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救贖的愛情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國女作家蕭紅可算是智商極高而情商極低的“第一苦命女子”。她不是美女,也不是文藝戰士;她只想做自己,卻又永遠做不好自己。她的一生都在疲於奔命和動盪不安中掙扎,文學創作雖然部分成全了她,卻沒有徹底改變她的悲慘命運。無論是她所摯愛的祖父,她所依賴的愛人——陸振舜、汪恩甲、蕭軍、端木蕻良,還是她所敬重的魯迅,都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她永遠的救星。


蕭紅 | 沒人救贖的愛情


“我是《紅樓夢》裡的痴丫頭”


1980年,聶紺弩在《回憶我和蕭紅的一次談話》中介紹說,他與蕭紅之間曾有過一次談話:“蕭紅,你是才女,如果去應武則天的考試,究竟能考多高,很難說,總之,當在唐閨臣(清代小說《鏡花緣》中人物,武則天開科考試天下才女,她本為榜首,武則天不喜她的名字,將其移後10名)前後,決不會和畢全貞(也是《鏡花緣》中人物,考試的末名)靠近的。”蕭紅聽了笑著說:“你完全錯了。我是《紅樓夢》裡的人,不是《鏡花緣》裡的人。我是《紅樓夢》裡的痴丫頭香菱。”


香菱本名甄英蓮(諧音“真應憐”),是甄士隱的獨生女。3歲那年的元宵節,她在看社火花燈時因家奴看護不當而被人販子拐走,後來落到薛寶釵的哥哥“呆霸王”薛蟠手中。與香菱一樣,蕭紅的人生也是惹人憐惜的。不過,與香菱的禍起於偶然不同,蕭紅的不幸主要源於她自己“痴心女子偏遇負心漢”的盲目追求與錯誤選擇。


蕭紅本姓張,乳名榮華,學名秀環,後由外祖父改名為乃瑩,1911年6月2日,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城(今哈爾濱市呼蘭區)的一戶富裕家庭,被傳統命相認定為命賤不祥。她從小得到祖父張維禎的寵愛,父親張廷舉卻對她較為冷漠。1919年8月,母親姜玉蘭病故,留下蕭紅與3個弟弟。同年12月,張廷舉續絃。


1925年,14歲的蕭紅由父親做主,許配給省防軍第一路幫統汪廷蘭的次子汪恩甲。1926年,蕭紅將要讀初中時,因父親阻撓輟學在家。她以出家當尼姑為籌碼逼迫父親讓步,於1927年進入哈爾濱東省特別區第一女子中學(現蕭紅中學)讀書。從師範學校畢業的汪恩甲,當時任小學教員。他到學校拜訪過蕭紅,蕭紅也為他織過毛衣。他的父親去世時,蕭紅還去吊過孝。


1928年冬天,17歲的蕭紅結識了哈爾濱法政大學學生、與自己有遠親關係的表哥陸振舜。在已經成婚的陸振舜與包辦婚姻的汪恩甲之間,蕭紅的情感偏向了前者。1929年,祖父張維禎去世,蕭紅對於養育自己的家庭已經無所留戀。1930年,陸振舜為了堅定蕭紅反抗包辦婚姻的決心,從法政大學退學,前往北平,就讀於中國大學。19歲的蕭紅逃出家門與陸振舜婚外同居。


第二年春節前夕,不具備獨立生活能力和經濟實力的陸振舜,迫於家庭壓力,與蕭紅各自回家。人身依附於男權對象的痴心女子蕭紅,與人身依附於男權家庭的陸振舜之間,一段沒有根基的浪漫情愛,就此終結。


在根深蒂固的男權專制社會里,人們可以對“浪子回頭金不換”的男子給予寬恕,卻不會對背叛男權專制社會的弱勢女子表示諒解。一個為私情離家的女人是沒有任何退路的,只要她走出家門一步,門就在她身後永遠關閉了。已經20歲的成年女子蕭紅,似乎並不十分明白更不十分在意這種最為淺顯的社會常識。在與陸振舜分手之後,她依然一再做出盲目愚蠢的選擇。


春節之後,蕭紅再一次逃往北平,舊情不斷的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蕭紅與汪恩甲返回哈爾濱。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能容忍蕭紅一再離家出走,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約。蕭紅到法院狀告汪大澄代弟休妻,汪恩甲顧忌哥哥的聲譽,違心承認解除婚約是他自己的主張。蕭紅輸掉了官司,第二次與汪恩甲絕情分手。


