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曹魏集團中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的多方面纏鬥？

司馬懿，字仲達，三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西晉王朝的奠基人

公元249年，高平陵之變爆發。司馬懿趁著曹爽陪同曹芳離開洛陽，到高平陵掃墓之際，發動政變，控制京都。

實際上，這場政變的兩方主人公司馬懿、曹爽，分別代表了曹魏政權下汝潁、譙沛兩大集團，而這一場被稱為曹魏轉折點的政變，也早在六十多年前埋下了伏筆。

關於這一切，讓我們從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說起。

汝潁與譙沛集團的產生

諸葛亮曾在《出師表》中寫道，“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漢桓帝、漢靈帝兩朝，政局動盪，宦官群體不僅把持了朝政，甚至還將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大到地方的州郡，正如《通鑑紀事本末》記載的那樣，當時掌權的宦官將自己的兄弟姻親派到地方，掌握實權，他們欺壓百姓、無惡不作，其所作所為，與盜賊無異。

“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遍天下，民不堪命。”——《通鑑紀事本末》

崛起的宦官勢力無疑侵犯了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為了捍衛自己的固有權益，以李膺、陳蕃等人為代表的士大夫們展開了反撲，宦官與士大夫階層就此展開角逐。發生在公元169年的這次角逐以士大夫階層的敗落而告終，眾多士大夫被殘酷鎮壓，這一事件也被稱為黨錮之禍。

取得了勝利的宦官階層愈發變得放縱，對民間的欺壓和剝削變本加厲，再加上連年的自然災害和大範圍瘟疫，致使東漢政權千瘡百孔，“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公元184年，鉅鹿人張角高喊“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再也忍受不了壓迫的東漢百姓們揭竿而起，發動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宗教形式組織的民變——黃巾起義。黃巾起義從根本上觸及到了東漢王朝的統治，這樣的衝擊直接產生了兩個後果。

第一， 世家大族的地位受到衝擊。黃巾起義波及了全國七州二十八郡，規模龐大的農民戰爭破壞了社會上原本已具規模的田莊制度、門閥政治、儒學文化，為了保住自身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世家大族們不得不尋求具有軍事實力的大軍閥庇護，比如關隴大族擁護董卓，冀州世族迎合袁紹。

黃巾起義概況圖

第二， 庶族擁有了上升的機會。黃巾起義的爆發帶來了原有社會結構的崩潰，整個社會重新洗牌，處於社會底層的庶族擁有了上升的空間，力圖與世族分享政權。除此之外，對黃巾軍的鎮壓也同樣有利於庶族集團通過軍功提高自身地位。

在黃巾起義後的東漢末年，世族與庶族有了一個共同的敵人——農民起義軍，而曹操之所以能夠快速擴張自身勢力，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結合了世族與庶族兩大集團。其營下的世族主要來自汝南郡、潁川郡，因此被稱為汝潁集團，庶族主要來自沛國譙縣，因此被稱為譙沛集團。

1. 汝潁集團與曹操的合作

汝潁集團的崛起，還是要從黨錮之禍說起。黨錮之禍中，士大夫階層的代表人物陳蕃、範滂是汝南人，李膺、許劭是潁川人，除此之外的汝潁人士數不勝數，我們甚至可以說，汝潁地區的士人是黨錮之禍中士大夫階層的主力軍。

黨錮之禍雖然以士大夫階層的落敗而告終，但士人階層在民間得到了良好的聲譽。比如範滂被釋放回家後，汝南地區數千名士大夫前來迎接。至此，一個以地緣關係為基礎士大夫團體已經頗具規模。

黃巾起義後，汝潁士人空有地方名望，缺乏有效的軍事實力，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他們選擇了依附於曹操。那麼問題來了，東漢末年軍閥並起，袁紹、袁術等人更具實力，

曹操畫像

第一，地緣與時機因素。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記載，建安元年，“汝南、潁川黃金何儀、劉闢……等並起，眾各數萬”。曹操“進軍討破之”；建安五年，黃巾餘黨劉闢在許昌（位處潁川郡內）又起，曹操“使曹仁擊破之”。所謂時勢造英雄，黃巾起義波及範圍巨大，各地軍閥起而攻之，曹操在平定汝南、潁川黃巾勢力的過程中無疑樹立了良好的形象，成為了汝潁士人心目中的“拯救者”。在汝潁士人看來，涼州董卓如豺狼虎豹，強而無德；河北袁紹雖實力雄厚，但位置遙遠，相比之下，曹操有平定黃巾的實力，且屯留在汝潁一帶。

