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自開播以來，憑藉精緻的服化道、引人入勝的情節收穫了全網盛讚，由於深度植根於大唐由盛轉衰的歷史背景，劇中人物的原型與事蹟也被意猶未盡的觀眾翻出來一再品評。不過，人無完人，劇無完劇，在和小夥伴們分享追劇體驗的時候，大家紛紛吐槽剛開始觀看的時候普遍感覺有一種不適。
哪裡尷尬——中二臺詞和強烈使命的人物情緒
這種不適，或者說尷尬主要體現在頭幾集的人物臺詞上。我作為一個沒有看過原著的劇集黨，第一二集感覺略浮誇。倒不是說不能理解世界觀設定、劇情走向，而是覺得臺詞“作”“尬”或者“中二”，尤其以李必的臺詞為甚。比如他向張小敬介紹靖安司時：“這裡是靖安司，戡亂平鎮曰靖，四方無事曰安”。介紹靖安司內的長安沙盤的那一番感嘆：“熙攘繁盛，光耀萬年，再也沒有比長安更偉大的城市了“。以及李必和張小敬的那場對手戲，李必從李白常年為玄宗做後宮遊冶助興之詞抒發自己想要執掌相權定國安邦的抱負的時候。
我和小夥伴都是歷史學科出身，我們討論後認為這種尷尬的感覺不是來自於文雅的措辭，而是來自於高度概括的臺詞和角色過於強烈的自我意識。按理說臺詞高度概括沒什麼問題啊，第一二集作為開篇，就是要迅速的交代故事背景。但這種感覺太熟悉了，太對胃口了。以至於那些話像是從歷史課本上走出來的一樣，比如李必對長安的概括，彷彿是出自於一篇比較7~8世紀中西文明與城市形態的研究論文註釋。而對於李白懷才不遇的感慨，彷彿是語文老師在評講《清平樂》賞析一樣。都是以一個非常高的視角，在橫向和縱向對比之後，得出的凝練的蓋棺定論。就好比一個唐代人說出了幾千年後歷史學家的史學觀點，超越了那個時代的視野侷限。如果是看書，以這種高度概括的描述作為旁白可以迅速幫助讀者理解背景，而直接用到劇中就會覺得角色開了天眼。
除此之外，還有遍佈各處的對於大唐盛極而衰的隱喻，塑造了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機感。對於我們現代人，或者唐代以後的人都知道，安史之亂是唐代的轉折點，天寶年間玄宗的怠政是造成這一動亂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對於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來說，他們雖然可以洞察到時局的危機，但並不知道危機會以怎樣的形式爆發。是藩鎮叛亂還是朋黨之爭抑或是外戚專權、流民起義？而我們站在後世歷史學研究的基礎上不僅清晰的看到了唐朝的崩潰，還總結出了諸多可能的原因。隨著劇集推進，這種我們以上帝視角觀看即將發生的危機造成的緊張感撲面而來。
面對這些溫水煮蛙式的危機，小老百姓自然難以覺察，就像劇中理髮店的老闆一樣。而主要角色或是身居高位或是洞察秋毫，油然而生起一種使命感，例如何監、李必和太子。
當李必脫口而出他相當宰相的時候，情緒的變化太過劇烈，此時面對一個死囚滔滔不絕的講述自己的政治抱負就顯得有點中二了。總之，這一切雖然好，但是顯得太過刻意了。處處刻意強調長安，連焦遂自報家門都要一臉自豪的喊出“長安，焦遂“。不斷地讚美長安的偉大和舉世無雙。那種滿屏的使命感、自持牛逼、情懷深深的中二情緒對於第一二集來說的確讓人感到有些尷尬。
還有，太多情節想要嫁接到歷史背景或者考古發現上，比如張小敬初入平康坊地下城那集，關於何家村金器的案件我承認，那裡是我出戏感最嚴重的地方，因為考古學的學生都知道何家村窖藏是一次重大發現。而根據考古學研究何家村珍寶是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的涇原兵變時倉促埋下，和天寶三年（744）差了將近40年。現在這些器物就在陝西曆史博物館特展廳裡擺著呢，況且何家村在唐朝估計不叫這個名字。當然我非常理解馬親王的做法，他是想讓細節更豐富，更具真實感。但歷史的量有點大了。
這種尷尬挺有趣——馬親王賦予了角色超越歷史環境的自我意識
劇中通過何監、張小敬、太子、李必之口對即將到來的危機做出了預測，又通過張小敬和第八團的閃回記憶解釋了這些危機並非只是因為朝堂之上的黨爭。土地兼併加劇、皇帝好大喜功導致府兵制崩潰，募兵制興起，藩鎮割據的隱患就此埋下。皇帝怠政、猜疑太子、奸相弄權，三省六部運轉失靈，朋黨之爭有了導火索。國家承平日久，地方管理逐漸疏失，社會生產力的進步難以跑贏人口增長，導致社會內卷化，物質生產力遭遇隱形天花板，例如徐賓所痛哭流涕的宣紙原材料短缺、地方檔案記錄精度下降。這些更加細緻的危機分支，共同構成了這部劇層次分明的背景色。
一位小夥伴總結到“馬親王文字最大的魅力是能營造一個充滿現代氣息但又不出戲的古代時空，在真實歷史的縫隙中添加充滿想象的虛構細節“我非常認同。馬伯庸的許多作品都取材自古代檔案，這些檔案經過他旁徵博引，回到當時歷史背景下進行深入分析，便輸出為既淺顯易懂又充滿趣味還內涵深刻的文章。例如他曾在微博上發表過一篇明朝末年四川彭縣小吏舞弊案的文章，細節詳實，分析透徹，故事清晰，人物形象與事蹟活現眼前。
但他又並非只是因以小見大的手法而見長，而是能從那些細節中提煉出宏觀的感悟。以往那些古代題材的影視劇常常會以主角的視角帶領觀眾走進劇情，然後再以其經歷投射社會背景，以小見大。《長安十二時辰》卻不這樣，它不是單一視角，觀眾在跟隨角色的閃回記憶拼接起一張宏大的社會圖景時，角色本身也擁有著超乎時代限制的自我意識，通過這些角色的臺詞就可以體會到創作者對於故事深層動因的思考。
看完這些劇情以後，我感覺馬伯庸在寫作的時候也許不是僅僅想要還原長安最熱鬧又最危機四伏的一天這麼淺顯，他彷彿是從歷史學的視角出發，通過文學的手法在做一次微觀的社會實驗，實驗的場所便是那本《長安十二時辰》的原著。他通過角色的選擇再現了盛唐的夕陽，通過描寫角色的經歷梳理來檢驗歷史學中關於唐代社會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通過人物命運來複盤唐代社會的危機對國家命運走向的影響，是一場現代歷史學背景作家和古代已經消失王朝的互動。
總之一句話，《長安十二時辰》和其他劇不太一樣的觀影感受的原因在於，馬伯庸憑藉著後人掌握的歷史考古材料和方法論，在寫作時賦予了那些角色以超越歷史環境侷限的自我意識。尷尬可能來自於熟悉，就像母語羞澀一樣，密集的歷史彩蛋太切中要害了，反而讓人感到不適。
不過在這部劇裡，你能感受到古今的對話。觀眾既是這場遊戲的參與者，也是這場遊戲的旁觀者，在和主角一起尋找線索的時候又會收到系統的提示，這種別樣的觀影體驗，獨此一份。
對於覺得第一二集尷尬的觀眾，堅持一下，後面精彩的根本停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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