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注重的只是“道德良心”和“天然情感”，他在活着的时候仅仅只想做一个真实的人，这一点在他所处的那个普遍虚伪的社会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他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难。卢梭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死后将会成为一个伟人(他只是想做一个“好人”)，更没有料到他的思想会引起他身后的那个时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雅克·卢梭，1712年—1778年，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
让-雅克·卢梭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在坎坷人生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抗拒的心灵力量和激越澎湃的思想热情，不仅成为19世纪西欧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源泉，而且也成为现代社会中所有敏感心灵的永恒的精神家园。他的影响深深地渗透到他以后一切时代的精神生活中，尤其是在充满了愤世嫉俗和躁动不安的焦虑情结的现代人眼里，卢梭已经成为一种以真挚的情感和内在的良知来超越平庸的世俗生活及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的楷模和象征。
18世纪是伏尔泰和卢梭的世纪，而且整个19世纪也是在这两个人的精神感召下度过的。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把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一切社会动荡的责任都归于伏尔泰和卢梭，他借用流浪儿加弗洛什的嘴说道：“这是伏尔泰的罪过!这是卢梭的罪过!”可以说，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一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这一段历史无疑是在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影响下发展的。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笔名：伏尔泰（1694年—1778年），启蒙运动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著名的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其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对伏尔泰和卢梭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不同影响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写道：“毕竟是伏尔泰在整个革命时期构成了破坏性的原则，正像卢梭是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一样。因为伏尔泰为个人的思想自由辩护，从而破坏了权威原则，而卢梭则以普遍博爱、互相依靠的感情代替了它。这两位伟大人物设想的东西，革命使之实现了；它是他们意志的执行者，个人自由的思想变成了破坏性的行动，互相依靠的感情变成了起团结作用的东西。伏尔泰唤起了革命者的愤怒，卢梭则唤起了他们的热情。”[1]
然而，卢梭却不仅仅属于18世纪和19世纪，他也同样属于20世纪和以后的一切时代。伏尔泰主要是一个批判家，他的影响将随着他所批判的那个时代的终结而逐渐消失；卢梭则不仅是一个旧时代的批判者，而且更是一个新时代的设计者——他在批判蒙昧野蛮的旧宗教的同时树立了真正的信仰原则，在揭露虚假伪善的旧道德的同时奠定了新道德的基石，在抨击黑暗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同时昭示了共和国的曙光。最重要的是，卢梭在对被法国百科全书派和整个欧洲知识界奉若神明的理性原则进行怀疑的同时，确立了情感生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开启了欧洲近代文化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浪漫主义思潮之先河。
卢梭画作，1860，巴黎
伏尔泰活着的时候就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百科全书派如同烘云托月一般围绕着他，法兰西知识阶层对他趋附奉承，整个欧洲上流社会也对他顶礼膜拜。伏尔泰就像一个娇纵任性的白马王子，尽管他尖刻辛辣地嘲讽着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他仍然得到了宫廷贵妇和名公巨卿们的宠爱偏袒，这种娇宠使他得以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批判活动。伏尔泰始终以一种优雅的贵族方式进行批判和生活，在他的文风和举止中，流露着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贵格调。这格调既是那样的崇高典雅，同时也难免带有一些矫揉造作的痕迹。
