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中古文學史上，“正始文學”與“建安文學”蟬聯相繼；“竹林七賢”與“建安七子”遙相輝映。不過，由於時代政治與風尚的不同，建安作家那種激昂慷慨的積極進取精神，到正始時期，一變而為倜儻不羈、任性使氣的疏狂情態。“竹林七賢”中文學成就最高，且能代表正始文學曠達、雄秀、玄遠、幽深的特色的作家，首推詩人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城裡）人。生於建安十五年（２１０年），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璃的兒子。陳留阮家，當時雖不是門第顯赫的望族，卻是聲名素著的文學之家。阮璃是建安文學的重要作家，曾任曹操的司空軍謀祭酒，以“書、檄”擅名當世。“七賢”中的阮咸是他的侄兒，同族中的阮武、阮修、阮侃及其子阮渾等也頗負盛名。而諸阮當中，尤以阮籍為皎皎者。
據《晉書》本傳載，阮籍儀表堂堂，風度翩翩，志氣宏放，胸懷高闊，博覽群書，才藻豔逸，而且喜歡飲酒，善於彈琴。年輕時代的阮籍是一個躊躇滿志的英俊人物。《詠懷》三十八雲：“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可謂氣魄宏大，胸襟廣闊。他曾登廣武山，觀楚漢相爭時的古戰場，喟然長嘆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他把叱吒一時的劉邦、項羽簡直不放在眼裡，其雄心壯志於此可見一斑。
志氣宏放，加以喜愛老莊著作，這就形成他“傲然獨得，任性不羈”的性格特點。表現在行動上，他閉門讀書，數月不出戶牖；有時外出遊覽山水，又經日忘歸。他這種奇特的行為不易為一般人理解，所以“時人多謂之痴”。
阮籍這種獨往獨來的“非常”之處，本傳及《世說新語》多有記載。一次阮籍的嫂嫂回孃家，他特以與之相見作別。這對“嫂叔不通問”（《曲禮》）的封建禮教來說，無疑是一種膽大妄為的舉動。有人譏笑他，他不以為然地說：“禮豈為我設耶？”再如一位才貌出眾的兵家姑娘，未出嫁而天亡。阮籍與這位姑娘雖然素不相識，也不認識姑娘的父兄，但他卻前往弔唁，悲慟大發，哀盡而還。這些古怪的性情與狂放行為，在一般人看來，的確難以思議。
阮籍的這些表現，好象是病態的反映，其實是苦悶的象徵。當時正處於司馬氏篡取曹魏政權的前夜，統治俯級內部的鬥爭十分激烈複雜。司馬氏利用“名教”（封建的等級名分和禮教）蠱惑人心，作為奪取政權的工具，一些有識見的知識分子，便大力提倡老莊思想，以老莊的“自然”與“名教”相對抗。阮籍崇尚老莊哲學，又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就必然鄙棄禮俗，在行動上唱反調。當時一般人只看到他“痴”的一面，而對他的才學、志氣不大瞭解，只有那位以“鑑識”著稱的族兄阮文業瞭解他。經過阮文業的“品評”，人們才“鹹共稱異”，逐漸對他另眼相看。阮籍的文名也日漸為人所知。
- 拒官歸林，名聲愈重
大概二十多歲的時候，阮籍曾隨叔父遊於東郡（治洑陽，轄魯西及豫北一帶），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但阮籍對這位大官僚的禮遇很冷淡，終日不開一言。王昶對此頗為讚歎，以為莫測其高深。後來，太尉蔣濟聽說阮籍才華出眾，便派人前往召請。阮籍不願出仕，就作書拒絕，結果惹得蔣濟大怒。在親友們的勸說下，阮籍才勉強應召，前往洛陽。但不久就稱病辭歸。之後，又被徵為尚書郎，旋即又以“病”免官。曹爽輔政時，曾徵召阮籍做參軍，他仍然託病謝絕。一年後，曹爽被殺，人們對阮籍的政治遠見大為驚服。
