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提到“嵇康”，人們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世說新語》中塑造的“竹林七賢”形象，而最令人深刻的莫過於《雅量篇》中嵇康“臨刑東市”的記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世說新語》中對嵇康之死的描寫繪聲繪色，感人至深，甚至還補充了司馬昭殺嵇康後覺得後悔的細節，讓人更覺惋惜。唐人修《晉書》的時候，《嵇康傳》全篇大段引用其文章著作，涉及嵇康生平事蹟的內容極少，但偏偏對於“臨刑東市”的記載幾乎全錄《世說新語》所描繪的情景，同時將“文王亦尋悔焉”改為“帝尋悟而恨焉”，在痛惋之情上似又更進了一步。
然而，這個記載其實並不可信。在景元三年（公元262年）這個時間節點上，嵇康之死甚至帶有一絲必然的意味，司馬昭對嵇康之死絕不可能感到後悔。想要真正理解嵇康之死，必須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中。
嵇康像
“不孝”的罪名
嵇康之死，表面原因是受到了好友呂安“不孝”罪名的牽連。據虞預《晉書》記載，景元三年（262年）時，嵇康的好友呂安妻子被兄長呂巽淫辱，而呂巽先發制人反誣呂安不孝，嵇康為呂安作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當時鍾會等人又從旁煽風點火，最終司馬昭一怒之下將二人全部處死。
嵇康和呂安之死並非魏晉之際唯一受禍於“不孝”的例子。嵇康之死前，何曾就用“不孝”的罪名指控過時為步兵校尉的阮籍。何曾對司馬昭說阮籍在母親去世後“居喪無禮”，還敢飲酒吃肉，應該將阮籍流放邊境，以正視聽。嵇康死之後，庾純也因為在宴會上當面指責賈充弒君的行為，最後被何曾、荀顗和司馬攸以“不遠布孝至之行”之名彈劾貶官。
其實，司馬昭責嵇康等人“不孝”是假，怨他們“盡忠”才是真。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氏啟動了篡曹自代的進程，早已開始清洗支持曹魏的力量，史書稱“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曹爽被殺後，魏將夏侯霸奔降蜀漢。姜維問他，司馬懿發動政變後接下來準備怎麼做？夏侯霸回答：“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意思就是說司馬懿準備篡曹自代，暫時不會有心發動對外戰事了，週一良先生曾評論此道：“司馬氏之心固不待司馬昭而路人皆知矣。”
嘉平三年（251年）欲擁立曹魏宗室的王凌被司馬氏鎮壓；嘉平六年（254年）司馬師殺死擁護曹魏的中書令李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和宗室夏侯玄；正元二年（255）司馬師鎮壓了在淮南叛亂的毌丘儉；甘露三年（258年）司馬昭又鎮壓了繼續在淮南叛亂的諸葛誕。甘露五年（260）司馬氏的黨羽賈充弒殺魏帝曹髦於南宮闕門，結果賈充安然無事，曹髦反被褫奪帝號，司馬昭另立曹奐為帝。在這一過程中，支持曹魏的大臣喊出了“盡忠”的口號來反對司馬氏，首先在淮南起兵反叛的王凌在被擒後路過賈逵的祠廟，便大聲喊道：“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嚴衍《資治通鑑補》記載王凌被毒殺後，其子王廣也對司馬懿說：“廣父非反也……廣父太傅之賊，而曹氏之忠臣也。”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曾經說：司馬氏以“不孝”的罪名殺嵇康，但他們自己又“何嘗是著名的孝子”？司馬氏執政期間舉起“孝”的大旗，主要是為了消解支持曹魏宗室一方“忠”的價值和號召力。
嵇康與曹魏的關係
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氏的權勢日熾，很多士人都審時度勢，為了家族利益的延續最終選擇了支持司馬氏，故而南宋詞人陳亮在《念奴嬌·登多景樓》中感嘆道“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在這種大背景下，為什麼嵇康會選擇支持曹魏呢？
首先要說明的是，嵇康個人的態度並非是整個嵇氏家族的態度。嵇康的家族在魏初時地位尚不顯赫，據裴松之所引的《嵇氏譜》：嵇康家族“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於譙之銍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加‘山’以為姓。”嵇康的家族從會稽遷徙到了譙郡，並由“奚”氏改為“嵇”氏，在魏晉時期，姓氏與郡望往往是家族身份和地位的標誌，而嵇康家族卻輕而改易，其地位高低可見一斑。同時嵇康父親嵇昭官為“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即管理圖書文籍的小官，官位並不高。