第二，人緣與政治因素。

關於曹操有一個很著名的評價，叫“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個評價就是汝南士人許劭給的。除此之外，李膺的兒子李瓚也評價說“天下英雄，無過曹操”。汝潁集團的核心人物都給出了這樣的評價，不難想象，當時定有很多汝潁士人願意，甚至是渴望投到曹操帳下。除了人緣關係外，政治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將漢獻帝劉協迎到自己的大本營許昌。東漢末年雖然政局動盪，但對於士人階層而言，皇帝仍然是不倒的旗幟，“與其選擇地方軍閥，不如選擇為國效力”，當時胸懷天下的士人們大多有著這樣的想法，而曹操恰好利用了這樣的心理，將汝潁地區的士人們籠絡至旗下。

荀彧被視為是汝潁集團的核心人物

在曹操陣營中，汝潁世族集團多擔任文官。曹操有荀彧、荀攸、郭嘉、賈詡、程昱五大謀士，其中前三位都出自汝潁集團。

根據《三國志·魏志·郭嘉傳》記載，曹操原有一位倚重的謀士叫做戲志才，於196年去世。傷心之餘，曹操給荀彧寫信，請他推薦一位可以接替戲志才位置的謀士，荀彧便推薦了郭嘉。曹操將郭嘉召來討論後，只說了一句話——“能幫我成就大業的人，就是他了”。

“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三國志·魏志·郭嘉傳》

事實上，郭嘉也確實很好的扮演了智囊角色，無論是官渡之戰還是遠征烏桓，他所做的判斷基本都是正確的。207年，郭嘉早逝，曹操上表朝廷說：“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由此足以見得，曹操對出自汝潁集團的郭嘉是何等的倚重和欣賞。

荀彧和荀攸二人先後在曹操帳下擔任尚書令，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多有貢獻。軍事上，荀彧曾面對呂布的叛亂保全兗州三城，荀攸曾力主曹操接納許攸，畫策烏巢；政治上，荀彧提出“迎奉天子”的戰略方針，並與荀攸一起向曹操推薦了陳群、王朗、司馬懿等數十位人才。

由此可見，在曹魏政權當中，汝潁集團堪稱文官班底，為曹操出謀劃策，擬定方針，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譙沛集團與曹操的合作

安徽亳州

相比之下，譙沛集團的出現就好解釋得多。曹操是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早年與他一同起兵的多為其親戚宗族，曹仁、曹洪、夏侯淵、夏侯惇等均是如此。

曹操帳下武將極多，固然也分三六九等。當時曹操的武將大致可以分為

總體而言，潁川集團與譙沛集團一文一武，組成了曹魏集團的兩條腿，作為核心力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兩大集團鬥爭的第一階段

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潁川集團能夠在東漢末年發揮重要的作用，顯然不只是因為他們通過“黨錮之禍”贏得了聲望，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

從某種意義上，在中國古代，土地就意味著財富

秦漢時期，土地私有並允許買賣，在長達百十年的過程中，土地越來越向地主階級手裡集中，土地兼併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大地主、大田莊的出現就成了一種必然結果。東漢時期，地主豪強的大田莊已經發展成熟，當時南陽豪族樊重廣開田地多達300頃；皇室親族劉康坐擁私田800頃；皇后陰氏家族有田700頃。舉例詳細來說，樊重的田莊內，“

由此至少可見兩點。第一，東漢末期的大田莊主們極其富有，而他們經濟實力的根基，就是其經營的大田莊，換言之，廣袤的私有土地是他們的生存根基；第二，以大田莊為基礎，田莊主繼續發展了牧業、手工業等其他副業，形成了略具體系的生產系統。在此基礎上，地主豪強把目光從經濟轉移到了文化教育上。根據《四民月令》記載，田莊主們“命成童以入大學，學《五經》，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

這一套涉及了經濟與文化的體系就是東漢時期世家大族的基本模式，汝潁集團中的大多數人也是從這種體系出身，也就是說，汝潁集團在東漢末年具有一定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絕不僅僅來自於政治方面的“黨錮之禍”，還來自於經濟方面，他們本身就擁有極高的社會經濟地位。

相比之下，譙沛集團作為普通庶族集團的代表，則沒有世代積累的財富，更沒有與之相對應的社會經濟地位，那麼為了保障他們來之不易的政治地位，就必須得創造出一種新的辦法、新的模式以在經濟上擴張其勢力。

屯田制

這種模式就是屯田制。

所謂屯田制，是漢以後歷代政府為取得軍隊給養或稅糧，利用士兵和無地農民墾種荒地的制度。這種制度雖然不是曹操首創，卻在他這裡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發揮了無比重要的作用。

