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heeler Winston Dixon
校對：Issac
來源：Senses of Cinema
我們也曾見過這樣的場景，但卻是在電影之中：一場神秘的、無法治癒的瘟疫，突然不知道從哪裡冒了出來，然後便肆虐了全球。
前有英格瑪·伯格曼的《第七封印》（1957），後有史蒂文·索德伯格的《傳染病》（2011）——前者詮釋了十四世紀的黑死病，而在後者之中，一種神秘的病毒在數天之內導致了無數痛苦的死亡，整個社會對於它的降臨毫無準備，繞著徒勞的圈子，試圖遏制疾病的傳播。
《第七封印》
然而，這一次，銀幕式的奇觀與觀眾之間不存在任何隔閡。這一次，威脅是真實存在的。就如銀幕上反覆呈現的流行病慘狀那樣，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毫無準備。
《傳染病》
唯一接近這種全球影響力的，或許只有1918年到1920年那場所謂的「西班牙」流感。那次疫情感染了全世界的5億人口，死亡人數在1700萬到1億之間——這一事件的數據至今仍不準確——並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進程。但是，最終還是沒有人吸取教訓，世界各國的政府再次被打得措手不及。
2019年年末爆發的COVID-19病毒已經蔓延到了全球，截至2020年3月25日，每1000名感染者的死亡率為4.5%。而且，這種病毒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
沒有疫苗、沒有治癒方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將患者與社會上的其他人隔離開來，就像在黑死病期間所做的那樣。接下來，COVID-19的患者必須自己戰鬥，老年人特別容易病重、死亡。這是一個完美的恐怖電影場景，但不幸的是，這是一個我們無法醒來的噩夢。
當然，在這樣的時刻，人們卻被迫適應新常態，他們不知道這場大流行何時會結束。當我在2020年3月下旬寫下這篇文章時，我希望8月底情況會有所緩解。
但現在最好的消息是，COVID-19將會繼續存在，這是一種常年的季節性疾病，在找到疫苗之前，它將繼續扮演一位致命殺手。
那麼，我們該如何應對它呢？我們想去看電影，但是電影院關門了，而且它們有充分的理由。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公共場所都已經被關閉（至少開放時間被大大削減），在大多數情況下，經過許可的聚眾人數是10人以下，最嚴厲的政權還強制實施了屋內隔離。
商店、音樂廳、教堂、婚禮、葬禮、一切公共集會——一切都將成為歷史。如今，只要看著人們走在紐約市街頭的照片，我們的心中就會升起一種懷舊之情。
一切都轉移到了線上。我們都看過那些受災最嚴重的國家（意大利、中國和西班牙）的視頻，他們在陽臺上相互唱歌，這都是為了保持「社交距離」——這四個字是新時代的流行語。
世界各地的電視和電影製作都已經停止，幾乎所有院線電影的上映日期，都被推遲到了影院可以重新開放的時刻——但那究竟是什麼時刻？
任何試圖計劃、管理COVID-19病毒時間表的嘗試都是徒勞的，創造時間表的是病毒，而不是我們。我們能做的只有洗手、保持我們和他人的距離、呆在家裡，直到危機過去——祈禱危機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過去。
那麼，在影院關閉的情況下，我們又如何將主流電影推向付費的公眾？
環球影業決定將他們目前在映的四部影片以流媒體視頻的形式上映，它們包括奧特姆·代·懷爾德的《艾瑪》、克雷格·卓貝的《狩獵》以及雷·沃納爾的《隱形人》。
《艾瑪》（2020）
這些影片的網播票價均為二十美元，不過這場實驗可以說是收穫了慘敗：人們習慣為一部最近的影片支付2.99美元或是3.99美元，而且上述的所有電影都是相對低成本的項目，不在影院上映就可以收回製作成本。
如果我們想看到那些大片，那些傳統上會在週末的影院舉行大規模首映的鉅製，那麼我們就必須繼續等待了。但是，觀眾會重返影院嗎？最近，影院的老闆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為了讓觀眾重返影院，他們可能會讓觀眾免費入場，直到他們再次養成看電影的「習慣」。
《狩獵》（2020）
在線影像的世界變得空前繁榮，以至於流媒體巨頭自願將畫質從高清降低為標準，以此清理出額外的帶寬，以供大批新的在線客戶使用。
當然，網飛已經實現了飛躍式發展，Hulu、Amazon Prime和其他流媒體視頻來源同樣如此。而且，隨著傳統的實體店紛紛關門，人們只能在線訂購商品、選擇服務。
整個社會已經變成了一個彼此隔絕的社群，人們完全通過Zoom、Facebook和FaceTime生活。這一切都是因為，面對面的接觸現在已經變得如此危險。
在紐約，通常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已經空無一人。洛杉磯、倫敦、布里斯班、惠靈頓，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城市（甚至是小鎮）均是如此。
