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畢業前，一個博士要歷經多少煎熬
一個師妹曾經對文昭抱怨過：博士生在實驗室工作的時間和網上流傳的“996”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老闆”每個月才給發1800元的補助，“JM的面膜都還要10塊錢一張呢！”
前言
2019年春節剛過，演員翟天臨因在直播中回答網友提問時不知何為“知網”，導致其博士學位的含金量受到廣泛質疑。“博士”一詞也迅速成為網絡熱搜。
據統計，我國每年畢業的博士生5萬多人，而各科研機構在讀博士生總數超過35萬人。但對於這個主題，網民的關注點更多則只是集中在“高學歷明星”上，至於全國絕大多數博士本身的生存狀態如何，卻鮮有人問津。
文中的4位博士生，都是我身邊的同窗。這些年，我們共同接受著學術研究與現實生活的雙重碾壓。他們對學術事業不乏誠摯的熱情，但在學業之外，卻有更多困擾，不斷地吞噬著他們的信念。
我想，這大概就是博士研究生們的過去和現在——我希望，這不再是他們的未來。
4月下旬的一個晚上，校園裡一棟靠近三環路的宿舍樓6層，突然傳來一陣捶胸頓足的哭聲。5樓幾個提著熱水瓶出來打水的學生走上幾級樓梯，仰頭往上看，只見四五個光著上身、下身只穿一條平角內褲的中年男人在樓梯口站著，其中兩個抽著煙，鬆緊帶把肚子上的贅肉勒成了兩段蓮藕。探頭的學生自覺沒趣，便從樓梯上走下去了。
學校宿舍樓裡1到5層住著本科生和碩士生，最頂層留給了全校的男女博士，據說是為了鼓勵博士生們鍛鍊身體。博士生們年齡參差不齊，與樓下的學弟學妹相比，很多人倒更像是老師、或出沒於宿舍樓的工作人員和維修工。
晚上10點，通常是博士生們出來“放風”的時間，看了半個晚上的資料，注意力已達到極限，需要稍微放鬆一下、抽根菸養養精神，以迎接11點到凌晨2點的學習時光。
一個抽菸的胖子說，那位嚎啕大哭的兄臺，是因為學位論文提交到校外進行匿名評審時，3份反饋報告中有1份判定的是“不及格”。按照規定，他可以提出申訴，但不保證可以複核通過，如果不順利，則需要延期半年或者更長時間才能畢業——此人之前已經收到北京一所重點大學的offer。晚上出去喝了點酒，情緒難以自制，回到宿舍便哭開了。
走廊上的大家聽完長吁短嘆，有的深表同情，說這麼好的就業機會放棄了很可惜；也有的抱怨說評審機制變嚴格了，“今年趕上翟天臨的事兒，肯定查得嚴格，要抓典型的。”
走廊裡橘黃的燈光把他們的影子衝得很淡，所有人都有些悲觀地討論著各自的狀況以及共同的未來。這些話題曾被無數次地說起過，但大家依舊聊得津津有味——誰也不想回到電腦旁邊，繼續面對顯示器屏幕，以及電腦前頭成堆的文獻。
小春，29歲，應屆博士
5月份小春回了趟家，感覺家裡的一天要比在學校漫長多了。
那天，他抱著本《規訓與懲罰》在院子裡看，弟弟5歲的女兒不時跑來打斷他。小侄女抱著小春的頭，要給他薅白頭髮，因為這也是她和奶奶經常做的事。小春順從地低下頭，攤開手心，小侄女不住興奮地大叫：“又找到一根！”
陽光下一根根白髮像魚刺一樣，在小春的手心裡平躺著，小春發了條朋友圈：“折戟沉沙”。
在小春人生過去的29年裡，陪伴他時間最長的不是父母和朋友，而是“學校”。從3歲那年進入幼兒園，他在校園裡已度過了26年。每次回去見到親戚和鄰居，打招呼時，他總要在“為什麼還沒有上班”這個問題上多費幾句口舌。村裡沒人讀過這麼高的學位，村民們說起這個博士生，有羨慕誇讚的，“相當於咱們的副縣長級別了”；有困惑反對的，比如小春的四伯——他有一次毫不客氣地問：“唸書唸到30歲，60歲退休，國家培養你們圖什麼？”
小春覺得很尷尬，又反駁無力。
對於校園外的生活，小春時常懷著一種說不上來的羨慕。當年他的大學本科的同學，大多已經工作了六七年，足以支撐起一個家庭了。他參加過幾次同學聚會，在企業上班的大談辦公室文化，做公務員的說起官場和晉升的困難，小春覺得自己接不上話，和誰都沒有共同語言。有同學發現他在沉默，便用充滿體恤的目光望著他，說他還沒上班，趕緊多享受幾年無憂無慮的生活吧。