蕭紅半年前與陸振舜離家出走,如今又與未婚夫打官司,因而被視為“怪物”,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閒話對象。她的弟弟妹妹不堪輿論壓力,轉往外地求學。擔任巴彥縣教育督學(即教育局長)的張廷舉,擔心再娶的妻子管不住蕭紅,便把全家搬到阿城縣福昌號屯(現哈爾濱市道外區民主鄉)的鄉下老家。在福昌號屯的這段生活,為蕭紅後來的文學創作積累了大量素材。


這年秋天,蕭紅出於同情,替佃戶長工勸說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把她痛打一頓後鎖在一間空房子裡,派人拍電報催促張廷舉回家將蕭紅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小姑和小嬸趁著夜深人靜,撬開窗戶偷偷放走蕭紅。20歲的蕭紅逃到哈爾濱後,找到當時在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讀書的汪恩甲,兩人住進東興順旅館開始同居生活。


1932年春節,回家過年的汪恩甲把蕭紅一個人留在旅館。蕭紅變賣物品前往北平,陸振舜給中學同學李潔吾打電報請他就近照顧。汪恩甲過完春節回來,發現蕭紅不辭而別,追到北平把蕭紅帶回。汪恩甲母親知道兒子與蕭紅在一起,就斷絕了經濟資助,汪不得已向家庭妥協。已經懷孕的蕭紅遭遇了第二輪情愛悲劇。


蕭紅在短篇小說《棄兒》中寫道:“7個月了,共欠了(旅館)400塊錢。王先生是不能回來的。男人不在,(旅館的老闆)當然要向女人算賬……”那正是她自己的真實寫照。


做了多年受氣包


1932年6月,在東興順旅館充當人質的蕭紅,向哈爾濱《國際協報》的副刊編輯裴馨園求救。裴與孟希、舒群等文學青年先後到旅館看望蕭紅,他們中間有一個叫三郎的已婚男子,真實姓名叫劉鴻霖,後來的名字叫蕭軍。21歲的蕭紅打動26歲蕭軍的,是隨意塗抹的一首小詩:“那邊清溪唱著,這邊樹葉綠了,姑娘呵,春天來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著青杏的時候,今年我的命運比青杏還酸?”


同年8月,松花江決堤,蕭紅因禍得福,逃出旅館到裴馨園家避難。後送醫院待產,因無錢交住院費,蕭軍用刀子逼著醫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後很快就被送人。


蕭紅出院後,與蕭軍開始新一輪的婚外同居。這段被蕭紅稱為“沒有青春只有貧困”的生活,竟然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後來被她不厭其煩地記錄到小說《商市街》中。從蕭軍保存下來的合影中,可以感受到這對年輕人的幸福。在哈爾濱人流穿梭的中央大街上,在幽雅靜謐的俄式花園裡,在江畔綠蔭濃郁的樹下,在碧波盪漾的松花江中,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


1934年6月11日,蕭紅和蕭軍應當時已是共產國際駐東北聯絡員、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的舒群的邀請,移居青島觀象一路1號的一座兩層小樓。11月初,兩個人因舒群被捕而離開青島前往上海。12月19日,魯迅在梁園豫菜館請客,特意將蕭紅、蕭軍介紹給茅盾、聶紺弩、葉紫、胡風等左翼作家。


1935年12月,原名《麥場》的中篇小說《生死場》以“奴隸叢書”的名義在上海出版,這是第一部以蕭紅這個名字署名的作品。魯迅在序言中稱讚說:“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力透紙背;女性作品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所謂“越軌的筆致”,主要是指蕭紅對於男女情愛充滿野性的描寫。小說中寫金枝受著青春蠱惑與成業約會時寫道:“男人著瘋了!他的大手敵意一般地捉緊另一塊肉體,想要吞食那塊肉體,想要破壞那塊熱的肉。儘量的充漲了血管,彷彿他是在一條白的死屍上面跳動……”


隨著文學創作的初步成功和經濟生活的初步改善,蕭紅與蕭軍反而走到決裂邊緣。蕭軍此時和一個名叫陳涓的女子明鋪暗蓋,他與蕭紅之間的衝突日益激烈,直至拳腳相向。關於此事,蕭紅在《苦懷》詩中寫道:“我不是少女,我沒有紅唇了,我穿的是從廚房帶來的油汙的衣裳。為生活而流浪,我更沒有少女美的心腸。”


胡風的夫人梅志在《“愛”的悲劇——憶蕭紅》中回憶說,朋友們在一間咖啡店相聚時,蕭紅為自己青紫的左眼解釋說:“沒什麼,自己不好,碰到硬東西上。”一旁的蕭軍卻斥責說:“幹嗎要替我隱瞞,是我打的!”