嵇氏家族真正崛起是在嵇康和其兄嵇喜這一輩。在曹氏族與司馬氏的政治鬥爭中，嵇康堅定地支持曹魏宗室，而嵇喜則投入了司馬氏麾下，是齊王司馬攸一派的重要幕僚。當時名士阮籍擅用青白眼待人，阮籍面對與其立場接近的嵇康總是青眼相待，但每次遇見嵇喜卻作白眼，嵇喜只好尷尬地離開。呂安拜訪嵇康逢其不在，嵇喜迎客，呂安便在門上寫一個“鳳”字，意為“凡鳥”來嘲諷嵇喜。後來即使嵇康為司馬氏所殺，嵇喜仍然出仕於司馬氏，歷任江夏太守、徐州刺史、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宗正是負責管理皇族事務的官員，嵇喜能任其職，可見其與司馬氏的密切關係。
魏晉時期同一個家族分別支持不同勢力和派系是常見之事，比如琅琊諸葛氏的諸葛亮出仕蜀漢，諸葛瑾出仕孫吳，而諸葛誕則出仕曹魏，因此時人稱“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此外司馬氏也同樣如此，雖然高平陵事變後司馬懿一系一直在謀劃奪取曹魏的皇位，曹髦有言：“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但是司馬懿的弟弟司馬孚卻號稱為“大魏之純臣”，在司馬懿一系篡權的過程中多次翼護魏室。學者朱曉海認為司馬孚的這一政治姿態是出於保全司馬氏門戶的考慮，篡位之事畢竟兇險難測，如果司馬懿一系失敗，司馬孚一系便可維持司馬氏的家族地位不墜。嵇康和嵇喜的立場差別實際上也是嵇氏家族“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裡”的策略，雖然嵇康因為支持曹魏反對司馬氏終遭厄運，但是嵇康之子嵇紹後來在西晉時卻仕至御史中丞、侍中，可謂顯官，背後除了有山濤舉薦的幫助，也跟當時嵇氏家族並未因嵇康之死而完全沒落有關。
嵇康支持曹魏宗室，除了個人性格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為他迎娶了曹魏宗室長樂亭主。長樂亭主是沛穆王曹林的孫女，而曹林是魏武帝曹操與杜夫人所生之子，也就是說嵇康是曹操的曾孫女婿。不僅如此，杜夫人與曹操還生下了金鄉公主，後來金鄉公主又下嫁給了何晏，所以何晏是嵇康妻子長樂亭主的姑祖父。正始年間，何晏被拜為尚書，典選舉，史稱“其宿與有舊者，多被拔擢”，嵇康在迎娶了長樂亭主後，被拜為郎中、中散大夫，很有可能是當時主選舉何晏的功勞。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曾說：“夫婚仕之際，……實亦與魏晉南北朝以來士大夫階級一生成敗得失至有關係。”在其另一篇文章《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中又說：“嵇公於魏晉嬗替之際，為反司馬氏諸名士之首領，其所以忠於曹魏之故，自別有其他主因，而叔夜本人為曹孟德曾孫女婿，要不為無關。”
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變的起因，在於正始年間曹爽任用何晏、鄧颺、丁謐等人主持選舉，推行一系列改制，觸動了曹魏功勳舊臣的利益。仇鹿鳴先生《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認為：“曹魏老臣參與、同情高平陵之變的目的是為了結束曹爽專權的局面，恢復原有的政治秩序，維護自身的利益，但是他們並沒有支持司馬氏改朝換代的意圖和打算。”當時很多曹魏舊臣如蔣濟等人勸司馬懿不要殺曹爽，主要是有意保全宗室和功臣勢力的平衡。然而司馬懿卻在政變成功、控制政權後，悍然清洗曹爽宗室勢力，當時何晏即使幫助司馬懿窮治曹爽黨羽，依然難逃被殺的命運。嵇康是曹魏宗室和何晏的姻親，這重身份便決定了嵇康不可能與司馬氏合作。
正始十年至景元三年嵇康被殺前，嵇康一直堅定的支持曹氏。《晉書》嵇康本傳稱，在毌丘儉叛亂時“康欲助毌丘儉，賴山濤不聽”；夏侯玄被殺後，司馬昭欲徵他為屬官，嵇康又採取消極抵抗的手段，逃到河東隱居不仕。與此同時，嵇康還進行了大量玄學創作，反擊司馬氏主張的思想立場。
嵇康的著述與其反司馬氏的立場
學界一般將玄學思想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正始玄學、竹林玄學、元康玄學和東晉玄學。嵇康是竹林玄學的代表，雖然他討論的問題上承正始玄學，但是他的玄學思想與之前正始時期的王弼、何晏等人並不完全一樣。王弼等人的正始玄學致力於結合本體與現象、自然與名教，代表了玄學的正題；而嵇康強調自然的思想則是玄學的反題，將玄學精神發揚到了一個更高的層面。