但小春從未覺得自己是在“享受生活”。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讀研二那年，他拿到一筆2萬元的國家獎學金，高興地打電話給爸媽，說從此以後再也不花家裡的錢。
從那時起，他的生活質量便直線下降。
讀博期間，小春每月從學校領取國家下撥的1250元的補助，這隻夠他在食堂裡的生活費，其他方面的花銷只能靠兼職去賺。他曾經申請過校級的科研項目，按要求他需要公開發表一篇論文作為結項成果，經費只有3000元，還要靠購書、買電子產品的發票才能到財務處領出來，相比在北京的日常開銷，簡直是杯水車薪。
無奈，小春只好重操舊業，做家教、寫軟文、接筆譯，每天都走在為生計奔波的路上，有段時間甚至覺得，聽講座和看論文成了副業。
對於一些大宗且緊急的開銷，譬如繳納每年1萬多元的學費和住宿費，小春只能向幾個關係最好的朋友求助。這幾年，小春積累了豐富的借錢經驗，哪些朋友可以張口、能借多少，誰的錢需要優先還，他心裡有一張複雜周密的表。有時趕上獎學金和兼職的報酬一時沒有到賬，他也經常幹“挖了東牆補西牆”的事情。
在所有朋友中，他最常張口借錢的，是一個高中時期的好友。兩人平時聯繫不多，但彼此並不把對方當成外人，借錢時對話簡潔而默契，通常是小春問“在嗎？”，好友就回“要多少？”——每當這個時候，小春內心便生出一種既無奈又感動的複雜情緒來。
除了經濟壓力，科研的壓力也時刻籠罩在他頭上。
學校規定，每位博士生在讀期間需要在CSSCI刊物發表2篇論文才可以畢業，而小春所在專業，只有6本刊物算是“C刊”，且其中2本還是季刊。而且，除了在讀的博士生，發“C刊”也是高校教師評職稱的必備指標，因此，這區區這幾本刊物後面，不知有多少雙熬紅的眼睛緊緊盯著。
小春從博二便開始投遞論文。每家雜誌審稿的時間一般是4到6個月，並明令禁止一稿多投。論文投出去後，小春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等待。半年過去，這邊若沒了音信，他才能將論文轉投另一家。一直等到博四，他的第二篇稿子還像蒲公英種子一樣，在天上漫無目的地飛著。
博四開學時，導師寫信給小春，讓他趕緊解決一下發表論文的問題，免得影響畢業。小春自己也慌了，除了四處投遞，也開始聽從師姐的建議，聯繫網上的“期刊代理”。
在此之前，小春以為只要自己認真寫出來論文，總有機會被刊發，但“代理”們的強勢姿態才讓他終於明白，原來那寥寥的論文發表機會，早就被他們搶去了半壁江山——比如，一個“C刊”的代理跟他明碼標價：發一篇文章，“版面費”2萬元；若找人代寫加發表，每篇3萬元；如果是“加急”，還需要再加錢。
小春聽完報價，頭都懵了，他問那個代理：“你們憑什麼保證交了錢就一定可以發表？”
對方回答：“我們的頭兒是主編的小舅子，這個關係還不算硬？況且他們主編自己也不是白送人情，他都會從中提成的。”
可如此昂貴的價格，有哪個人願意做冤大頭？
小春在食堂飯桌上痛批這種現象，就有同學打斷他的話：“咱們讀書的付不起，人家高校老師可有願意花錢的呀！你想想，如果你差這麼一篇文章就可以評教授、工資會翻倍，你願不願意出一次血？”
小春只能垂頭嘆氣。
最終，小春的第二篇“C刊”還是靠著導師幫忙才得以刊發——恰好一家重要刊物開辦了新欄目，編輯向小春的導師組稿，導師特意推薦了小春。
收到雜誌社寄來的紙刊時，小春終於長舒了一口氣。
他對學校的規定是十分清楚的，去年他們隔壁宿舍就有一位同學因為發“C刊”數量不夠，畢業時學位證就被扣下了，只領到了學歷證。那位同學沒辦法找工作，後來不知用什麼辦法又發了一篇，才終於拿到了學位證。
有同學說，學校這樣做純粹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因為博士生們是在為全校的科研總量添磚加瓦，沒有這些強制壓榨出來的C刊論文，整個學校的“科研實力”便會大打折扣。
可不管怎樣，解決完這個心腹大患，小春覺得自己畢業終於指日可待了，畢竟15萬字的博士論文已經有了基本框架，完成也只是時間的問題，他甚至開始想象下半年應聘和答辯的場景了。