《三國志》記載，建安元年，曹操“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

中國古代戰爭，糧食無疑是格外重要的，自從曹魏實行了屯田制，“得谷百萬斛”，隨後又將這種模式推行至各州郡。毫無疑問，屯田制極大地緩解了曹魏的糧草壓力。

就在屯田制廣泛推行的過程中，譙沛集團的社會經濟地位也隨之暗中提高了。為何這麼說？

關於屯田制實行的目的，定義中說的很清楚，“為了取得軍隊給養或稅糧”，也就是說，通過屯田制得到的糧食，最終絕大多數都是要輸送到軍營作為口糧的，曹操自己也說，這些糧食要“豐足軍用”。既然是用於軍用，那麼最有效率的管理經營手段，就是依靠軍人管理屯田，事實上，曹操也確實是這麼做的。

在原本的郡縣行政系統之外，曹操另設了一個管理屯田的典農系統。《後漢書·百官志》記載，“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別而少為校尉丞。”

這裡的典農中郎將和典農校尉相當於郡國守相級地方官（大的郡國設典農中郎將，小郡設典農校尉），通過這些職位的設置，屯田所得糧食不走郡縣行政系統，而是直接通過典農系統走向軍隊。也就是說，屯田所得全部成果，歸入以譙沛集團為主的軍隊體系之中

屯田所得歸入軍隊，那麼典農系統中的重要職位，自然也必須由軍人來擔任。據記載，在曹魏集團中擔任過典農中郎將等職位的有任俊、劉馥等人，其中，任俊，出身庶族；劉馥，“沛國相人”。

總體而言，譙沛集團基本佔據了屯田制度的每一個角落。第一，屯田制的管理體系，由譙沛庶族組成；第二，屯田制下的土地及勞動人口，由譙沛庶族管理；第三，屯田制的成果，由以譙沛庶族為主的軍隊獨享。

兩個人吃一張餅，A多吃一口，B就得少吃一口，對於汝潁集團和譙沛集團而言，土地，就是那張餅。屯田制度要想有效地實施下去，那麼大田莊主的私有田就不能再擴大，甚至還會縮小。《魏書》記載，曹操下令，禁止“豪強擅恣，親戚兼併”，更加限制了大田莊主們的發展空間，在經濟方面，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的矛盾就這樣逐漸加深。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桓並取得勝利，北方統一，稱帝事宜難免被提上日程。在稱帝一事上，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再次爆發了矛盾。汝潁多士人，在士人心中，“漢王朝”不僅僅是他們利益的象徵，更是精神的依託，但曹操不這麼想，“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後，代漢稱帝的願望或許就在其心裡紮了根，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加九錫；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封魏王，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

可以說，此時的曹操距離稱帝僅剩臨門一腳，但在此之前，汝潁集團的領袖人物荀彧提出明確的反對，對曹操稱帝表現出強烈的相反態度。

建安十二年政權形勢簡圖

總結下來，在曹操時代，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的爭鬥並不算激烈，卻為後來的鬥爭埋下了鋪墊，經濟上，通過屯田制，譙沛集團取得了社會經濟方面的勝利，政治上，依靠自身的影響力，汝潁集團成功阻止曹操稱帝，取得了政治方面的小勝。

兩大集團鬥爭的第二階段

曹操時代已經落幕，兩大集團的爭鬥卻仍在繼續。在立子嗣這件事上，曹操著實猶豫了很久，當時主要“候選人”有兩個，一位是曹丕，另一位是曹植。按理來說，身為長子，曹丕來接班不該有什麼爭議，但不巧的是，曹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或許是更喜歡曹植的，他曾對自己這個小兒子“以才異見稱”，除此之外，曹植也獲得了譙沛集團中丁儀、丁廙兩兄弟的支持。

“煮豆燃豆萁"只是殘酷的太子之爭的一個縮影

站在曹丕的角度上，弟弟得到了父親的喜愛，可想而知，唯曹操馬首是瞻的譙沛集團自然會有不少人像丁儀兄弟一樣，明裡暗裡支持著曹植，那麼自己可以選擇的有力合作對象似乎只剩下一個——汝潁集團。

這是一個雙方互相利用的過程，對於曹丕而言，尚未被曹植拉攏，且標榜儒家傳統，支持長子繼承製的汝潁世族，可以幫助自己爭奪王位；對於汝潁集團而言，在第一階段的落敗情況下，他們急需在曹操時代落幕後找到一個強大的靠山以尋找反擊的機會。

