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法律如何應對“不測風雲”
——訪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王軼
“天有不測風雲”，是對現實生活中發生不可預測事情的一種俗語，在法律上，它們被定義為“不可抗力”。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突發性，疫情及其防控措施給當事人造成的損失如何承擔，如何認定不可抗力、可否適用情勢變更以更好保護當事人權益，尤為社會關注。對此，記者採訪了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軼。
記者：疫情及其防控是否屬於不可抗力？
王軼：疫情及其防控屬於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
2020年2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就疫情防控有關法律問題答記者問時指出，“當前我國發生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這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了保護公眾健康，政府也採取了相應疫情防控措施。對於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當事人來說，屬於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該答覆將疫情及其防控，一併認定為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
早在非典期間，最高人民法院就於2003年6月11日發佈通知，認定非典疫情及其防控，屬於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目前，不少省份高級人民法院出臺的與疫情及其防控有關的司法政策，也無一例外表明，對於受疫情及其防控直接影響產生的民事案件，可以適用民法總則、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等關於不可抗力的規定，並按照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處理；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記者：如何理解我國民事立法確立的不可抗力規則？
王軼：依據民法總則規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我國民法學界通說認為，不可抗力非屬當事人自身的行為，屬於民事法律事實中的事件。自然災害、政府行為、社會事件無論是否重大且顯著，只要當事人盡到了應有的注意，且屬於異常事故，就構成不可抗力。
在我國審判實踐中，當事人既不能預見，又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自然屬於不可抗力；當事人雖能預見，但預見不充分不全面，又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也屬於不可抗力；當事人能夠預見或者已經知曉，但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不屬於不可抗力。
記者：如何理解當事人約定的不可抗力條款？
王軼：不可抗力條款並非基於法律規定產生，而是基於當事人的約定出現，屬於合同條款。
在交易實踐中，可能出現四種不同類型的不可抗力條款：一是重申了不可抗力規則；二是相較於不可抗力規則，擴張了不可抗力的範圍，在法律規定之外，增加了不可抗力事項；三是全部排除了不可抗力規則的適用；四是相較於不可抗力規則，限縮了不可抗力的範圍，將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事項部分予以排除。
不可抗力條款在訂入合同之後，首先面對的是效力判斷問題。如果不可抗力條款屬於格式條款的，存在合同法第52條和第53條規定情形的，或者屬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自己的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一概無效。如果不可抗力條款不屬於格式條款，需要進行效力判斷。
記者：疫情及其防控作為不可抗力規則包含的事項，導致繼續履行合同對於一方當事人顯失公平的，可否適用情勢變更制度？
王軼：民法典草案合同編確認，“合同成立後，合同的基礎條件發生了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不屬於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繼續履行合同對於當事人一方明顯不公平的，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可以與對方重新協商；在合理期限內協商不成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第2款確認，“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根據公平原則變更或者解除合同。”至此，一度被司法解釋中的情勢變更制度“流放在外”的不可抗力，又被民法典草案中的情勢變更制度“請回家中”。這一選擇，值得肯定。
在民法典頒行以前，因疫情及其防控致使繼續履行合同對於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的，雖然尚不能主張援引民法典草案中的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中已經確認，由於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對一方當事人的權益有重大影響的合同糾紛案件，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適用公平原則處理。這表明，當時就有給情勢變更制度留出適用空間的司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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