只是這個“時間”，後來卻讓他時常陷入到一種莫名的恐慌裡。大概是因為看文獻“走火入魔”的原因，小春在翻書時，腦子裡總會浮現一些天馬行空的想象，晚上睡覺也總會莫名醒來。他懷疑自己得了輕度抑鬱，這在同窗中並不少見。
有時他會想起四伯的話，覺得“時間”就在背後推搡著自己，越臨近30歲，便越發焦慮——身邊的人天天操心的房子車子、事業愛情、老人孩子，他卻沒辦法通過具體的方式去觸碰，心中迷茫；讀博以後，他對自己的穿著打扮也不再上心，只要不出門，他必然會穿那套灰色的睡衣；他幾乎不怎麼關心時事，很少看熱播的電視節目，對於時下流行的文化，總感覺隔著什麼；哪怕是對自己最大的愛好——閱讀，他也總懷著負疚，因為專業性的研究已牢牢捆住了他，他早就不能由著性子去讀自己感興趣的書了。
小春說，每天自己都在和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在搏鬥，可這種搏鬥的意義究竟在哪裡？他唯一能夠攥在手裡的，似乎只有那些魚刺一樣的白髮。
老魏，38歲，已婚，在職讀博
整棟宿舍樓裡，老魏與“學生”身份反差最大。除了1米85的個頭和發福的身材，他還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常年的教學工作使他患上了嚴重的咽炎，每天清晨，公共水房裡便傳出來他清嗓子的聲音。動靜很大，一會兒像咳嗽，一會兒又像嘔吐，很多人都不堪其擾，大家在氣惱中爬起來，開始新一天的研究生活。
別人對他有意見，老魏自己也經常對學校發表意見。
譬如，他沒辦法理解3個博士共住一間12平米的宿舍，認為這對潛心做研究的人來說簡直是“不近情理”、“荒謬至極”。自從22歲本科畢業後，他已經有15年沒有體驗過群居生活了，更何況和他同寢住的2位博士生，年齡上比他小10歲，生活習慣本身就是“代溝”。室友們笑話老魏是真正的老年人節奏，11點多便上床睡覺——而對於他倆，這個時間靈感才剛剛敲門。
一開始，老魏也想做好人。每次都會主動打掃髒亂不堪的宿舍，幫室友整理隨處亂掛的襪子和內褲，後來發現這根本捂不熟跟室友的關係，也就心灰意冷了。
室友小何見狀反倒很開心，說老魏這才是想通了，“保持了博士宿舍的良好生態”。
幾年前，老魏無論如何沒想到自己會進京重新做學生——事實上，他自己教過的好幾個學生都已經博士畢業了。
老魏本科在一所位於三線城市的高校就讀，由於課業優異，畢業便留校做了老師，兩年後結婚，又在職就讀了自己學院的碩士。經過了十幾年的耕耘，已評上了副教授，還是學校英語系的系主任，有車有房，家庭和睦，工作順心，如果不是兒子的教育問題，他真的以為自己要在那個城市生活一輩子。
老魏的妻子是一名醫生，重點大學碩士畢業。一次在飯桌上，老魏偶然給妻子讀了一則某著名高校引進副教授以上人才的公告，這所學校給出的條件讓正在吃菜的妻子默默放下了碗筷——40萬的“人才引進費”，一棟80平米的住房，孩子入讀該校附屬學校讀書……對於老魏兩口子來說，這簡直就是為他們進入省會城市撐了一把天梯。
妻子當機立斷，催促老魏趕緊聯繫這所學校，她當年是在父母的催逼下才回到家鄉工作，很不甘心，現在能有機會殺回去，她無論如何也不想放過。
對方院校接收到老魏的簡歷，很快便給了答覆：雖然老魏這些年有不少科研成果，但由於他不是博士學位，沒辦法按照“引進人才”的標準來對待。老魏長舒了口氣，自己在單位裡得心應手，本來就對換城市有些懼怕，正好就此收心。
然而，這個沒能實現的夢卻像打開的潘多拉盒子一樣，時刻糾纏著老魏妻子的內心。一次，她半夜突然醒來，搖醒了老魏說：“你為什麼不考個博士？”
妻子的理由很簡單：他們倆這輩子已經基本上“一眼望到頭了”，但兒子還小，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兒子若是能站在更高的地方，就離成功更近了一步。
妻子甚至心花怒放地描述道：“不如你直接讀北京的博士，畢業後如果有了機會，咱們就留在北京，我哪怕去應聘社區醫生也行啊，只要孩子能有北京戶口，那高考讀個好大學還能是問題嗎？我們當年已經那麼苦了，說什麼也不能讓孩子再走一遍老路……”
