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個消息讓很多人操心。
一個是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說，希望吸引美國企業從中國迴流，而且願意為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成本埋單。
另一個來自日本，日本經濟產業省推出了經濟救助計劃，其中“改革供應鏈”項目專門提供大概160億元人民幣，用於資助日本廠商實現生產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應鏈過於依賴中國。
很多人不明就裡，感覺世界老大老三要聯手幹老二了，直接發出了“外資全跑走了！”的喊聲，還有些人甚至覺得“要開仗了！”
這就有點杞人憂天了，顯得大膽且無知。
人家庫德洛的原話是“100% immediate expensing”，這裡expensing的意思是“費用化”，表示企業將一些支出項目作為費用，可以抵扣應稅總額，從而幫助企業減少稅負。說白了，就是這麼幹可以少繳稅。
這意思和政府出錢讓企業搬家完全兩回事，美國政府自己負債一大堆，哪還再有閒錢幹這事。
關於日本的就更錯的離譜了。
人家原文裡也沒特指中國，咱們有些人強行加戲了，真實的背景是，因為疫情，中國零配件廠商沒法提供配件，導致日本汽車幾個工廠停產，日本五家車企佔了出口額的40%，可不著急嘛，安倍的建議無非是希望雞蛋別放一個籃子裡，分散下風險。
錯是錯了，但這些聲音的背後有強大的力量，最近這幾年市場力量弱化，大政府日益強勢，疫情以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盛行，逆全球化加速，這些表態非常有市場，尤其像美國，製造業回遷是幾個總統的一貫主張。現在這麼一忽悠，難免更多人動心。
這對中國會產生多大的破壞力？用一句話說，短期看問題不大，長期看問題不小。
02
其實我們獲得“世界工廠”的地位，也是因為“國運”來了：
● 1、製造業遷移規律。
1932年，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通過研究日本棉紡業發展史提出一個理論，叫“雁形模式”，啥意思呢？
其實它講的是存在技術差距時，全球製造業是怎麼分工、遷移的，像手機，先是歐美日本製造，現在是中國製造，未來可能是印度製造，產業鏈的遷徙像一行大雁不斷展開。
● 2、2001年的入世，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入了群，機會自然多很多，加上當時美國911事件衝擊很大，跨國公司也都在尋找安全感，都在找備份，中國自然是最優解。這跟現在的疫情帶來的困擾有點類似。
● 3、當時中國最吸引他們的，是人口紅利，低成本的年輕人比老帝國裡動不動就罷工的工人好用多了，70、80後的中國產業工人是全世界都不多見的一群人，勤奮、好學、聽話，要求還不多。好使啊。
● 4、當然打動老外的還有地方政府。
張五常說地方政府激烈競爭是中國高速發展的經驗之一，這是有道理的，各地為了招商引資真是各種招數都用上了，給土地、給房子、動不動就幾年免稅，狠起來還要補貼，雖然都是為了GDP，但客觀上，外資、外企開始規模性進入中國。
● 5、中國的生產要素市場也是很給力的，不僅是勞動力，在原材料、物流、生產效率方面相當優秀，在上下游的供應鏈上，中國也學習得極快，充分滿足了老外各種需求，而且更便宜。
● 6、一開始，很多外企都把中國視為生產工廠，但隨著中國人的錢越來越多，十億消費者越來越有吸引力，大工廠+大市場，這麼完美的組合歷史上不多。
……
類似的理由還能列舉不少，總之一句話，世界工廠的地位越來越牢固了，中國也是世界上不多的幾個擁有全產業佈局的國家，小到針頭線大到衛星導彈全能造。
這能力很值錢，所以我們的錢越來越多。
1997-2000年，我們的外匯儲備一直在1400-1655億美元之間，2001年開始突飛猛進，當年是2121億美元，2005年就達到了8188億美元，2008年達到1.8萬億，七八年時間增長接近9倍，背後都是製造業做了很大貢獻。
03
2008年之後，問題來了。
其實企業外遷根本不是一個新課題，從2007年開始，很多毛利低的外企就已經感受到了壓力，優惠少了，政策沒了，最主要的是人工不便宜了。
人工為什麼貴了呢？說來說去也就兩個原因：
● 1、錢多了，m2多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速，2008年為了應對危機推出了4萬億刺激計劃，各種資產價格飆升，水漲船高；
● 2、土地、房價大漲。2008年之後，房價漲得有點猛了，倒逼用工成本漲價，同時企業用地、房租價格也在漲，有的企業就撐不住了，開始考慮外遷。
從2009年開始，外企收縮、外遷的消息就不斷出現了。
2009年，耐克關了他們在中國唯一一家鞋類生產工廠——太倉工廠，遣散員工1400人。