嵇康的玄學思想固然有其作為哲學思想的超然一面，但同樣不可忽視其與時代背景和現實政治的密切關係。唐長孺先生在《魏晉玄學之形成及其發展》一文中指出：“玄學決非如後世所想像的那末超然，那末空洞，而是反映現實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一套政治理論……（阮籍、嵇康）在破壞名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破壞名教實即是反對司馬氏政權。”嵇康的個人創作與他的政治立場緊密相關，並且擅長“借題發揮”，《管蔡論》、《聲無哀樂論》和《與山巨源絕交書》即為顯例。
嵇康的《管蔡論》表面上看是要為周代在淮南地區叛亂的管叔和蔡叔翻案，嵇康認為管叔和蔡叔本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但是因周公突然攝政，面對這個消息他們一時不能接受，出於對王室的忠心，“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侯外廬認為《管蔡論》很有可能是甘露元年（256年）四月高貴鄉公曹髦幸太學向諸儒請教學問時，論及管蔡時作，此時距離淮南毌丘儉被誅只有一年，嵇康《管蔡論》的真實政治意圖，在於迴護當時在淮南起兵被司馬氏鎮壓的毌丘儉。
嵇康的《聲無哀樂論》的文本內容主要是關於音樂是否有哀樂之情、情感與聲音之間的關係以及音聲之和等問題的辯論，以往很多學者認為這就是嵇康音樂藝術和美學的著作。不過，嵇康《聲無哀樂論》中運用道家莊子提出的“天籟”思想，強調音樂的自然性，重點駁斥了東漢以來儒家所主張的音樂和政治有直接必然聯繫的觀點。在名教之治中，禮樂佔據著重要地位，嵇康此舉實際上就是在否定司馬氏的名教之治。1985年中央音樂學院召開了一場“《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研討會”，會議中蔡仲德提出“對於研究《聲無哀樂論》來說，其前提和難題在於弄清嵇康‘聲無哀樂’的原意……嵇康否認音樂能表現哀樂、能喚起人的哀樂，是為了反對以《樂記》為代表的儒家禮樂思想”，其意見得到了很多與會學者的贊同。如此說來，嵇康《聲無哀樂論》看似是在討論“音樂問題”，但實則文章的鋒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至於《與山巨源絕交書》，根據徐高阮的考證，雖然書信中嵇康稱事件起因是山濤舉其為官被其拒絕，但是山濤舉薦嵇康自代是甘露三年的事，而嵇康寫《與山巨源絕交書》發生在甘露五年（260年），已然時隔兩年。嵇康的真正目標指向是甘露五年魏帝曹髦被弒事件。
甘露五年賈充弒殺魏帝曹髦是震動一時的大事，當時司馬氏內部的司馬孚，還有支持司馬氏的曹魏舊臣陳泰，都請求司馬昭嚴懲兇手主謀，但是司馬昭卻最終採取了迴護賈充的態度，同年陳泰因此抑鬱在胸，之後嘔血而亡。仇鹿鳴認為漢末大姓潁川陳氏在西晉迅速隕落，與司馬氏漸行漸遠，即與此事有關。司馬氏內部的力量尚且有如此劇烈的動作，嵇康作為曹魏宗室一方的支持者，他的心情和反應可想而知，所以《與山巨源絕交書》的寫作目的絕不是為了推拒一個已隔兩年的過時邀請。嵇康在信中有“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如此激烈的言論，正是為了表達政治上對司馬氏已迫近的禪代和魏帝曹髦之死的譴責和抗議。
嵇康是繼夏侯玄之後曹魏宗室一方反司馬氏的人望領袖，史書說嵇康臨刑時有太學生三千人為其請命，可見其號召力。但也正因為此，隨著魏晉嬗代進程的日益加快，司馬昭誅殺嵇康是必然之事，司馬氏不可能一直容忍嵇康這樣的異見人士領袖存在。蘇軾有言：“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景元四年（263年）司馬昭發動了滅蜀之戰以作為獵取皇位的功勳保障，滅蜀戰役是司馬氏完成魏晉嬗代最重要的一步，之後同年十月，司馬昭便被晉封位晉公，位相國，加九錫。在此前一年，司馬昭處死了嵇康。
榮啟期與竹林七賢磚畫
嵇康之死對於當時整個魏末士林的影響頗大。嵇康的好友向秀原先也有“不羈之志”，長期隱居不出，但是嵇康死後立刻應朝廷徵辟，來到了洛陽。當時司馬昭見到向秀時還揶揄他道：“聞君有箕山之志，如今怎麼也來做官了？”向秀謙恭又不無討好地回答：“我認為許由、巢父這樣的隱士不懂堯帝的心，不值得學習。”清代王夫之讀史至嵇康之死時，也不由感慨：“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
魏晉之際處於一個憂心國家命運與重視家族利益風氣交織的社會轉型時期，嵇康支持曹魏宗室，既有為國為君盡忠的精神立場，又包含家族分別支持不同派系的利益考量。嵇康在坎坷的政治境遇中創作出了極為精彩的玄學作品，立場鮮明地反對司馬氏，在思想史上獨樹一幟，但這也導致了他在魏晉嬗代高壓、殘酷的政治傾軋中難逃一死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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