當年一直追蹤研究蕭紅的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在《蕭紅評傳》一書中談到,在“二蕭”的關係中,蕭紅是個“被保護的孩子、管家以及什麼都做的雜工”,她做了多年蕭軍的“傭人、姘婦、密友以及受氣包”。


只想過正常的家庭生活


1936年7月,蕭紅在魯迅等人的建議下遠赴日本。她在從日本寫給蕭軍的情書中表白說:“你是這世界上真正認識我和真正愛我的人!也正為了這樣,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們不能夠允許痛苦永久地齧咬我們,所以要尋求各種解決的法子。”


這年的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次年1月,蕭紅回國,與蕭軍短暫和好。而當蕭軍結識有夫之婦許粵華時,他們再也無法生活下去了。抗日戰爭為蕭軍拋棄蕭紅,提供了最為神聖、最為強硬也最為宏大的理由。蕭軍在《從臨汾到延安》中記錄了兩人分手前的爭吵:


蕭紅:“你去打游擊嗎?那不會比一個真正的游擊隊員更價值大一些,萬一犧牲了,以你的年齡,你的生活經驗,文學上的才能……這損失,並不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僅是為了‘愛人’的關係才這樣勸阻你……這是想到了我們的文學事業。”


蕭軍:“人總是一樣的……誰是應該等待著發展他們的‘天才’,誰又該去死呢?”


經過反覆爭吵,原本想去五臺山打游擊的蕭軍轉往延安。蕭紅、端木蕻良隨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到了西安。據丁玲回憶,她曾勸說蕭紅前往延安,蕭紅為了避開蕭軍而拒絕。丁玲到延安後,拖著蕭軍回西安,想對兩人的關係做最後彌補,卻遇見蕭紅和端木蕻良在一起。蕭紅微笑著對蕭軍說:“三郎,我們永遠分手吧!”


1938年4月,蕭紅與蕭軍正式分手,她的肚子裡偏偏懷著蕭軍的孩子。同年5月,蕭紅與端木蕻良舉行婚禮。主持婚禮的胡風提議新人談戀愛經過,蕭紅講了一段話:“掏肝剖肺地說,我和端木蕻良沒有什麼羅曼蒂克的戀愛史。是我在決定同三郎永遠分開的時候,我才發現了端木蕻良。我對端木蕻良沒有什麼過高的要求,我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這種狀況的人,還要什麼名分。可是端木卻做了犧牲,就這一點我就感到十分滿足了。”


以後的事實證明,在男女情事上一再犯錯的蕭紅,又一次做出了錯誤選擇。兩人婚後不久,日軍轟炸武漢,端木蕻良留下大腹便便的蕭紅,一人前往重慶。蕭紅歷經磨難到達重慶,端木蕻良連落腳的住所都沒有預備。她幾次搬家,最後無奈地住到友人白朗家中。1938年年底,蕭紅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


1940年1月,蕭紅隨端木蕻良離開重慶飛抵香港。她在貧病交迫中堅持創作了中篇小說《馬伯樂》和長篇小說《呼蘭河傳》。1942年12月,病情加重的她被送進醫院,因庸醫誤診而錯動喉管手術,不能說話。據駱賓基的《蕭紅小傳》記載,蕭紅臨終前在一張紙片上寫下:“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蕭紅去世前的44天裡,守護在身邊的是小她6歲的駱賓基,端木蕻良基本上沒有履行作為丈夫的責任。文藝批評家李健吾得到消息,在《咀華記餘?無題》中寫道,他最折服的4位女性作家是丁玲、凌叔華、林徽因、蕭紅。“最可憐”的蕭紅“好像一個嫩芽,有希望長成一棵大樹,但是蟲咬了根,一直就在掙扎之中過活……”


從1927年至1942年,蕭紅有過15次以上的“離開”,她居住過的地方包括哈爾濱、北京、青島、上海、日本東京、武漢、臨汾、西安、重慶、香港等,從沒有在一個地方真正住過兩年以上。“一直就在掙扎之中過活”,竟然成為蕭紅的生活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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