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打开日本通商口岸后，日本面对西方的先进文明，面对日本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当时的日本有识之士急于找到强族强国的良方，一派思路是学习西方的枪炮、铁路、洋房，另一派思路是改革政治制度，还有一派是呼吁精神复古道德内省。
当时的福泽谕吉在深入分析东西方的发展轨迹后，批判了以上的三种思路，提出学习看不见的文明精神，并强调反对精神上的复古，也就是以过去的圣人为榜样，来作为提高个人道德作为日本的复兴方法。福泽谕吉指出文明的精神是群体决定的，提高群体的德智水平是关键，而非极个别的英雄人物，因为自古以来各国各民族的英雄豪杰，得志的很少，大多数是不得志而走完短暂人生的。
例如孔孟之所以不被当时的各国诸侯重用，并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因为不能任用孔子的的原因在于时势，还有当时人民的风气使然，也就是当时的时代局限性限制了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周朝诸侯不用孔孟，仅仅是时代的趋势和要求而已。
而从人类发展历史上来看，横纵向对比后发现，古往今来能成大事者，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智术提高了人民的智德，而是没有阻碍他们的智德而已。道德在未开化的社会，对社会的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民智开化，必将丧失作用。不仅在周朝末期，孔孟之道不适合社会，以后也会不适用，嘴巴上说说这没有关系，后世学者，切莫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的解决途径，因为道德作为推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作用甚微而且有害。
福泽谕吉明确指出，日本如果还要想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和赶超欧美，而日本解决的路径就是提高日本人民的民智。如果日本文明想要进步就需依靠人民，而不是依靠个别英雄，而最重要、最关键、最优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日本人民的德智问题，其次是日本的政治制度，最后才是铁路、洋房、军器。日本想要进步需要的是日本群体智德的进步，尤其是智力的进步，而非固守私德。（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私德是个人内心活动的纯洁、严肃，公德是社交行为的廉耻、公正、勇敢。智力分为私智和公智。私智是对某件事物道理的理解，某个物体的研究，公智是分清事物的轻重缓急，能根据时间空间取舍的才能。）
从日本学习东方学说和日本发展历史上来看，圣人都是鼓励私德的，本身也是私德楷模，民众多数认为振兴国家就是复兴私德，这是一个根本错误。日本这个国家的进步不能依靠私德，因为道德不可测量，不可以学习，不可以控制，还有日本国家的进步也不能依靠宗教的推行，因为宗教讲的修德，与孔孟之道所讲的私德非常接近。所以，学者不能将私德和私智，作为国家进步的关键。国家的进步要务实，需要智力的开启，智教的兴旺。日本想要发展必须提升公德、公智需要智慧，开智胜过修德。既然日本的进步依靠公智，重点就在如何根据时空条件，推动社会的进步。评价一个人在文明中的价值，不应该抓住私德过失不放，而是要看公德贡献大小。道德存在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在行为。修私德也主要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他人指导私德，那就是伪道德。而智慧与外物接触，可以经过调整、进步，创造多数人的利益，影响范围很大。因此，智慧的价值远远大与德教。一个人的个人私德对于集体进步无益，影响面也小，孔孟之道对日本发展没有任何帮助，只能让日本继续落后于西，这是无法反驳的事实，如果日本想要继续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世界上继续生存不沦丧于异族之手，那么孔孟之道是绝对不能服务于当前日本政治的。如果日本的发展以道德作为切入点，获得了虚幻的荣光，对改变日本实力而没有任何帮助。
这里就引出一个逻辑，要比自己优秀的都可以作为学习目标，这是因为学习必须寻找可行的目标，如果只是看到对方的不完美，封闭学习入口，这只不过是恐惧和愚蠢所带来的借口。
福泽谕吉认为先促进文化精神，然后再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证明了福泽谕吉这个逻辑是有效的。
福泽谕吉是日本幸运，他国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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