太子之爭的結果我們都已經知道了，曹丕順利登上太子位，這不僅意味著曹植個人的失敗，也代表著兩大集團在後曹操時代的角逐中，汝潁集團贏得了第一回合。

曹丕畫像

此時的汝潁集團已經更換了一批代表人物，郭嘉、荀彧、荀攸等人相繼去世，陳群、司馬懿等人手握重權。不久，曹操去世，曹丕為魏王，在即位後，他很快就做出了兩個極具顛覆性的決定。

第一，命陳群領中領軍，繼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命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第二，在陳群的建議下，曹丕確認了九品中正制的合法性。曹操時代，文官選官多通過荀彧等人舉薦，武官選官多通過行伍提拔及收編。這時的選官大體有兩個特點，其一，唯才是舉；其二，無法保證世襲。但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著稱的九品中正制改變了這一切，由於汝潁集團本身多世家大族，因此其世代為官、延續權力的可能性便大大提高，反觀多庶族的譙沛集團，躋身權力上層的可能性就又小了些。

曹丕即位後的兩大決定，其一吞噬了譙沛集團的軍權，其二使得汝潁集團壟斷了選舉權。幾年之間，譙沛集團的形勢急轉直下，那麼，譙沛集團還有反擊的機會嗎？

黃初七年（226），曹丕病重，詔令鎮軍大將軍陳群、中軍大將軍曹真、徵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受領遺詔，共同輔佐嗣主曹叡。由此可見，此時譙沛集團尚有曹真、曹休兩位代表人物被委以託孤重任，這也意味著，至少在明面上，他們還有和汝潁集團掰掰手腕的實力。

在曹叡時代，司馬懿成功成為了汝潁集團的核心人物，個人威望持續提升。景初三年（239），曹叡病重，託孤司馬懿與曹爽，命二人輔佐幼主曹芳，從此刻開始，譙沛集團展開了反擊

當時司馬懿的個人威望極高，但曹叡在臨行之際，拜曹爽為大將軍，這一決定雖然無法將軍隊重塑到曹操時代那種以譙沛集團為主導的情況，但無疑為譙沛庶族的絕地反擊提供了機會。

曹爽擔任大將軍後，做了兩個重大決策。

第一，讓兩個弟弟分別擔任了中領軍和武衛將軍，又讓夏侯玄擔任了徵西將軍，此舉使得譙沛集團的軍事實力擴大，司馬懿為首的汝潁集團不得不逐漸退出軍營。

第二，對司馬懿明升暗降，奏免司馬懿錄尚書事職務，何晏等人接替其職。這一決策中也有兩點值得說明，其一，何晏其人算是當時譙沛集團較為核心的人物，當時曹操納其母尹氏為妾，他因而被收養，為曹操所寵愛；其二，此時九品中正制已經和太多人牽扯上了利益關係，因此曹爽尚且不敢對其進行改動，而是退而求其次，免掉了司馬懿的選舉權。

“將帥之才，奸雄之志”

事情發展到這，曹爽為首的譙沛集團或許以為汝潁集團至少在曹芳時代不會再有反撲之力了，然而，高平陵之變突如其來，曹爽及其弟、何晏等譙沛集團核心人物均被司馬懿斬首或囚禁，株連三族。至此，再也沒有反撲之力的，卻是譙沛集團。

從公元184年黃巾起義，譙沛集團抬頭，汝潁集團尋求靠山，到公元249年高平陵之變，司馬懿致使譙沛集團大敗，期間長達65年。可以說，自從曹操起兵組建自己的勢力，這兩大集團的纏鬥就一直伴隨著曹魏集團的成長而從未停止過。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那麼，我們能從中學到些什麼？

第一， 對於領導者而言，我們要知道，平衡是格外重要的事。曹操時代，汝潁集團和譙沛集團尚且處於平衡狀態，曹丕即位後，兩大決策極力助長汝潁集團的實力，九品中正制更是埋下了無限隱患。直至高平陵之變，譙沛集團大敗，汝潁集團的核心大族司馬氏手握重權，最終篡位成功，這或許是曹操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後果。

第二，對於歷史愛好者而言，我們要知道，歷史是延續的，而非故事片段的拼合。日常閱讀中，我們總是喜歡孤立地看待每一個歷史事件，比如，黨錮之禍就是宦官與士大夫的鬥爭，直接結果只能想到黃巾起義；高平陵之變就是司馬懿和曹爽的鬥爭，上溯只能想到曹叡託孤，這是不對的。高平陵之變的背後是兩大集團的鬥爭，而這一斗爭早在六十年前就埋下了伏筆，這種因果關係的探尋更能體現歷史的魅力所在，也更能鍛鍊我們思維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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