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崗區吉林街54號院裡有一棟二層住宅樓，被哈爾濱人習慣地稱為“書記樓”。以前有多任省委書記住過這裡，如歐陽欽、楊易辰、李力安等，以及“文革”期間的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汪家道等。按照規定，一般是省委書記在任時住進去，離任時搬出來。一直到2004年，可能是因為這棟樓年久失修，新任的省委書記再沒有搬進去住。
小時候，我常去其附近的院裡找同學玩，因為小，腦子裡也不知道省委書記是什麼概念，只知道是“大官”。為什麼說是大官呢？因為院子大門平時總是緊關著，只有上下班時才打開，出出進進的是很大很豪華的轎車（後來才知道那是紅旗牌轎車或大吉姆車），就跟電影裡中央領導人坐的車一樣。此外，大門內還有解放軍站崗警衛，一般人是進不去的。
老哈爾濱人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個院子裡發生過一起“西瓜皮事件”。哈爾濱市公安局的一本歷史編年對這一事件是這樣描述的：“1968年8月，市裝卸公司運送西瓜汽車經過省革委主任潘復生家門時，工人李洪祿無意中將一塊西瓜皮扔進了院內。潘復生責令市軍管會立即調查。市軍管會當即組成專案組，對‘西瓜皮事件’立案偵查，將扔西瓜皮的工人李洪祿拘押105天。”這個事件當時很轟動，並且在哈爾濱八區體育場召開過萬人批鬥大會。
據史料記載，這棟樓落成於1921年，為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主入口設置了高大的臺階和較窄的門廊，門廊上方為二層陽臺，二層飄窗間牆上飾有麥穗狀浮雕，建築整體莊重典雅。樓房四周有用兩米多高的磚牆圍成的密閉院落，院裡種有各種樹木和花草。這棟房子原為外僑梅里的私邸，不久產權又轉讓給了梅斯林斯基，這倆人是哪國僑民，從事何種職業，目前還沒有查到準確資料。
2005年，老郵遞員、已92歲高齡的楊秀峰告訴我，他當年曾在這一區段送信。他記得20世紀40年代初這個院子裡住的是一位姓馬的，是一家酒精廠的廠長，家裡很有錢，出行有馬車。到了偽滿末期，他家就有了汽車。根據這個線索，我又從1930年出版的哈爾濱市旅遊地圖上查出了這棟樓的具體方位，當年的門牌號是吉林街6號。我又從1932年出版的哈爾濱電話號碼本上查到了住在此處的是一個叫“馬子元”的人。
查找相關資料得知，馬子元，男，原名馬延禧，1891年出生於遼寧省遼陽市的新城村。1905年日俄戰爭時，馬子元家曾住過一位日本中將軍官叫松村。他非常喜歡馬子元，平時沒事就教他日語，戰爭結束後，和他父親商量，要帶走撫養馬子元，並給他取了一個日本名叫延禧二郎。松村將馬子元帶到了長春，待馬子元長大後，便讓他在日本人開辦的洋行當店員。後來洋行倒閉，又被安排在日本正金銀行當職員，之後他又到黑河的中國銀行分行當了行長。其間，馬子元自學俄語、英語，並能用俄語直接交淡。俄國十月革命後，有些俄國人越境到黑河大量拋售黃金，馬子元用銀行鉅款無限制地收購，有時他還親自過江收購。因此，他的分行收益超過了哈爾濱行。不久，他被提升為哈爾濱中國銀行行長。
與此同時，他還自己出錢經營生意，成立航行於黑龍江、松花江的戊通輪船公司，有輪船數十艘。東北各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他開的商號，京津滬均有他建的樓房，英美法日銀行裡有他的存款。
1922年，他還在家鄉投資辦學。後因靠山中國銀行總裁張公權倒臺，他就在哈爾濱三棵樹開辦了酒精廠。30年代後東北淪陷時期，他開辦的“大同酒精廠”生產的酒精全部提供給日本人作為軍需物資。1946年東北民主聯軍進駐哈爾濱後，沒收了他的全部財產。後來馬子元逃到瀋陽蔣管區，投奔再次出山的中國銀行總裁張公權。國民黨政府垮臺前夕，馬子元去了日本，1977年客死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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