“北京那是我們能去的嗎？”老魏心裡一陣發憷，裹著被子鑽進了被窩。妻子卻抓著他不依不饒，讓他現在就起床備考，還算了算，若把他們的兩套房子都賣了，再加上存款，能在北京買個多大的房子。
老魏拗不過，只好在網上報名，聯繫了要報考的導師。看著妻子將一張“考博加油”的黃色紙條貼在臥室的牆上，覺得她真的是走火入魔了。
讀書的時候，老魏的妻子常常在微信裡鼓勵他，說他是“揹負著全家人的希望來北京讀博的”。因為老魏已經是副高職稱，收到錄取通知書後，單位怕他跳槽，不允許他轉走人事檔案，和他簽了“定向培養”的合同：讀博期間，學校負責學費，給他發基本工資，但他必須在畢業後回校工作5年。老魏是個老實人，拿著合同回到家的時候垂頭喪氣，說大概翻身無望了。
老魏妻子翻看了一遍合同，撂下時把桌子拍得啪啪響：“既然有合同，就有違約條款，不就是15萬嗎？到時候找到合適的下家了，我拿一年的工資賠給他們！”
妻子雄赳赳氣昂昂的姿態讓老魏的內心出現了鬆動。到北京之後，他和同樓層的同學聊了聊，發現很多同齡人來讀博士，其實都和他抱著同樣的目的：孩子大多在4歲左右，所有人都在盼望著畢業後能拿到北京戶口，讓孩子到時來北京讀小學。
隔壁宿舍的陳老師在來讀博前，就已算是國內美國文學研究界的青年才俊。老魏之前就讀過他的論文。陳老師從長沙來北京，同樣是看中了首都優質的教育資源。老魏經常在圖書館的外文期刊部碰到陳老師，基本是手裡翻著一本雜誌，腋下還夾了一本。聽陳老師講，他打算在讀博期間發表4篇“C刊”，以增加自己留京的籌碼。
老魏自己也在悄悄努力發文章、積累研究材料。來京後也聽了不少名家講座，他著實感覺到先前自己的視野太狹窄，論文寫得也不夠規範，收到導師的修改意見他還會臉紅——畢竟導師只比他大了5歲。
老魏真真切切地感覺到自己進入了一個更高的階段，平時接觸的人也比他以前的同事們優秀許多，平時在向人自我介紹時，老魏只說自己是一名英語教師，從不提及“副教授”、“系主任”這些名頭。聽講座時，老魏也不像那些抱著筆記本電腦的年輕人，還是喜歡用筆在本子上做筆記，遇到困惑的地方，就在一旁打上大大的問號——只是他從沒有在講座上舉手將自己的這些疑問說出來過，“覺得怯場，怕問得沒有水平被人笑話”。
平時沒課的時候，老魏也會和幾個同齡的博士生相約去國家博物館看展覽，去玉淵潭公園看櫻花。有一次，陳老師在網上買到了幾張中山音樂堂的票，幾個老男人相約去聽一場交響音樂會。這是老魏第一次聽交響樂，現場的氛圍給了他巨大的震撼，當週圍響起埃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時，他激動得有些恍惚——在以前的英美文化概況課上，他曾經給學生們播放過這部作品。
離場時，幾個人紛紛感嘆“大城市就是不一樣”，想要精神享受，隨時可以得到滿足。老魏藉著興奮勁兒，再次和他們討論起留京的問題，就有人唱起了悲觀的調子：“咱們這把年紀還選擇北漂，實在有點太不知深淺了。我寧願回去待著，車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多霧霾。”
老魏擔心的倒不是車子和霧霾。他覺得有些高校之所以把人才引進的年紀定在了35歲以內，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在他這把年紀，要在這樣人才濟濟的大城市裡拼出一番樣子來，總覺得自己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且不說到時候會不會有合適的工作，就算他能留下來，把妻子和孩子接過來，租房和日常用度就是很大一筆開銷；這還不算孩子報考興趣班、補習班的花費；況且妻子又那麼喜歡買衣服、化妝品、名牌包，這些老魏想都不敢想——就像一位博士生同學說的，要想把他們在三、四線城市的生活質量“平移”到北京來，只靠做大學教師每月1萬左右的工資，恐怕很難實現。