如果非要說的話，COVID-19帶來了某種奇怪的好處——個體藝術家開始全面迴歸DIY的電影與視頻製作，他們會上傳完全由個人創作的影像，或是一些過去的作品，我們如今似乎已經很難體認任何「過去」了。
與此同時，非法上傳到網絡上的經典電影的數量也大幅增加。只要你能找到合適的渠道，整個二十世紀的全球電影都是在線、免費的。
而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的幾個月內。然而，我們對它們的看法，以及我們思想的變化，似乎是不可逆的、長期的。如今，全球各地的深夜脫口秀節目，都依賴Skype訪談來提供節目內容。
航空公司紛紛關門，機場紛紛關閉，連鎖酒店裡有著數千個空房間，因為沒有人想坐飛機——實際上，也沒有人可以自由地坐飛機，因為幾乎每個國家都對旅行者實施了某種禁令，試圖遏制病毒的發展。
這一切何時會結束，我們不得而知。事實上，除非我們創造出一種廉價的、具有普遍性的治療方案，除非我們治好那些已經感染的人，否則我們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結束。
大多數專家認為，任何有效預防措施的出現，都至少需要花費一年或更長的時間——儘管疫苗的試驗已經開始了。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考慮的是，我們對於全球性破壞的迷戀，究竟如何導致了我們的自滿。有些事只能在電影中發生，我們無法在現實中承受它們。
「一場全球性的致命流行病」——這一主題在電影中有著許多的變體，它似乎總能受到觀眾們的歡迎，它們想要虛構的危機帶來的風險與刺激，但同時又想要與之保持安全的距離，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永遠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為威廉·卡梅倫·孟席斯導演的《篤定發生》（1936）撰寫劇本時，他準確地預測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同時他也預測到了一些當時沒有發生的事情：
一場名為「漫遊症」的世界性瘟疫，導致人們像殭屍一樣漫無目的、搖搖晃晃地游來蕩去，感染所到之處的其他人，強制處死——通常用的是槍殺的方式——是阻止他們攻擊的唯一途徑。
《篤定發生》
無論是在烏巴爾多·拉格那和西德尼·薩爾科夫的《地球最後一人》（1964）中，還是在鮑里斯·薩加爾的《最後一個人》（1971）和弗朗西斯·勞倫斯的《我是傳奇》（2007）中，病毒導致的瘟疫都以相似的方式摧毀了文明，最終只剩下幾個倖存者，與受感染的行屍走肉們進行著鬥爭。
《地球最後一人》（1964）
特倫斯·費舍爾的《地球在尖叫聲中毀滅》（1964）假定了一場「毒氣襲擊」，造成了除少數倖存者之外所有人的死亡。
人們都被迫呆在受管控的通風區域或是氧氣帳篷之中，這是讓他們繼續活下去的方式。
在羅伯特·懷斯的《人間大浩劫》（1971）中，科學家們紛紛前去對抗一種來自太空的、可以在空氣中傳播的病毒，這種病毒能在幾秒鐘之內殺死所有被它觸及的生命。
《人間大浩劫》（1971）
在約翰·斯特奇斯的《最機密第三站》（1965）中，一種在美國沙漠的生化武器實驗室秘密研發出來的致命病毒，被一個一心想要毀滅世界的狂熱分子竊取。
在金成洙導演的、近期的韓國電影《流感》（2013）中，H5-N1流感病毒的爆發，在36小時內殺死了所有的感染者，而這份名單仍在不斷延長。
《流感》
但是，或許最為有效的比較，應該是羅傑·科曼那部1964年的《紅死病》，這部影片是根據埃德加·愛倫·坡的幾個故事改編的，它的攝影師是才華橫溢的尼古拉斯·羅伊格（後來也成了導演）。
這部影片與《第七封印》顯然有相似之處，但它也有一些獨屬於自己的優點。這部作品講述了信仰撒旦教的王子普羅斯佩羅（文森特·普萊斯飾）在中世紀的意大利小城成為放蕩統治者的故事。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因為紅死病的影響，死在了普羅斯佩羅那座城堡的牆外。
《紅死病》
與此同時，他帶領著一群疲憊的貴族狂歡著、施行著一系列虐待狂式的遊戲。但是，這最終導致了所有派對參與者的死亡，因為紅死病進入了城堡，它先是擊倒了一個人，然後擊倒了所有人。
COVID-19病毒確實成為了某種偉大的均衡器。沒有人能夠倖免於難。而且，它看起來似乎像是一種頑強的、多年生的植物，最終將會加入那些常規疾病的行列，正因如此，它的出現顯得格外令人擔憂。然而，從電影誕生的那天開始，從我們第一次因為銀幕而思考「不可避免的死亡」時，我們就一直在為它「作準備」。
如今，這種威脅不再是抽象的，它成為了一種真實。當我們將生活遷移到網絡上時，當我們需要獲取商品、服務、娛樂和社交時，我們會日益將現實世界拋在腦後。
《第七封印》
當我們在銀幕上創造的虛構影像成為現實的時候，我們進入了一個半永久的隔離世界。我們如今製作的影像，只能與遙遠的過去建立一種幽靈般的聯結。
當這種病毒最終被征服的時候，它將在文明上留下永遠無法磨滅的印記。
在危機過去之後，我們將會創造一種什麼樣的電影呢？就像9/11一樣，COVID-19改變了所有的規則。我們在未來創造的東西，將與過去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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