜現實接觸過程中，也曾多次出現搖擺不定的時刻，這與其本人的社會經歷、政治背景和學術生涯有著多方聯繫。
《劍橋中國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學者撰寫的中國歷史，沿襲西方漢學研究一貫堅持的嚴謹作風，廣泛引用文獻材料，注重文獻的辨偽和考訂。由於東西曆史文化的差異，該書在許多歷史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觀點和質疑，也許有的問題，是我們早已習以為常而從沒有考慮過的。所有這些來自於另外一種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東西，必將極大地豐富我們的思想和開闊我們的視野。
此套叢書計劃出版16卷。叢書各卷皆由國外知名學者擔當主編，卷內各章節亦由研究有素的專家撰寫，並注意吸收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國外中國史研究的水平和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