与伏尔泰的幸运恰成鲜明的对照，卢梭在有生之年则历尽艰辛，领略了难言的屈辱、失意和贫穷。特别是他那颗天真质朴的平民之心与他所处的法国上流社会的骄虚浮夸之间的巨大反差，令他倍感痛苦。这种心灵的痛楚迫使卢梭长期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因此而遭致了普遍的误解和诽谤。晚年的卢梭不仅面对着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猛烈攻讦，而且也忍受着他自己的敏感心灵的内在撕咬，这种双重的煎熬几乎将他逼至疯狂的边缘。朋友们的误解和反目使卢梭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孤独之中，种种恶意中伤的流言蜚语更使他在法国人乃至整个西欧知识社会中成为一个洪水猛兽式的怪物。面对着这种逆境，他不得不孤身一人向整个社会挑战，并且在不断降临的迫害的威逼之下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在这种状态下，他开始变得猜忌和多疑，一种受虐狂的妄想不断地折磨着他那颗伤痕累累的衰竭之心。乖戾的命运和孤傲的心情使卢梭对人类文明及其道德生活采取了一种贬抑态度，对纯洁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初民状态却极尽讴歌赞美之能事。他以他的自然情感作为武器来进行写作和战斗，以质朴平实的风格与伏尔泰的华美典雅形成鲜明对照。在愤世嫉俗的孤傲中，卢梭逐渐产生了一种超逸卓越和孤芳自赏的圣徒意识，这种超凡绝俗的圣徒意识在他的自传《忏悔录》的开篇处就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
《忏悔录》，卢梭 著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象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2]
关于卢梭的真诚，后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样地，关于卢梭的思想和性格，素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卢梭其人就是一个痛苦的矛盾体，他把一切最不协调的东西集于一身，这种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把他推至濒临疯狂的边缘。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做过许多按照一般的伦理准则来衡量是极不道德的事情，然而他却坚持认为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时怀着一颗善良之心。对于卢梭来说，效果是不重要的，道德的标准在于动机，他因此而成为欧洲近代伦理学中唯动机论的创始人。在政治思想方面，卢梭既是法兰西共和国和近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先驱，同时又鼓舞了一切用心险恶的政治独裁者和个人野心家。罗素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既成为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领袖的圣经，同时也成为黑格尔为普鲁士独裁制度进行辩护的理论根据。从它里面，既产生了罗伯斯庇尔的共和，也产生了法西斯德国的暴政。
罗伯斯庇尔 1758年－1794年，法国革命家、政治家
这是一个容涵着巨大的痛苦的灵魂!由于这个灵魂一味关注于内在的良知和真实情感，它对于自身可能导致的分裂的后果竟然丝毫也不在意。卢梭注重的只是“道德良心”和“天然情感”，他在活着的时候仅仅只想做一个真实的人，这一点在他所处的那个普遍虚伪的社会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他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难。卢梭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死后将会成为一个伟人(他只是想做一个“好人”)，更没有料到他的思想会引起他身后的那个时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以仅仅只属于自己的方式经历了生活并超越了生活。像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圣徒一样，他只对自己的心灵(以及呈现在心灵之中的神圣之光)负责。他的所有弱点、忧郁、疯狂和夸张，恰恰表现了他对于自己灵魂的真诚。卢梭无疑就是一个这样的圣徒，他以他的思想和著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的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造成了他那嶙峋诡谲的文体和惊世骇俗的思想。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启蒙思想家不同，卢梭不仅对18世纪欧洲知识精英们推崇备至的理性主义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不仅以一种独辟蹊径的自然宗教与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无神论思想相抗衡，而且对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坚信不疑的社会进化思想也持有异议。卢梭的那些独具一格的观点在他所生活的文化圈子里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以至于被同时代的思想家们视为洪水猛兽。当伏尔泰、狄德罗和整个百科全书派都狂热地对科学理性、国家主义和社会进化思想顶礼膜拜时，只有卢梭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上，眷恋着已经失却了的自然状态的伊甸园，批判着由于社会进步而导致的道德沦丧现象。
二
