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汉超被开除往下谈
近日，球员于汉超因对车牌号进行涂改，被广州市公安局做出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恒大俱乐部在查实此事后发布公告称：“球员于汉超严重违反《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球员‘三九’队规》之‘九开除’的纪律规定，经公司研究决定，给予开除处分。”事情很简单，但问题却不少。
开除于汉超，恒大有权如此？
在解释此问题之前，我们得先了解什么是“开除”。“开除”一词虽然用得很频繁，但在《劳动合同法》中并没有确切的表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根据“开除”的实际效果，我们通常将“开除”认定为解除劳动合同。
“三九”队规属于恒大的规章制度，于汉超的行为可被视为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恒大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因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做出开除决定，该决定有理有据。
被开除，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解除劳动合同就是双方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本可从此“互不相干”，但对于职业球员和俱乐部来说，尤其是像于汉超这种国内顶级的球员，往往就没那么简单了。
开除决定做出后就意味着于汉超是“自由身”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如何理解恒大所说的“开除”的含义。恒大俱乐部于2015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其年报显示，球员属于俱乐部无形资产，是俱乐部最主要的资产形式。于汉超这种级别的球员更是属于公司的核心资产，况且于汉超还有两年合约，如果就此“一刀两断”，就会让俱乐部资产白白流失，这种损失找谁补偿？考虑到恒大有可能面临的巨大经济损失，将恒大的“开除”理解为对于汉超的“三停”（即停赛、停训、停薪）似乎更符合实际。如此即为恒大下一步与于汉超商议补偿问题争取了时间，也表明了恒大惩罚球员的态度。也就是说，“开除”并不是像“德转”管理员朱艺认为的开除于汉超，于汉超就是自由身了，最起码应该不是立即解除合同。
“涂改车牌”损失有多大？
首先，于汉超不能向恒大主张经济补偿。如上文所述，于汉超的行为属于其自身过错导致的合同解除，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四十七条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对于因员工过错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员工无法主张补偿金。换句话说，于汉超不仅两年的工资没有了，连所谓的“N+1”的离职经济补偿金也拿不到。
其次，恒大可以要求于汉超支付违约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恒大可以要求于汉超支付培训费用，也就是说这几年的培养费（即分摊到于汉超身上的教练费、场地费、器材等费用）你要还我，但是对于像于汉超这种水平和年龄的球员来说，如何界定哪些费用属于培训费用，哪些费用属于为保持其运动状态的正常开支也须仔细斟酌，但笔者觉得费用也应该不少。
若如果双方无法调解，是由足协解决还是交由法院审理？
于汉超属于足协注册球员，根据《体育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此类纠纷应该先交由中国足球协会的仲裁委员会进行处理。一般来说，仲裁遵循的是一裁终局，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况且在足协章程中明确规定，不得将双方之间争议诉至法院。就算一方诉至法院，如果另一方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法院就没有权利审理。当然有些判决也认为球员劳动合同中的实质内容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故由此产生的纠纷属于劳动纠纷，应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参见2016辽01民终1948号判决）。
但笔者认为，这类纠纷以仲裁方式解决也可能更为合适。首先，正如上文分析，球员既是俱乐部的员工，也是俱乐部的资产，俱乐部可将球员转会，以获得转会费用。如果直接解除合同，不仅对于汉超，对于恒大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其次，对于这些转会费、培养费的问题，若以法院传统的劳动合同纠纷审理理念进行处理，很难能够依据行业特点平衡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在欧洲五大联赛中我们也能看到，此类纠纷也是通过仲裁方式进行处理（如穆图当年因吸毒被切尔西队解约，切尔西队最后也是通过上诉瑞士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获得了赔偿）。考虑到球员劳动合同除了传统的工资、福利等内容，还存在巨大的球员价值利益，将球员与俱乐部签订的劳动合同认定为一种商事合同似乎更加恰当，所以对于其仲裁的约定应予尊重（参见2019辽02民终5279号）。
作为球迷，笔者还是挺喜欢于汉超的，有速度、有创造力、敢拿球、敢突破，这些都是国内球员中少有的。但对于恒大和于汉超来说，这件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起合同纠纷，这其中即有劳动合同，也有转会合同，既涉及于汉超的损失，又涉及恒大的损失。不论以什么方式处理纠纷，都不妨尝试引入法经济学的视角，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如何将整件纠纷的成本损失控制在最小，如何最大化弥补守约方的损失或许才是最核心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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