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长按十二时辰》感觉尴尬的原因,我好像找到了

《长安十二时辰》自开播以来,凭借精致的服化道、引人入胜的情节收获了全网盛赞,由于深度植根于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背景,剧中人物的原型与事迹也被意犹未尽的观众翻出来一再品评。不过,人无完人,剧无完剧,在和小伙伴们分享追剧体验的时候,大家纷纷吐槽刚开始观看的时候普遍感觉有一种不适。

哪里尴尬——中二台词和强烈使命的人物情绪

这种不适,或者说尴尬主要体现在头几集的人物台词上。我作为一个没有看过原著的剧集党,第一二集感觉略浮夸。倒不是说不能理解世界观设定、剧情走向,而是觉得台词“作”“尬”或者“中二”,尤其以李必的台词为甚。比如他向张小敬介绍靖安司时:“这里是靖安司,戡乱平镇曰靖,四方无事曰安”。介绍靖安司内的长安沙盘的那一番感叹:“熙攘繁盛,光耀万年,再也没有比长安更伟大的城市了“。以及李必和张小敬的那场对手戏,李必从李白常年为玄宗做后宫游冶助兴之词抒发自己想要执掌相权定国安邦的抱负的时候。

我和小伙伴都是历史学科出身,我们讨论后认为这种尴尬的感觉不是来自于文雅的措辞,而是来自于高度概括的台词和角色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按理说台词高度概括没什么问题啊,第一二集作为开篇,就是要迅速的交代故事背景。但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太对胃口了。以至于那些话像是从历史课本上走出来的一样,比如李必对长安的概括,仿佛是出自于一篇比较7~8世纪中西文明与城市形态的研究论文注释。而对于李白怀才不遇的感慨,仿佛是语文老师在评讲《清平乐》赏析一样。都是以一个非常高的视角,在横向和纵向对比之后,得出的凝练的盖棺定论。就好比一个唐代人说出了几千年后历史学家的史学观点,超越了那个时代的视野局限。如果是看书,以这种高度概括的描述作为旁白可以迅速帮助读者理解背景,而直接用到剧中就会觉得角色开了天眼。

除此之外,还有遍布各处的对于大唐盛极而衰的隐喻,塑造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对于我们现代人,或者唐代以后的人都知道,安史之乱是唐代的转折点,天宝年间玄宗的怠政是造成这一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虽然可以洞察到时局的危机,但并不知道危机会以怎样的形式爆发。是藩镇叛乱还是朋党之争抑或是外戚专权、流民起义?而我们站在后世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清晰的看到了唐朝的崩溃,还总结出了诸多可能的原因。随着剧集推进,这种我们以上帝视角观看即将发生的危机造成的紧张感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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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温水煮蛙式的危机,小老百姓自然难以觉察,就像剧中理发店的老板一样。而主要角色或是身居高位或是洞察秋毫,油然而生起一种使命感,例如何监、李必和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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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必脱口而出他相当宰相的时候,情绪的变化太过剧烈,此时面对一个死囚滔滔不绝的讲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显得有点中二了。总之,这一切虽然好,但是显得太过刻意了。处处刻意强调长安,连焦遂自报家门都要一脸自豪的喊出“长安,焦遂“。不断地赞美长安的伟大和举世无双。那种满屏的使命感、自持牛逼、情怀深深的中二情绪对于第一二集来说的确让人感到有些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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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太多情节想要嫁接到历史背景或者考古发现上,比如张小敬初入平康坊地下城那集,关于何家村金器的案件我承认,那里是我出戏感最严重的地方,因为考古学的学生都知道何家村窖藏是一次重大发现。而根据考古学研究何家村珍宝是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的泾原兵变时仓促埋下,和天宝三年(744)差了将近40年。现在这些器物就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特展厅里摆着呢,况且何家村在唐朝估计不叫这个名字。当然我非常理解马亲王的做法,他是想让细节更丰富,更具真实感。但历史的量有点大了。

这种尴尬挺有趣——马亲王赋予了角色超越历史环境的自我意识

剧中通过何监、张小敬、太子、李必之口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出了预测,又通过张小敬和第八团的闪回记忆解释了这些危机并非只是因为朝堂之上的党争。土地兼并加剧、皇帝好大喜功导致府兵制崩溃,募兵制兴起,藩镇割据的隐患就此埋下。皇帝怠政、猜疑太子、奸相弄权,三省六部运转失灵,朋党之争有了导火索。国家承平日久,地方管理逐渐疏失,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难以跑赢人口增长,导致社会内卷化,物质生产力遭遇隐形天花板,例如徐宾所痛哭流涕的宣纸原材料短缺、地方档案记录精度下降。这些更加细致的危机分支,共同构成了这部剧层次分明的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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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小伙伴总结到“马亲王文字最大的魅力是能营造一个充满现代气息但又不出戏的古代时空,在真实历史的缝隙中添加充满想象的虚构细节“我非常认同。马伯庸的许多作品都取材自古代档案,这些档案经过他旁征博引,回到当时历史背景下进行深入分析,便输出为既浅显易懂又充满趣味还内涵深刻的文章。例如他曾在微博上发表过一篇明朝末年四川彭县小吏舞弊案的文章,细节详实,分析透彻,故事清晰,人物形象与事迹活现眼前。

但他又并非只是因以小见大的手法而见长,而是能从那些细节中提炼出宏观的感悟。以往那些古代题材的影视剧常常会以主角的视角带领观众走进剧情,然后再以其经历投射社会背景,以小见大。《长安十二时辰》却不这样,它不是单一视角,观众在跟随角色的闪回记忆拼接起一张宏大的社会图景时,角色本身也拥有着超乎时代限制的自我意识,通过这些角色的台词就可以体会到创作者对于故事深层动因的思考。

看完这些剧情以后,我感觉马伯庸在写作的时候也许不是仅仅想要还原长安最热闹又最危机四伏的一天这么浅显,他仿佛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文学的手法在做一次微观的社会实验,实验的场所便是那本《长安十二时辰》的原著。他通过角色的选择再现了盛唐的夕阳,通过描写角色的经历梳理来检验历史学中关于唐代社会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通过人物命运来复盘唐代社会的危机对国家命运走向的影响,是一场现代历史学背景作家和古代已经消失王朝的互动。

总之一句话,《长安十二时辰》和其他剧不太一样的观影感受的原因在于,马伯庸凭借着后人掌握的历史考古材料和方法论,在写作时赋予了那些角色以超越历史环境局限的自我意识。尴尬可能来自于熟悉,就像母语羞涩一样,密集的历史彩蛋太切中要害了,反而让人感到不适。

不过在这部剧里,你能感受到古今的对话。观众既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也是这场游戏的旁观者,在和主角一起寻找线索的时候又会收到系统的提示,这种别样的观影体验,独此一份。

对于觉得第一二集尴尬的观众,坚持一下,后面精彩的根本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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