傍晚看書看累的時候，老魏總會搬個馬紮，坐在宿舍樓道晾曬衣服的小陽臺上和妻子視頻。妻子招呼兒子從屏幕那頭給他打招呼，老魏就會傻呵呵地笑，問他們在做什麼。妻子會簡單說幾句，然後逼他講一講在北京的趣聞，說這也是對兒子的一種教育。
老魏一天到晚都在圖書館看書，大部分時候並沒有什麼新鮮見聞，就坐在一排排晾曬著的衣服下面，靜靜地聽妻子的嘮叨。在妻子身後的位置，老魏可以看到家裡牆上熟悉的壁燈，乳白色沙發的一部分，以及沙發上的玩具汽車。
這是老魏一天裡覺得最踏實的時刻，彷彿他還坐在那個房子裡，一切都沒有發生改變。
李語，29歲，博士，年輕媽媽
讀博之前，李語在一家負責工商管理的事業單位上班。每天處理單調繁瑣的工作，和辦公室裡那些貌合神離的面孔打交道，讓她常常有種提前養老的錯覺，經過一段時間焦躁不安的抉擇，她辭掉工作，在網上申請了來年3月份的博士入學考試。
李語覺得自己適合搞科研——她喜歡讀書，無論是本專業的傳播學，還是其他人文社科類的作品，她可以坐在電視機前頭目不轉睛地抱著書看上幾十頁，在地鐵上時也是如此。讀研時，她在所有同學中最努力，別人都去實習的時候，她還在蒐集資料修改碩士論文。答辯結束後，一位來自北大的辯委老師說：“你底子這麼好，不讀個博士可惜了。”
博士生入學面試時，導師似笑非笑地看著她，問她：“你可以保證不因為個人生活而影響學業嗎？”李語想都沒想便果斷地點頭——她是個完美主義者，最討厭那種遇到事情講條件、給自己找退路的做法，她覺得那些所謂的“雞零狗碎”根本不可能壓垮強大的自己。
然而博一第一學期即將結束的時候，李語突然明白了導師當時的目光意味著什麼：一天，在學校食堂吃飯時，覺得胃不舒服，去醫院檢查，竟然懷孕了。她驚慌失措，打電話給老公，電話那頭聽到了消息樂不可支，她卻又惱又氣，心頭還掠過了恐懼感——該怎樣告訴導師自己懷孕的消息呢。
剛入學的師門聚會時，導師就在飯桌上半開玩笑地說，招女生博士是“雷區”：他的一位同行曾經招過一個女生博士，讀了6年才交上一份隨意拼湊的論文，這個導師不允許這位女弟子畢業，沒成想女弟子反咬一口，說導師想和她發生性關係，騷擾不成懷恨在心，故意整她。導師百口莫辯，反而成了貼吧裡的“名人”，在校園裡也常被人指指點點。
李語的導師從沒有和女學生傳出過這樣的緋聞，對女學生保持距離一向很在意，連女學生去辦公室找他談事，他也會刻意把門敞開。但他卻踩了女博士生的另一個“雷區”：在他招收的女學生裡，此前已經出現了兩例，因讀博期間生孩子導致論文“難產”的情況。其中一個女學生還因產後抑鬱，直接放棄了博士學位。
李語想，自己給導師苦心經營的“好學生”形象，恐怕很快就要坍塌了。
和老公吵完一架、冷靜了兩天，李語還是決定把孩子生下來。想來自己剛結婚那兩年，曾為備孕做過周密計劃，沒想到總是懷不上。後來老公只能悻悻地說：“順其自然吧，孩子是上天賜給我們的禮物。”
如今“禮物”不期而至，雙方父母都覺得是好事，況且李語年齡也不小了，老人們百般叮囑，千萬不能打胎。李語坐在宿舍裡，在一張紙上列出了密密麻麻的日程：撰寫課程論文、孕檢、蒐集論文資料、分娩、開題……當她把這些日程逐一標註在一條時間軸上時，突然發現：她完全可以瞞著導師和同學，把孩子生下來。
第一學期剛一結束，李語便訂了回家的票。前幾個月孕期反應大，她害怕在同門聚會時露出馬腳，找了個理由推脫了。
那時，她只需要再修2個學分就可以完成博士畢業的要求。李語決定第二學期不再回學校，等博二再去修課拿學分——那時她就已經生完孩子將近3個月了。老公和她開玩笑：“在導師的眼皮子底下生孩子，像電影裡的情節一樣，有沒有覺得很刺激？”
可真正的生活並沒有想象中那樣“刺激”。回到家之後，李語的身子便一天天沉重起來，她飯量大增，吃完飯只想在沙發上躺著，去醫院做各種檢查時，常常坐在走廊裡就能睡著，再拿起本理論著作，簡直就是催眠良方。這樣渾渾噩噩了兩個月，骨子裡要強的她實在看不慣自己的“墮落”，坐到電腦旁邊，打算做點讀書筆記，然而一個上午過去了，連500字都沒寫出來。
待產的半年裡，她特別害怕收到導師的“突然關心”，覺得自己需要編很多個謊話，來解釋為什麼一直沒有回學校。
6月中旬，李語和老公終於迎來了女兒的出生。
