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中國白話文很早就出現了，至少在隋唐就出現了，為什麼千年後的知識分子還在用文言文寫文章？筆墨紙硯也不缺。是不是文言文成了知識階層的裝×利器，用於顯示自己高高在上與普通百姓的不同？還是作為當時的普通話存在的？
文言與白話的角力
要回答以上這幾個問題，必須先了解白話文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一般認為，在先秦時期，人們使用的書面語和口語比較一致，還沒有文言文、白話文之分，如著名語言學者楊伯峻說，
“今天看來，周秦文不但是文言，而且是更為難懂的文言，但它卻是當時當地活躍在大眾口頭的語言的投影。”①
到了兩漢時期，漢代人在崇古思想及所謂“獨尊儒術”的影響下，開始有意識地學寫先秦古文，導致書面語和口語走向脫節——先秦古文成為文言，口語的書面化則是白話。
圖：魏晉時期的竹簡
舉例來說，司馬遷筆下文字，大體提煉自漢代口語，保留有不少口語表達，如後世文言很少使用的“到”字，《史記》裡出現了57次，以至被認為“雅不足”。②
班固寫《漢書》，則順應崇尚古文的潮流，動手將《史記》中很多的口語化內容，改為了文言。
司馬相如等人繼承先秦時期楚辭的風格，創作辭藻華麗而空洞無物的漢賦，並由六朝文人發展為另一種文言——駢文。③到了唐代，人們依舊認為，“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
儘管知識階層大玩由文言構成的古文與駢文，當時的普通民眾，卻更喜歡接近口語化的白話文。
當時，佛教傳入中國不久，僧人為向普通民眾傳教，在翻譯佛經時，發明了一種文白夾雜、便於記誦的特殊文體。④如南朝人所譯《百喻經》的文字風格是：
“過去有人，共多人眾坐於屋中，嘆一外人德行極好，唯有二過：一者喜瞋，二者作事倉卒。”
這些句子，可謂平白如話，迎合了普通民眾的喜好。這也是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傳播甚廣的重要原因。
圖：有豐子愷題簽的民國版《百喻經》
此後，從魏晉人的民歌、筆記，隋唐人的白話詩、變文（一種由佛經演化而來的說唱文學），到宋元人的話本、雜劇，白話文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比重不斷增加——變文、話本和雜劇的主要目標用戶，均是普通民眾而非知識階層，自然以使用接近口語的白話文寫作為佳。
元代是中國白話文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
當時的詔書、敕命等，都是先以蒙古文寫好，再譯為漢文，措辭相當通俗，被學者稱為“硬譯漢文公牘”。為方便皇帝學習儒家經典，漢人官僚還用“時語”和“俚俗之言”編寫了白話文為主的《大學直解》《經筵講義》等書。⑤
下面舉兩個例子，來一窺此類書的獨特風格：
（1）“身體、頭髮、皮膚從父母生的，好生愛惜者，休教損傷者。”（《孝經直解》）
（2）“兔子死了，狗子們便烹索吃了；飛禽拿盡了呵，好弓便索藏了。敵國已並了，似俺這般功臣當死也者。”（《直說通略》）
皇帝閱讀白話文，對民間當然有著示範作用，提高了白話文相對於文言文的地位。
圖：元《通制條格》中一段，即所謂“硬譯漢文公牘”
明清時期，市民群體壯大，加以雕版印刷技術的普及，催生了《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一大批白話長篇小說——事實上，這些小說的許多情節，在之前曾長期以話本的形式存在。
至此，在經歷了文白夾雜、白話漸多、半文半白的過程後，終於發展出了幾乎純為白話的文學作品。白話文終於具備了與文言文分庭抗禮的能力。
為什麼文人堅持寫文言
前文已經談到，秦漢以降的古代文言文，基本是對先秦散文的仿寫，詞彙、語法、結構一脈相承，因此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說，“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
不同於文言文，白話文是“活”的，一直處於發展狀態，詞彙、語法不斷豐富。
有學者統計，《漢語水平詞彙等級大綱》規定的最常用詞中，有175個出現在隋唐至宋元；一般常用詞中，更有351個產生於這一時期。⑥在文言文中，這些白話詞是難得一見的。
不過，文言文並不能完全做到與白話文“井水不犯河水”。隋唐人、宋元人仿寫先秦古文，均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口語，也就是白話的影響。韓愈刻意復古，倡導“古文運動”，可他的文章和先秦散文依舊有諸多不同，這證明了呂叔湘的判斷，
“……言文開始分歧之後，書面語也不是鐵板一塊，在不同時期，用於不同場合，有完全用古代漢語的，有不同程度地摻和進去當時的口語的。”⑦
圖：韓愈，唐代“古文運動”的領導者
也不是所有的古代文人，都對白話文采取排斥態度。
比如，東漢的王充主張“文字與言趨同”，反對書面語脫離口語而存在；南宋《朱子語類》記朱熹及弟子語錄，很多都是白話，如“文字不可硬說，但當習熟，漸漸分明”“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淺明易懂。
宋元時期翻刻的佛經，直接將一些文言改為了白話，如東漢人譯的《中本起經》中，原譯中的部分“稱”“目”“吾”，全被改成了“說”“眼”“我”。⑧
那麼，為何大多數文人直到清末，甚至民國，仍還在固守文言文呢？
原因並不複雜，大略有二：
（1）古代文人有崇古心理，大都推崇先秦諸子及他們的作品（相對於駢文，被稱為“古文”，即先秦散文），韓愈即認為“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在唐代“古文運動”後，宋、明、清三代都有名人前仆後繼地推動文體“復古”。於是乎，文言文成了一種被公認的較之白話文“更高級”的東西——儘管普通民眾更喜歡白話文作品。
（2）明代科舉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文言文——八股文，其要求通過仿寫古文，代聖立言。八股文的出現，一方面強化了文言文的神聖性，另一方面也給白話文的推廣造成了阻力——知識分子在面對時代變革時，不願放棄自己多年來所習得的“以文言寫八股”的技巧；這種技巧，於他們而言確實是一種裝×利器。⑨
圖：明代萬曆年間狀元趙秉忠的科舉試卷
文言文的這種正統地位，一直延續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此後，文言文日趨衰落。衰落的原因，不僅僅在於白話文簡單易學，更在於其能自由、流暢地表達新思想、新觀念，僵化的文言文已不能滿足現代人的知識需求。
研究白話史的徐時儀說的很好，
“白話替代文言不僅是一個語體形式的革命，也不僅是出於便利易懂，還是一個創造適應社會發展的新語義系統的過程”。⑩
所以，在當下，文言文已只能作為一種缺乏應用場景的藝術作品而存在。
註釋
①楊伯峻：《文言語法》，大眾出版社1955年，第1、2頁。
②孟昭連：《白話小說生成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4頁。
③周遠斌：《論漢大賦的“文言”特徵》，《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④靳志明：《文體、國體與國民：近代白話書寫研究》，南開大學2014年。
⑤劉暢：《元白話講章的語言學價值》，華中師範大學2011年。
⑥徐時儀：《古白話的形成與發展考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⑦呂叔湘：《近代漢語讀本》序，劉堅編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頁。
⑧徐時儀：《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頁。
⑨陳蒲清：《文言文基礎知識問答 增訂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頁。
⑩徐時儀 :《略論漢語文白的轉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圖文源自“短史記（tengxun_lishi）”，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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