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舊藏中的部分“汝窯”，其實是我們一直在尋找的“北宋官窯”，是“北宋官窯”窯場燒製的窯器。只有“北宋官窯”窯場燒製的“汝窯”才是史稱的“汝窯”。
當代許多古汝州行政區內民窯窯址出土的宋代天青系青瓷窯器，包括寶豐清涼寺的貢器，其在宋代史料上可查證的稱呼皆為“汝州青窯器”。史上沒有宋人稱古汝州窯場的青窯器為“汝窯”的記載，史稱的“汝窯”，如果說跟汝州青窯器有關係，那也只是燒製工藝技術的傳承關係。
在兩宋史籍中，要注意區別“汝窯”除窯器外，有時也做為“汝州窯場”，“汝州的青窯器”縮語使用。比如“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這句話裡的“汝窯”即是指“汝州青窯器”。宋史上的“汝窯為魁”一語，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汝州窯場造的青窯器為青窯器之魁。這裡面的“故”字是“原來”、“過去”的意思，汝州窯場造的青窯器為魁是指海選“入禁中”前的各地青窯器入選排序。
和今天我們的宋瓷分類常識不一樣，在兩宋時代，作為窯器使用的“汝窯”一詞與今天我們常常說的“北宋官窯”，在人們的語境裡，其實是一件事。“汝窯”一詞，指的是“北宋官窯”生產的窯器，“北宋官窯”一詞，指的是生產“汝窯”的窯場。
南宋人口中的北宋“京師自置窯”，或今人口中的“北宋官窯”，所產出的窯器，之所以在兩宋史籍中稱為汝窯，是因為，在京師自置的“北宋官窯”窯區內，燒製“新禮器”的不是官匠，也不是“差僱”的民窯匠，而是官家“和僱”到窯區的汝州民窯窯匠。這些和僱的汝州民窯匠在高“僱值”激勵下，以世代傳承的燒瓷技藝，相對自主地為官家燒製自己擅長的，汝州特色的天青系青瓷。
“和僱制”系北宋皇室招誘匠作高手所置。依時置估，對物給價（這是北宋官窯作品在窯區內有大量窯工私人窖藏存世的原因），僱值根據技藝高低，熟練程度，作品質量等指針衡量。宋史記載：“工役之輩，則歡樂而往”。
在南宋人的口中，“汝窯宮中禁燒”敘詞裡的“宮中禁燒”一語，明確指出：汝窯是在北宋官窯窯場禁（封閉）燒出來的。南宋人周輝口中的“禁”，是形容詞，而不是人們理解的動詞和名詞。是“圈禁”、“封閉”、“隔離”的意思。不是今人瞎說的“禁止燒”，也不是“宮中燒”的意思。所謂“北宋官窯”，在兩宋時期，只是指官家的一個燒窯管理機構，和燒窯需要的工作區域，這個區域應在開封府所轄雍丘和東明之間，黃河沖積平原，一個“內官營”羊（馬）營禁地原址上。那裡至今還有北宋時人工挖掘的通往開封內城的河道遺蹟（現叫淤泥河），及內官營駐地名稱（現叫內官營村）。
北宋的開封府是北宋京師的唯一正式行政名稱，其行政區域遠大於今天的開封市，把北宋的開封僅僅想象成城摞城的開封皇城，是今人的一種想當然。考古界認為北宋官窯窯址應在現在開封市內的地下，是嚴重忽略了對北宋開封府所轄區域的解讀。下面是一幅北宋開封府行政區域與現代行政區域對照圖
宋瓷史上，宋人的一些稱呼和今人的稱呼是不一樣的，南宋人葉寘口中的“名曰官窯”，原本是在告訴讀者，京師自置窯“名曰皇窯”。 在宋代，沒人稱皇帝為皇帝，而是稱“官家”，即是趙匡胤，其後人也不稱“太祖皇帝”，而稱“太祖官家”或“太祖官裡”。北大教授秦大樹就一直覺得把北宋“京師自置窯”稱作“官窯”似乎有什麼不妥，認為應該稱為御窯。
北宋史上沒有北宋人以何種名稱稱呼“北宋官窯”的記載，整個北宋朝野都對今人所稱的“北宋官窯”，實為“皇室內窯”知之甚少。這跟北宋行政部門無權過問有關。
皇窯涉及皇家祭祀禮制，一切皆由宮內人操辦。宮內應有一“董窯”部門，“董窯”和姓氏無關，“董窯”是指替皇帝督辦窯差的意思，有點像今天首長內務班子下面的一間辦公室。這裡面的“董”字，亦有皇帝親信的含義。兩宋時，董字這種用法非常普遍。“董窯”還理應處理執宰近臣家廟祭祀，廳堂陳設所需“汝窯”器的分配、賞賜、或買賣。和僱制下生產的窯器，南宋人口中的“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不可能包括低層官員或民間市場。
宋元之前的歷史，從未有北宋官窯窯器的記載，而“汝窯”，作為窯器之名，卻見於許多兩宋文籍。
一直以來，大家都納悶，清河郡王張俊進貢趙構十六件汝窯，為什麼沒有一件北宋官窯呢？也沒聽說別人送給趙構北宋官窯？也沒聽說趙構賞給下面任何人北宋官窯？關於北宋官窯窯場設立的史實，宋史資料上記載的可以說言之鑿鑿（包括趙構涉及內窯觸及北宋官窯的言論）。為什麼在兩宋文獻及兩宋文人的文辭裡，有許多汝窯窯器的記載，而北宋官窯的窯器，絲毫不見其蹤呢？