李語曾把生產想象得特別完美，彷彿孩子生出來的那一刻，她此前受的一切罪都宣告結束，等再過上兩個月把孩子交給婆婆，她就解脫了——沒生孩子以前，她確實可以把時間分割得清清楚楚，將事情一件一件利索地完成。
可孩子一生下來，她才體會到什麼是“拖泥帶水”。她本能地對這個新生命產生了強烈的依戀，不願意把孩子交到任何人手中，“做母親”這件事在她的生命中畫了一條射線，以意識到“自己是個媽媽”為原點，每天24小時貫穿她的生活。
9月份學校開學前的最後一天，在火車站的進站口，老公幾乎是硬生生地從李語懷裡把孩子“搶”了過去。孩子在老公懷裡哭，李語在候車室裡哭，宛如生離死別。直到火車走過了兩站，李語才止住眼淚。
回到學校，一捧起書，李語就覺得頭大，可開學第一週的學術沙龍上，導師要求她給大家講讀這本書的心得體會。
學業上的壓力和對孩子的思念，不斷撕扯著李語。上課和閱讀文獻的時候，她會不時地走神，擔心孩子是不是在家裡哭鬧，粗線條的婆婆會不會忘了給孩子衝奶粉。同寢室的陸老師最先知道她生了孩子，對她的堅強豎起了拇指，同時也絮絮叨叨地說起自己因為出來讀博，讀小學的兒子成績出現滑坡，打電話時對她也不那麼友好。
李語聽她倒苦水，忍不住感嘆：“你說女博士應該在哪個階段生孩子？我怎麼沒見過哪個成了家的女博士可以在學業家庭上都遊刃有餘。”
陸老師苦笑說：“男人和女人讀博士，肩膀上扛的重量完全不一樣。我前段時間還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女博士生1個孩子，就等於放棄了3篇‘C刊’。”
她頓了頓，又搖搖頭說道：“還有，你現在和孩子分居兩地，最多隻是思念；等回家準備論文的時候，恐怕比現在要更難熬。”
陸老師一語成讖。
好不容易等學期結束，她滿懷著期待地回到家，抱著女兒怎麼親也親不夠。然而剛過了兩天，她做母親的幸福感就被孩子一刻不停的啼哭聲消磨殆盡。
婆婆要回老家照顧年邁的老人，臨走時交待給李語很多哄孩子的竅門，但李語很快便明白了，這些經驗是婆婆的專屬，自己操作起來卻並不奏效。白天想要寫點東西是不可能的，即便不需要餵奶，孩子也不允許她做任何事情，不講任何道理的哭鬧就是女兒的殺手鐧。
李語有時候也會忍不住發一通火，但這對半歲的女兒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李語只好逆來順受，等到凌晨3點多女兒熟睡的時候爬起來，坐在衛生間的馬桶上寫論文。
大學時李語經常因為看韓劇熬通宵。那時候年輕，夜裡不睡覺，次日照樣打起精神去上課，但現在，她明顯覺得體力不支、不比從前了。讀論文時，她藉著淋浴的燈光，眯著眼去捉那些隨時會跳行的文字，一隻胳膊抵在牆壁上，以便後背不至於因為久坐而疼痛。
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個多月，一次夜裡起床時，李語衣服穿得少了些，凍感冒了。很快女兒也被傳染，母女倆一起住進了醫院。
老公心疼李語，在醫院陪護時提議說乾脆請個保姆來照看孩子好了，這樣她也好分出精力來寫論文。李語堅決不同意——自己的婆婆照看她都不放心，更何況外人。
老公和她爭執了半天，最後怒氣衝衝地說：“又想要孩子，又想要博士，你要的也太多了。”說完便出去抽菸了。
住院的這幾天，李語的媽媽過來幫忙看孩子，她終於可以躺在病床上放鬆一下緊繃的神經。她計劃著，要用4年的時間把博士學位讀下來，到時候女兒已經3歲了。等到畢業典禮那天，她一定會領著女兒一起參加，要讓自己的導師知道，她一手帶孩子一手寫論文，即便是這樣她還是做得很好。
想象著3年後導師臉上驚訝的表情，李語禁不住笑出聲來——不過她的想象和眼下的狀況還有些距離，她連博士論文的開題報告還沒有寫完，開題通過後，還要寫至少10萬字的論文，而病房外女兒的哭聲已經又響起了。
文昭，27歲，每天泡在實驗室的博士
武漢理工大學的研究生墜樓事件在網上傳得沸沸揚揚時，文昭同門的微信群裡也爆發了言辭激烈的大討論。交流的內容和以往一樣，聲討他們的“老闆”。