卢梭的思想就是他的人生经历的缩影和升华形态，他人格中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巨大魅力，正是通过他的著作而发挥作用的。这些著作如同一只只神奇的手臂，搅动着他身后的现实生活，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近代社会中各种激进的政治、文化主张，并且造就了一大批惊天地、泣鬼神的时代英雄。海涅曾经形象地比喻：“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胎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创造的。”[3]不仅是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拿破仑等政治英雄，而且还包括康德、歌德、席勒、夏多布里安、拜伦、托尔斯泰等文化英雄，也都是从卢梭那里汲取最初的精神动力和创造灵感的，都是卢梭这同一个“灵魂”藉以杀死专制制度的国王和形式主义的上帝的一只只“血手”。这个在莱芒湖畔和巴黎郊外漫步遐思的忧郁的精灵，这个羞怯、沉静、与世隔绝的孤独隐遁者，他身上却蕴涵着如此可怕的思想冲击波。他那平静的遐思一旦经过革命的加速器的震荡和放大，立即就成为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栗的恐怖主义的愤怒呐喊。卢梭的不散阴魂正是通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新爱洛绮丝》等作品而成为抚慰旧时代伤痛的不朽的安魂曲，并且通过罗伯斯庇尔等一只只“血手”而转化为振奋新时代激情的浑雄壮丽的交响乐。
《爱弥儿》插图
卢梭的思想是沉静恬美的，同时也是嶙峋诡谲的。它看上去充满了脉脉的温情，然而在那表面的潺潺细流下面，却蕴藏着惊心动魄的聚变能量。伏尔泰等人的社会批判只不过是一些嘻笑怒骂，尽管犀利无情，却始终带着一种法国式的浅薄。卢梭的社会批判则具有一种深沉的内在力量，它一旦爆发出来，将会导致一种灾难性的破坏效果。这一点已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断头台和恐怖主义。而且这种恐怖主义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它在广义的文化领域中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卢梭思想中不仅产生了罗伯斯庇尔式的猛烈狂暴的激情恐怖主义，而且也产生了康德式的不露声色的理性恐怖主义。
从卢梭这个蛰伏的躯壳中伸出来的两只血淋淋的螯夹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康德。他们两人一个在政治领域中把令人敬畏的国王押上了断头台，另一个在思想领域中把令人敬畏的上帝送上了绞刑架。
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忠实信徒，他把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当作实践卢梭思想的舞台，用血腥的断头台来推行卢梭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个来自于阿腊斯的贫穷而聪明的青年律师，他登上权力宝座的唯一依凭就是从卢梭那里吸取的社会平等思想和恐怖主义激情。卢梭是罗伯斯庇尔的先知，罗伯斯庇尔完全按照卢梭的道德理想来建构雅各宾共和国。对卢梭持贬抑态度的卡莱尔在谈到卢梭对法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时说道：“法国革命在卢梭身上找到了它的福音书的作者。他关于文明生活的不幸，文明前的原始生活的完美性等等的半谵妄性的思索，有助于在法国普遍产生一种谵妄……而他对统治者的做法，显然是把他们许多人送上断头台。”[4]而从卢梭的乌托邦式的理论到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就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派同伴们不仅要消除政治上的不平等，而且还要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不仅要把国王和贵族送上断头台，甚至还要把利润和货币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像卢梭一样把美德确立为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和共和国的灵魂，并且骇人听闻地将美德与恐怖联系在一起。他公然宣称：“没有美德，恐怖就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显得无力。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从而它是美德的表现。”[5]
罗伯斯庇尔受伤
卢梭思想中所包含的激情主义在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那里被发展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卢梭思想的真正内涵却被这些法国革命家们忽略了。当罗伯斯庇尔仿照卢梭的社会理想来营建空中楼阁式的平等共和国时，他仅仅是以法国人的方式片面地夸大了卢梭思想的诡异怪诞的形式。这就是崇尚激情和喜爱标新立异的法国人的典型风格!他们对一切新奇思想的模仿始终都停留在形式方面，而且还往往给这种模仿涂上了一层既疯狂偏激又优美雅致的奇妙色彩，正如他们在进行生死相搏的决斗时还忘不了以优雅的姿态向旁观的妇女们脱帽致意一样。