2012年，阿迪達斯關了中國唯一一家直屬工廠，遷往東南亞。
2016年，飛利浦宣佈停止運營深圳工廠，員工發放經濟補償後解散。
……
這些基本是由成本變化作出的決定，不過從特朗普搞起摩擦之後，出於政策變化而考慮遷移的公司就變多了。
去年10月，三星關閉了中國的最後一家手機工廠——惠州三星工廠。
那個時候也有一股日本公司外遷的小潮流，多是出口型企業出於對關稅的擔心而作出的決策，比如：
三菱電機把部分生產線從中國轉移至日本；
小松公司把部分生產線從中國分別移至日本和墨西哥；
東芝機械把生產樹脂零部件成型機的生產基地從上海轉移至日本和泰國；
日本愛麗思歐雅瑪公司把工廠遷往韓國仁川；
化工巨頭日本旭化成把工廠遷回日本……
現在，疫情是另一個催化劑，會加速產業漂移的速度，會自己算賬，不會因為政客嚷一嗓子就跟風往回跑。
04
對我們來說，短期看，問題不算大。
像阿迪耐克這類紡織工廠，能般的已經搬走，影響有限。
正在搬遷的主要是一些電子行業，比如手機工廠的外遷。
富士康75%的產能在中國，先先後後搞了20多個工廠，郭臺銘肯定擔心摩擦加稅，也擔心疫情這種事情，所以在南美、東亞不斷建廠，現在主要對印度進行投資，它有能力把所有供應美國的iPhone生產移出中國。
他要有自己的備份，安全感才會強一點。
前面提到的三星也是一樣，現在國人很少用三星的了，但人家還是過得挺好的，他們把生產線搬到了越南，先後投資了173億美元，建了8座工廠和一座研發中心，僱工16萬人，2018年出口總額600億美元，佔越南總出口將近25%，帶著越南創造了7%的gdp增速。
這就是“雁行模式”的典型實踐。
為啥說短期問題不大呢？因為全球化太深入，產業鏈的搬遷難度比遷都還大。
高盛做過一個測算，設立一個新廠址需要3個-6個月、蓋廠房到正式投產需要18個月、安排原材料採購、物流、生產，改善工人的技能和文化磨合，這都意味著完整的搬遷至少需要兩年以上。
這還只是涉及一個工廠的，如果考慮到上下游產業鏈的外遷，根據日本、韓國的經驗，一般大約需要10年的週期。
像湖北，光有規模的汽車配套廠就有600多家，幾十年才搞完的成熟產業鏈，搬一次可真不是幾十億能搞定的。
而且，中國現在還有一個殘餘紅利，這個也是越南、印度短期內替代不了的，
這就是中低端工程師、技術人員和熟練產業工人，他們分佈在汽車、醫藥、電子、機械等等領域，說實話，這才是中國製造的核心。
早年間奧巴馬問喬布斯，蘋果怎麼才能搬回美國？喬布斯說，“蘋果在中國的工廠僱用了70萬名工人，需要3萬名工程師去支持這些工人，如果你能培養出這些工程師，我們就可以把更多的製造廠搬回來。”
前幾年特朗普又問庫克，蘋果怎麼才能搬回美國？庫克的回答仍然是：美國太缺少工程師。
這是個實情。
2017年的時候，富士康宣佈投資100億美元興建美國工廠，特朗普站臺說這是“世界第八奇蹟”，兩三年過去了，還是那樣，沒什麼進展，土地好辦、房子好蓋，真要運轉起來，需要很長很長時間。
05
但長期看，問題還是不小的。
像工程師紅利，可能維持不了多久，為啥呢？曹德旺在《美國工廠》裡給過一個殘酷的答案，這就是很多崗位終究會被機器替代，而且這個進程會很快。
這很可能會讓我們殘餘的這點優勢沒什麼競爭力了，產業鏈的變動會非常大，外遷會變的更容易，變數很大，那問題就來了——因為這些變化而失去工作的人該怎麼辦？
美國和日本已經為此困擾多年。
1、美國製造業外遷的後果是搞出個“鏽帶”，典型就是底特律，以前的汽車城，美國夢的一個標誌，後來人口大幅外流、房價大跌、治安變差，甚至成了“鬼城”，鏽帶搞出了一大堆的中低收入者，他們的就業問題一直搞不好，所以對中國就很敵視，認為“中國工人搶了美國工人的飯碗”這種論調存在十幾年了，很有市場。
這也是幾個總統都想著讓製造業迴歸的原因，不過搞了一二十年了也沒解決。
2、日本80年代開始大幅的海外投資，產業向海外轉移，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國內空心化，就業崗位大量減少，國家推動各大公司大搞技術立國，獲得專利無數，雖然有失去的20年，但仍舊穩居世界最大經濟體的行列，只是原來的產業工人沒能力參與高新技術產業的財富分配，結果造成日本國內結構性失業更多，社會兩極分化，看起來和諧文明，底層老百姓的慘狀卻屢現報端。
這些問題我們可能也會遇到，而且涉及的人數更多，如果再考慮下老齡化，外遷帶來的問題還是不少的。
好在，我們還有一些時間來應付這個問題，具體怎麼辦呢？
真不知道！
美日搞了這麼多年沒搞明白，我說有辦法，那肯定就是忽悠。
不過需要提個醒的是，這對個人、家庭的影響極大，這次疫情更提醒我們關注自己到底有沒有持續的競爭力，你的技能門檻高嗎？可替代性強嗎？收入是否持續？生活是否有保障？…...
這些問題不解決，你的焦慮和彷徨也將無處不在，時代拐個彎，很多人就被甩下了車，它要拋棄你，真的不說一聲再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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