在自然科學的碩博圈裡，“老闆”是學生對碩導、博導的通用稱呼。除了每月國家發放的補助，“老闆”會給學生們發放一些額外的補貼，相應地，學生要在實驗室裡做實驗，完成“老闆”動輒上百萬的科研項目——這是理工類高校普遍的“實驗室政治”。
在“墜樓事件”的煽風點火下，這次的群內交流更像是批鬥大會，揭發集中在文昭的導師葉教授最為人詬病的做事風格上：強派工作、拿學生當苦力、將學生成果據為己有、干涉學生個人生活……最讓大家受不了的一點是，導師最擅長諷刺挖苦學生，人品有問題。
群裡你一句我一句，文昭在做計劃書，一會兒沒看，手機上已經多出200多條消息。有個師弟情緒特別激動，說他想把墜樓事件的帖子發到自己朋友圈裡，故意讓導師看到。其他幾個人都勸他要冷靜，文昭也回了一條：“順利畢業最重要，你發了也不起作用，得不償失。”
每次這樣的揭發都會有人站出來安撫情緒，倒苦水的人也會乖乖聽從，因為大家都知道，只要還沒畢業，他們只能忍著。其實即使畢業了又能怎樣呢？文昭知道一個師兄，現在已經在另一所大學任教，每次發文章還要將“通訊作者”署名為導師的，自己只佔“第一作者”的位置。
除了這個名為“父王求你不要亂來”的聊天群，文昭他們還有另一個大群，名字是“葉門一家親”，裡面有導師的歷屆學生，以及導師本尊。相比小群，這個群的聊天內容就比較“官方”，通常是逢年過節大家給導師送祝福，或者導師發來一篇媒體對自己的報道，下面便會跟帖數不勝數的玫瑰、禮花與鼓掌。
文昭知道群裡每個人都對導師有不滿的情緒，但每個人又都忌憚他，就像那個畢業了幾年的師兄對他講的：“不在文章上加上老闆的名字，我睡覺都不踏實，總覺得他會在夢裡插我一刀。”
當年也正是出於這種忌憚，文昭研二時便老老實實接受了導師的建議，申請直博，繼續跟著他做研究。“順民”中間不是沒有叛逆者，碩士期間，一個同門室友就悄悄申請了國外一所大學的博士。申請博士需要兩名同領域專家的推薦信，他直接跳過了自己的導師，找了其他人。
毫無疑問，這位同學的做法直接踩到了導師脆弱的自尊心。在週一的例會上，導師好幾次拐彎抹角說到這件事，大罵那個學生是“人渣”，“狗吃完屎還會對拉屎的人搖尾巴，他簡直就是豬狗不如”。導師還揚言要在國內學術界封殺這個“叛徒”，並告誡在座的學生不要和這位“洋博士”交往，一旦被他發現，後果只有一個——“逐出師門”。
文昭和其他同學都低著頭，為自己的導師說出那些話感到羞恥。大家一致認為，“老闆”在金庸劇裡面絕對是毒瞎徒弟雙眼的丁春秋，最擅長黨同伐異。
文昭有時候也會想不明白，他的導師本碩博都畢業於名校，還是國外多所高校的訪問學者，頭上頂著“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人選”、“長江學者”的名頭，怎麼會經常在學生面前發表一些偏執荒謬的言論呢？
“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麵，南方人就比北方人聰明。”
“你們再學30年也別想和我平起平坐，人的天分是不一樣的。”
“不輸出經濟效益就不要談情懷了，文學哲學這些東西早晚要完蛋。”
……
群裡經常會貼出一個名為“骨骼清奇我老闆”的Word文檔，專門記錄導師發表的這些觀點，隔一段時間就有人主動更新內容。文昭他們每天待在一個100多平米的實驗室裡，等待數據的過程無聊而漫長，這些奇葩言論便成為大家最喜聞樂見的談資。
最早跟隨導師讀書時，文昭曾被好奇心驅使，在網上查閱了導師的詞條。其中有一行關於“為人治學”的介紹：“長期以來以教學質量為己任，力求以精彩的課堂教學影響學生；他的人格魅力激勵和鼓舞了一批又一批學生。”
後來，文昭每次回想起這段介紹就覺得滑稽可笑。
博一剛入學，導師便把幾個新入學的研一師弟師妹交給了文昭，文昭要負責給他們講課，教他們怎樣觀測樣品、收集實驗數據，以及如何撰寫論文，甚至有時還會在他們遇到情感問題時提供幫助——實驗室裡的規矩向來如此，高年級的學生負責帶新生，而導師只會在重要關頭把握一下大方向，其餘時間都在自己的辦公室忙他的項目。
文昭被眾人圍著，“眾星捧月”的興奮勁很快就過去了，他想抽點時間寫寫自己的論文，卻總是受到干擾。無奈之下，他把微信設成了靜音，常常一個人躲在實驗室旁邊的標本室裡看英文文獻。