罗伯斯庇尔一面毫不手软地把大批王党分子和嫌疑犯送上断头台，另一方面则坚持在恐怖主义的气氛中举行优美温馨的宗教仪式，他甚至诱使国民公会颁布了一个崇拜“太上主宰”和信仰灵魂不灭的法令。与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中时髦的无神论思想相反，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卢梭式的有神论者，他曾明确地强调：“无神论是贵族的。一个最高之主的思想本质上是人民的思想，这个主是守护着被压迫的无罪的人并惩罚那耀武扬威的罪恶的。”[6]当押解王党份子的囚车辚辚地穿过巴黎繁华的大街时，罗伯斯庇尔却率领着一支游行队伍，高举鲜花和麦穗，来到马斯广场举行赞美最高之主的盛大节日。这个一手高擎恐怖主义的血腥之剑、一手高举美德和信仰的妍丽之花的“民主独裁者”(这个词本身就表示了一种内在的矛盾，这个矛盾恰恰就产生于卢梭的政治思想)，最终也死在他自己大力推崇的断头台上。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正好说明：卢梭思想所具有的那种激情主义的形式，如果被发展到极端，不仅会摧毁一切对手，而且也会摧毁激情主义自身。
枪击罗伯斯比尔的瞬间
三
如果说罗伯斯庇尔只是接触到了卢梭思想的皮毛，那么康德则是真正地领悟到了卢梭思想的真谛。与浅薄浮华的法国人不同，深刻而晦涩的德国人往往能够一下子就抓住事物的本质。与罗伯斯庇尔这个昙花一现的政治弄潮儿恰成鲜明的对照，康德一辈子在德国的一个小镇哥尼斯堡过着像时钟一样有规律的平静生活，然而在这个表面上沉静的哲学家的理论中所阐发出来的恐怖主义，却要比在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上所表现出来的恐怖主义更加恐怖。海涅写道：
说实话，和我们德国人比起来你们法国人是温顺的和有节制的。你们至多只能杀死一个国王，而且这人在你们砍掉他的头以前早已失去头脑了。而这时你们还必须如此敲锣打鼓，高声呐喊，手舞足蹈，以至于使这件事震撼了整个世界。如果人们把罗伯斯庇尔和康德相比较，那么，人们对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确给予了过多的荣誉……康德这人的表面生活和他那种破坏性的、震撼世界的思想是多么惊人的对比!如果哥尼斯堡的市民预感到这种思想的全部意义，那么，他们面对这人时所感到的惊恐当真会远远超过面临一个刽子手，面临一个只能杀人的刽子手——然而这些善良的人们却不过把他看作一个哲学教授，当他按既定时刻漫步走过来的时候，他们友好地向他招呼、并用他来对他们的怀表。[7]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1804年，德国哲学家、作家
如果说卢梭通过罗伯斯庇尔这只“政治血手”把法国人引向了社会革命，那么他则通过康德这只“思想血手”把德国人引向了哲学批判。康德在思想领域中所达到的革命性结论，远远超过了罗伯斯庇尔在政治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罗伯斯庇尔仅仅破坏了一个王国，杀死了一个国王；康德则不仅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对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上帝的全面清算，而且还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树立起一个崭新的道德上帝的无上权威。杀死一个人是容易的，而杀死一种精神(上帝)却需要更大的勇气。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杀死了腐朽的旧精神之后，还能够积极地去创建一种生气勃勃的新精神，这一点只有康德做到了。当康德这样做时，他的思想源泉就是卢梭，正如当罗伯斯庇尔毫不容情地对波旁王朝进行摧毁时，他的激情源泉就是卢梭一样。
据康德的传记作者所述，在康德的那间简朴而素雅的书房里，唯一的一件装饰品就是挂在墙壁上的卢梭肖像。康德对卢梭的仰慕之情，从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平日里严守时刻、在每天下午三点半钟准时出外散步的康德(哥尼斯堡的居民以康德出门散步的时间来校对他们的钟表)，有一次竟然破天荒地打破了这个惯例，原因是他被正在阅读的《爱弥儿》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于忘记了散步的时间。
康德自己承认，对于他的生活和思想来说，有两个人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牛顿和卢梭。康德说：“在前人只看到一片混乱和毫无关联之差异的地方，牛顿破天荒地觉察出秩序和守常是高度简捷地结合在一起。有了牛顿以后，慧星才沿着几何轨道运行。而在人类天性呈现的种种形式背后，则是卢梭第一次发现了被深深隐匿了的人类本质，和那深藏起来的、可以通过对它的观察来证明天意的法则。”[8]牛顿对康德的影响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前半生，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在康德的知识论和《纯粹理性批判》中(在这里还有休谟的影响)；卢梭的影响则主要集中在康德的后半生，并典型地表现在康德的道德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
康德之墓
康德表示，正是卢梭的思想使他从纯粹知识的形而上学迷梦中惊醒过来，使他看到了人的价值：“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识进展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遍劳工还不如。”[9]这种对人性的尊重，使得康德把实践理性置于比理论理性更高的地位上，把道德看作比知识更重要的领域。