這時，阮籍早已移家洛陽，與嵇康、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相與友善，經常聚會於嵇康寓居的山陽（今河南修武縣東南）竹林之中，酣暢痛飲，傾心接談，世稱“竹林七賢”。間或往蘇門山（今河南輝縣）訪隱者孫登，與之論道，相對長嘯。這大概是阮籍一生中最逍遙適意自在坦蕩的時候。
然而，名重當世的阮籍，已成為司馬氏爭取的對象，他想要繼續逍遙下去，已是不可能的了。司馬懿做太傅時，就任命阮籍為從事中郎。司馬懿死後，他又被大將軍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相繼任命為從事中郎。以後，還被封為關內侯，徒散騎常侍。
- 深陷政治風波，成為犧牲工具
表面看來，詩人在仕途上似乎是順利的。實際上，瞬息萬變的政治風雲，在他的內心深處正捲起無限憂懼的波濤。司馬懿於嘉平元年（２４９年）以陰險狡詐的手段擊敗政敵曹爽，不僅誅滅曹爽兄弟三族，而且把曹魏集團的名士何宴、李勝、丁溫、鄧颺、畢軌、桓範等同日誅戮，因而時人有“名士減半”之嘆。司馬師於嘉平六平（２５４年）廢掉齊王曹芳，另立高貴鄉公曹髦。司馬昭又於景元元年（２６０年）殺掉曹髦，改立曹奐。曹魏政權實際上早已掌握在司馬氏手中。他們為了擴充實力，以達到篡位的目的，就以優厚的待遇籠絡政治實力強的士族和名望高的名士，同時也殘酷地屠殺政治上的反對派（如正元元年族滅時負重望的夏侯玄、李豐、許允等）。這就造成了一個極其恐怖的政治局面，使得整個士族中的人們都感到生死莫測、禍福無常。恐怖的現實，使阮籍“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詠懷》三十三）。充滿了憂生念亂之情、遠禍避害之想。他在政治淫威下做官，只是“避世金馬門”的“祿仕”而已。
阮籍不得已而做官，又不願去夤緣勢利，就只有走上消極反抗的道路。他首先對權貴們採取敷衍的態度。一次，他趁機向司馬昭表示：他遊歷過東平，喜歡那裡的風土人情，願意去那裡做太守。司馬昭一聽很高興，以為阮籍願意為司馬氏政權效勞，便馬上拜他為東平相。阮籍騎驢到任，遊覽已過，便折毀官府屏障，使內外相望，並刪簡法令，十日而還。他用老莊“無為而治”的主張和行動，對政令繁苛的司馬氏統治進行嘲諷。他聽說步兵營廚人善釀酒，儲酒數百斛，就辭去從事中郎的職務，求為步兵校尉，與劉伶等逐日酣飲，借酒解愁。但蘊藏在他內心的感情有時仍不免流露出來。一次有司對司馬昭說，有個人把自己的母親殺了。阮籍在一旁聽到後，不由得“嗨”了一聲，說“殺父親也罷了，怎麼能殺母親呢？”在座的人驚恐起來，以為阮籍公開發表與“孝道”相牴牾的狂悖言論，將遭殺身之禍。司馬昭也乘機追問所以，阮籍自悔失言，便從容地圓轉說：“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這一番隨機應變的辯解，不僅解脫了危險，而且使人們大為佩服。但這次風險卻給阮籍敲了警鐘，此後他“言語至慎”。司馬昭再與之接談，他總是“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使其無隙可乘。
在那險惡的政治環境裡，阮籍說話困難，做人也更不易。《晉書》本傳說：“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所以，酣飲、醉酒不僅是阮籍的嗜好，也是他麻醉自己的方法，更是詩人逃避政治鬥爭遠禍避害的手段。司馬昭為兒子司馬炎求婚藉助於阮籍，阮籍不願，又不能明拒，就沉醉六十日不醒，使求婚者沒有機會提出，只好作罷。司馬昭的親信鍾會，多次找阮籍談時事，企圖藉機陷害，也被阮籍用長醉的辦法應付。即使萬一說錯了話，也可以借醉求得諒解。
