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打開日本通商口岸後，日本面對西方的先進文明，面對日本落後於西方的現實，當時的日本有識之士急於找到強族強國的良方，一派思路是學習西方的槍炮、鐵路、洋房，另一派思路是改革政治制度，還有一派是呼籲精神復古道德內省。
當時的福澤諭吉在深入分析東西方的發展軌跡後，批判了以上的三種思路，提出學習看不見的文明精神，並強調反對精神上的復古，也就是以過去的聖人為榜樣，來作為提高個人道德作為日本的復興方法。福澤諭吉指出文明的精神是群體決定的，提高群體的德智水平是關鍵，而非極個別的英雄人物，因為自古以來各國各民族的英雄豪傑，得志的很少，大多數是不得志而走完短暫人生的。
例如孔孟之所以不被當時的各國諸侯重用，並不是周朝諸侯的罪過，而是因為不能任用孔子的的原因在於時勢，還有當時人民的風氣使然，也就是當時的時代侷限性限制了人民普遍賦有的智德水平，周朝諸侯不用孔孟，僅僅是時代的趨勢和要求而已。
而從人類發展歷史上來看，橫縱向對比後發現，古往今來能成大事者，並不是由於他們的智術提高了人民的智德，而是沒有阻礙他們的智德而已。道德在未開化的社會，對社會的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民智開化，必將喪失作用。不僅在周朝末期，孔孟之道不適合社會，以後也會不適用，嘴巴上說說這沒有關係，後世學者，切莫根據孔孟之道尋求政治的解決途徑，因為道德作為推動一個民族或國家的作用甚微而且有害。
福澤諭吉明確指出，日本如果還要想在這個地球上生存下去，就必須學習和趕超歐美，而日本解決的路徑就是提高日本人民的民智。如果日本文明想要進步就需依靠人民，而不是依靠個別英雄，而最重要、最關鍵、最優先需要解決的就是日本人民的德智問題，其次是日本的政治制度，最後才是鐵路、洋房、軍器。日本想要進步需要的是日本群體智德的進步，尤其是智力的進步，而非固守私德。（道德分為私德和公德，私德是個人內心活動的純潔、嚴肅，公德是社交行為的廉恥、公正、勇敢。智力分為私智和公智。私智是對某件事物道理的理解，某個物體的研究，公智是分清事物的輕重緩急，能根據時間空間取捨的才能。）
從日本學習東方學說和日本發展歷史上來看，聖人都是鼓勵私德的，本身也是私德楷模，民眾多數認為振興國家就是復興私德，這是一個根本錯誤。日本這個國家的進步不能依靠私德，因為道德不可測量，不可以學習，不可以控制，還有日本國家的進步也不能依靠宗教的推行，因為宗教講的修德，與孔孟之道所講的私德非常接近。所以，學者不能將私德和私智，作為國家進步的關鍵。國家的進步要務實，需要智力的開啟，智教的興旺。日本想要發展必須提升公德、公智需要智慧，開智勝過修德。既然日本的進步依靠公智，重點就在如何根據時空條件，推動社會的進步。評價一個人在文明中的價值，不應該抓住私德過失不放，而是要看公德貢獻大小。道德存在於一個人的內心世界，而不是外在行為。修私德也主要是為了自己，如果是為他人指導私德，那就是偽道德。而智慧與外物接觸，可以經過調整、進步，創造多數人的利益，影響範圍很大。因此，智慧的價值遠遠大與德教。一個人的個人私德對於集體進步無益，影響面也小，孔孟之道對日本發展沒有任何幫助，只能讓日本繼續落後於西，這是無法反駁的事實，如果日本想要繼續在這個優勝劣汰的世界上繼續生存不淪喪於異族之手，那麼孔孟之道是絕對不能服務於當前日本政治的。如果日本的發展以道德作為切入點，獲得了虛幻的榮光，對改變日本實力而沒有任何幫助。
這裡就引出一個邏輯，要比自己優秀的都可以作為學習目標，這是因為學習必須尋找可行的目標，如果只是看到對方的不完美，封閉學習入口，這只不過是恐懼和愚蠢所帶來的藉口。
福澤諭吉認為先促進文化精神，然後再改革政令，最後達到有形的物質。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證明了福澤諭吉這個邏輯是有效的。
福澤諭吉是日本幸運，他國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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