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對賭博的處罰都非常嚴厲，對設賭者的處罰更為嚴重。在清代，對於設賭的人，輕者打一百板子，判三年徒刑；重者要被髮配到邊遠地方充軍，乃至“絞監候”。即便如此嚴厲的處罰，也沒能禁止設賭。因為一般來說，敢於設賭的人，後面都有權力罩著。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雍正年間，有個叫宋筠的御史在山西巡察，到盂縣的時候發現有人聚賭，於是就問：“賭博新例甚嚴，你們為何不怕？”有人答曰：“官府離此數十里，不會知道。”宋筠再問：“衙役稽查怎麼辦？”答曰：“送他幾百文錢就可完事。”由於負責查賭的衙役容易買通，設賭者就有了保障，不怕查賭了。
咸豐九年，段光清任浙江按察使時，發現杭州城裡從知府、知縣衙門裡的工作人員到駐杭軍隊的武官們都收了賭場的好處費，所以賭博屢禁不止。段光清去抓賭，查到一家賭場是一個藩司衙門的書吏和一個縣衙差役合夥開設的，平時自然沒人敢查。藩司書吏被“請”到按察使衙門後，當天晚上來探消息的人絡繹不絕，第二天書吏的弟弟也來找段光清求情，最後段光清僅罰了書吏千兩銀子了事。
清代福建的賭風很盛。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張集馨在福建任汀漳龍道道臺，衙門設在漳州。當時漳州城裡妓院、賭場很多，它們每個月都要送300銀元的“娼賭費”給道臺，送給道臺家人的則十幾銀元到幾十銀元不等，這已經形成慣例。家人向張集馨請示這些錢怎麼處理。因為以前的各任道臺沒有不收的，只有徐繼畬在任的時候不收，但又不好裁掉，所以家人想將之歸到廚房做伙食費。張集馨說，吃飯要吃自己的薪水才心安，歸入廚房和自己收受沒有差別，還是發給漳州城外督造戰船的軍工廠吧。
張集馨算是官場的另類，覺得收受“娼賭費”太髒，所以自己不沾絲毫，較為乾淨。但他的前任基本上都是收的，這等於默許嫖娼、賭博的合法化，地方政府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了娼賭的後臺。
從歷史上的禁賭現象可以看出，僅有嚴格的法律是不夠的，法律必須得到有效執行才能起作用。而法律要想得到有效執行，就必須排除權力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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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振快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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