司馬氏集團提倡“名教”，標榜“孝道”，完全是用以自利的手段，他們自己何嘗認真奉行！在阮籍看來，那實在是褻瀆禮教，毀壞禮教，不平之極，但又無計可施，於是“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魯迅語）然就其本心而論，阮籍對禮教的態度要比司馬氏們執著得多。“性至孝”（本傳）的阮籍，母親死時正和人下棋，他聞喪不哭，弈棋如故，棋罷一慟，吐血數升。母喪中，他依然飲酒食肉，等到臨葬之時，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當時人們以弔喪為重，阮籍居喪期間，中書令裴楷前往弔唁。阮籍散發箕踞，直視裴楷，不為哀禮。阮籍又善為青白眼。“青眼”表示讚許、喜悅；“白眼”則表示厭惡和蔑視。見禮俗之士，即以白眼對之。嵇喜前往弔唁，阮籍白眼冷對，嵇喜十分難堪，只好不懌而退。他的弟弟嵇康聞知，便提酒挾琴前往，阮籍才青眼迎視，表示歡迎。至今常用的“青睞”、“垂青”等詞，便是由此而來。
因為阮籍“居喪無禮”，之後在司馬昭處赴宴又飲酒又食肉，深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所不滿。在酒筵上，這些司馬氏的鷹犬們便殺氣騰騰地向阮籍興師問罪，要司馬昭以“不孝”、“敗俗”的罪名，把阮籍“流之海外，以正風教”。阮籍對此不屑一顧，仍“飲啖不輟，神色自若”，用沉默對禮法之士表示極度的輕蔑。而司馬昭之所以能寬容阮籍，是因為還要利用詩大的名望來維繫人心，裝點門面。
- 無可奈何，寄情詩歌
對險惡的現實，詩人觀察得銳敏，也感受得深刻。他把內心的憤懣凝聚在筆端，流瀉在詩文中。詩人通過《大人先生傳》、《達莊論》、《通易論》諸文和《洪生資制度》（《詠懷》六十七）等詩篇，無情地批判了虛偽的儒學，由衷地讚賞老莊哲學的無為與逍遙。他把禮法之士比做鑽在破棉褲裡的蝨子，對他們的無恥行徑，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與辛辣的諷刺。
阮籍詩歌
阮籍和“竹林名士”們的談玄論道、蔑視禮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無疑具有追求思想解放和反抗恐怖政治的現實意義。這對司馬氏的統治與謀篡野心大為不利，為翦除異己，便殺雞嚇猴，借“不孝”罪名，把“剛腸疾惡”“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殺了。“竹林”的其他人，在司馬氏的威脅利誘下，有的變節，有的妥協。阮籍雖然堅持著韌性的消極反抗，但在強權面前，個人的消極反抗畢竟是無力的。在司馬昭集團製造晉王加“九錫”的勸進醜劇中，詩人躲也不行，醉也無用，終於在司馬昭的爪牙鄭衝的劍光下，違心地代為醉草《勸進牋》。之後，就愁思佛鬱，於景元四年（２６３年）冬病死於家。時年五十四歲。
阮籍的文章與辭賦，都能獨出機抒，持見新奇，理精詞切。然詩人留給後世的最珍貴的遺產，要推有名的八十二首《詠懷》詩。這些非一時之作的五言詩，真實地表現了詩人一生複雜的思想感情。其中，有對社會離亂的喟嘆，有對黑暗政治的不滿，有對友情無常的傷心，有對身家性命橫遭不惻的憂懼，有對美麗仙境的羨慕而又感到虛無等等。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那個時代留在詩人身上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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