“北宋官窯”有窯無器，“汝窯”有器無窯，一直貫穿兩宋史籍。明清文人雜記中關於“汝窯”、“北宋官窯”的留墨，可採信度極低，都是些無源可溯的民間傳說。無歷史推定意義。
由於官府與民匠之間的“和僱制”，從宋代以後就消失了，倒退為元明清比較穩定的“匠籍制”。因此，在現代宋瓷研究中，宋代曾短暫閃現的，已近現代文明的新生產關係這個觀察維度，被人不經意地忽視了。這個視角的缺位，使後人把“汝窯”和“北宋官窯”看成截然獨立的兩個窯。由此邏輯推演出來的宋代官瓷史也猶如一地雞毛。 這是現代中國人治學懶惰，以明清人的語義去套宋代事情的結果。也與北宋以後三次草原民族政權造成的“文明中斷”，生產關係倒退有關。
人們只記得自己是在一條船上，老是忘了船是在一條河中。涉及本文，這個河就是“汝窯”語義動態演化的漫長歲月。
“汝窯”作為窯器名稱出現，始於“北宋官窯”設立後的宮中。緣於宮中的瓷器分類。最早，也稱“汝州新窯器”（北宋人徐兢語），以區別於原汝州民窯的貢瓷。如果按明清以後，漸漸積習成規的，後置窯字稱呼窯器的習慣，對於史上所稱的“汝窯”，今天叫“北宋官窯”也沒什麼不可。
今天，流行的“廣義汝窯”與“狹義汝窯”學說；信奉寶豐清涼寺出土器是“汝窯”標準器；以及在寶豐清涼寺青窯器遺址建立了“汝窯博物館”等，已經形成一個面目全非的“汝窯”認識鏈，這個“汝窯”認識鏈，幾乎把國內所有的“汝窯”學藏大眾，都帶到溝裡去了。
由於古汝州各地區有近四十多個曾經燒製過天青色青窯器的窯口都裹挾其中，目前關於汝窯是什麼，汝窯存世多少等問題，已經陷入了一個各說各話的羅生門。正所謂蝨子多了不覺咬，對於汝窯如此不清晰的面目，大家已經懶得爭論了。那些仍在絮絮叨叨的人，大部分是利益攸關的人。只有極少數心存質疑之人，卻苦於沒有證據。
涉及“汝窯”認知的學說，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看起來極像是一個倒退的時代，一個只有知識，思考卻棄若敝屣的時代。是一個註定要被後人嘲笑的時代。
其實，對於寶豐清涼寺窯的第六次發掘的河南考古所結論，有一個人一直心存不安，曾經說：“汝窯窯址，或許不是就這一個。”這個人就是被人誤解為和稀泥的耿寶昌。
史上曾存在汝州民窯貢燒新禮器的歷史。“京師自置窯燒造”的動機明顯是針對民窯的禮器燒製管理“達不到禮器生產的“必蠲必潔”要求。北宋官窯的設立目標是燒製儀式化，產品規範化。這是京師自置窯場設立的主要動機。
皇室可以短期內自置窯場，但不可能短期內有自己燒製天青色窯器的技術隊伍，以滿足禮制用器的生產需求，這是汝州民窯匠備受官府禮遇的重要原因。
北宋末年，汝州的天青系青瓷被選入宮，其首要是“新禮器”的需要，中選原因是顏色，而不是顏值。汝州青窯器入選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帝王的美學造詣，而是出於整個皇室事神儀式中的塔怖（taboo)心理恐懼。什麼是塔怖，中國人發喪穿白色，外國人發喪穿黑色就是塔怖，“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就是塔怖，一種近似禁忌的民俗、宗教文化。
正如發喪時穿白，並不影響我們平時喜愛白色服飾一樣，“汝窯”除了禮器，也以大量陳設，實用瓷作品，獲得皇室的喜愛。
“汝窯”從“民器”，“王器”走來，是第一個坐上“神器”（禮器）地位的中國瓷器，這是“汝窯”一下子牛逼的主要原因，後人對“汝窯”的仰望，與皇室對神的尊崇中夾雜著的顏色圖騰分不開。
“汝窯”內在的真正科技創新的牛逼，來源於“北宋官窯”中，宋徽宗國力的傾注與訴求的威權，及窯工的自由創造力釋放。把它僅僅歸功於帝王的藝術才華，是一種歷史研究的兒戲，一種科研心智的極不成熟。宋代官窯史，是一部被明清文人以帝王文化玩壞了的歷史，今人以明清文人的語言碎片還原這段歷史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古代偉大文明都和帝王連在一起。“汝窯”也是如此。“汝窯”有許多今人無法相信的黑科技秘密，大都隱秘在原清宮舊藏汝窯裡面（現在主要在臺北故宮和日本阿呼齋庋藏裡）。這些黑科技還未完全揭示的工藝技術實驗數據，將是解開“汝窯”即“北宋官窯”歷史真相的密鑰。
故宮經典《大觀如典：阿呼齋庋藏宋瓷珍品》
和《大觀如典》01號汝窯作品一樣的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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