博二上學期的一天，文昭正在清洗試管，忽然被導師叫到了辦公室。他本以為會像往常一樣，聽導師陰陽怪氣發表一番言論，沒想到導師笑眯眯的，說他“人小心細，做事認真，英文水平也一流的，有老師當年的樣子”。所以，為了“繼續挖掘你的學術潛能”，導師給了文昭兩個自己要申請的課題申報書，讓他負責撰寫。
文昭帶上門，無聲地罵了句髒話。
文昭的女朋友在一個出版社工作，平時喜歡畫漫畫。她從沒見過文昭的“老闆”，卻憑藉文昭的描述，畫了一幅他的漫畫。文昭用手機拍了發到群裡，大家都說像，紛紛稱讚文昭女朋友有慧根。
“對敵方的瞭解一定要滲入到本質！”女朋友哈哈大笑。她有時候也會稱文昭的導師是自己的“情敵”，因為他，文昭連週末也沒辦法離開實驗室——實驗室有嚴格的請假制度，沒有特殊情況的話，理工科的博士生們都是以實驗室為家的。導師經常用“沒理由”和“無條件”這兩個詞來強調他們與科研項目的關係，彷彿要把學生們牢牢地“焊”在實驗上，但文昭常常會暗自嘀咕：真正和實驗成果、項目經費綁在一起的，不是“老闆”一個人嗎？
一個師妹曾經對文昭抱怨過：博士生在實驗室工作的時間和網上流傳的“996”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導師每個月才給大家發1800元的補助，“JM的面膜都還要10塊錢一張呢！”她說這句話時，帶著深深的幽怨。
不過事實上，在實驗室裡時間越長，女學生們逛街購物和打扮自己的興趣就越低，很多人進了實驗室便換上白色的工作服，真正過上了低慾望生活。
博二那年，文昭和女朋友被父母一催再催，辦了個簡單的訂親儀式，並商量元旦結婚。選擇這個時間點，主要是考慮到女友有假期，而自己的一篇重要論文也可以保證完成。他提前在實驗室裡宣佈了結婚的消息，眾人的歡呼聲讓他一時頭腦發熱——他敲了導師辦公室的門，希望他能批准一週的假期，好和女朋友去烏鎮拍婚紗照。
導師坐在辦公桌前聽文昭講完，示意他坐在對面，接著便用帶著些鄙夷的語氣問：“這麼著急結婚，不是懷孕了吧？”
文昭的臉立刻紅了，說：“沒有，沒有……”
“那為什麼非要今年結婚？你忘了9月份是項目結項的關鍵時期嗎？”
導師這句冷冰冰的話讓文昭無言以對。他原本積攢了一肚子的意見，到了導師這兒卻全都吞進了肚子。導師見他低下頭去，語調稍微緩和了點，又開始給他講人生選擇這樣的大問題，還很體己地加了一句：“你們北方人，做事就愛一時衝動，想不到顧全大局……”
接著導師以自己為例子，大談當年和師母婚期將近時是怎樣在實驗室裡熬夜做研究，最後是準岳父提著棍子逼他去買新婚的西裝。
“任何時候都要把精力投入到最有用的地方。做學術沒有這點犧牲精神，能成大事嗎？嗯？”導師冷峻的目光透過鏡片朝文昭掃過來，像是在打量一個屢教不改的慣犯。
文昭踉踉蹌蹌從導師的辦公室走到了實驗室裡，其他同學看他臉上慘白的表情，已經猜中了幾分，七嘴八舌地安慰文昭，罵“老闆”沒有人性，“存天理，滅人慾”。
文昭一言不發，聽著大家的議論，滿腦子都是導師在辦公室裡充滿理想主義激情的宣講。後來他從實驗室裡走出來，沿著步行梯走到了實驗大樓的最高層。他想打電話給女朋友，把導師提出的推後婚期的建議告訴她，可是想著女友前一天晚上還在興致勃勃地和他討論寫婚禮請柬的情景，無論如何不忍心撥通熟悉的號碼。
實驗樓挨著校外的一條主幹道，看得到街邊的水果店和驢肉湯館的招牌，兩個老太太從超市推著小推車出來，一箇中學生用手機掃碼打開了一輛路邊的共享單車……一個念頭突然從文昭腦子裡冒出來：實驗樓裡的寧靜和喧鬧的街角，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生活？
在校園裡待著的這些年，文昭好像很少關注過這些，這讓他一下子有些無所適從。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題圖：視覺中國
閱讀更多 停下悅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