一辈子过着平静而机械的生活的康德，从表面上看来与疯狂孤癖的卢梭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二者在内在气质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把人的价值当作自己关心的核心问题，都推崇一种动机论的道德观，并且终生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实践这种道德观。区别仅仅在于，卢梭以一种外在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当他发现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社会所奉行的原则格格不入时，他就索性彻底地退出社会，去过一种离群索居的隐遁生活，以自己乖戾的生活方式与整个社会相抗衡。康德则以一种内在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他对社会的批判虽然始终停留在他的哲学中，但是却比卢梭的批判更深刻、更彻底。与卢梭的愤世嫉俗的偏激行为方式不同，康德仅仅在思想中保持着一种卓立不群的姿态，他的隐遁是思想的隐遁。卢梭只有在偏僻的乡间、在宁静的大自然中才能得到心灵的慰藉，康德则可以在散发着刺鼻的庸俗气息的德国市民社会中保持思想的平静。当卢梭感到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时，他就禁不住要大喊大叫，以一种狂躁激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正义感。因此，尽管卢梭平时宛如一个绰约的处子一样充满了温柔之情，但是当他被激怒时，常常像一个粗野的渔妇一样肆无忌惮地咒骂。而当康德面对着不尽人意的现实社会时，他始终在行动方面保持着一种教养有素的绅士风度，但是他对这个社会所依凭的精神原则的批判却要更加入木三分。当康德以一个谦谦君子的面貌出现在哥尼斯堡的居民面前时，当他彬彬有礼地向林荫小道两旁的行人脱帽致敬时，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这个谦和友好的哲学家头脑中涌动着的思想内容是多么地令人恐怖，他对他们世代奉行的精神原则的批判是多么地残酷无情!康德行为上的怯懦与思想上的激进之间的巨大反差，恰恰表现了德国人的典型特征，正如卢梭在行为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性典型地表现了法国人的特点一样(尽管卢梭是日内瓦人，但他却长期生活在法国，而且他的母亲也是法国人的后裔)。
当法国人产生了一种时髦的思想时，他们一定要把这种思想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法国人素来喜欢为思想寻求一种外在的和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而当德国人产生了一种新思想时，他们往往更愿意让这种思想保持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因此思想通常并不把德国人引向行动，而是把他们引向哲学(特别是在18、19世纪，这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思想嬗变的结果，在法国表现为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在德国表现为哲学批判和宗教改革。就此而言，德国人虽然在实践方面远远不如法国人那样勇敢和激进，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却比法国人深刻得多。
卢梭的平民主义思想在18世纪末叶以来的西方政治生活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他的道德思想、宗教思想以及美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却要更加深刻和广泛得多。卢梭这名字是直接与西欧近代浪漫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的，这场气势磅礴的文化运动，正是从卢梭那里找到了冲击古典主义大堤的最初精神动力。正如从卢梭这个“灵魂”里伸出来的两只“血手”中，康德在恐怖主义方面要比罗伯斯庇尔更彻底、更深刻一样，在卢梭的历史影响中，他的浪漫主义也要比他的平民主义更加意义深远。如果说卢梭的政治思想影响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政治模式(即平民专政和极权主义)，那么他的道德、宗教、美学思想则开创了整整一个时代(即浪漫主义时代)。19世纪的一切伟大的文化巨人都是站在卢梭的肩膀上的，他们都曾经或多或少地为卢梭的浪漫主义激情所驱动。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卢梭的历史影响远远超过了伏尔泰、狄德罗等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巨人。当这位巨人傲然兀立时，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加高大；然而，当这位巨人一旦疯狂起来时，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可怕。
注释：
[1]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2]卢梭：《忏悔录》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3]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00页。
[4]《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06页。
[5]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与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6页。
[6]参见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0页。
[7]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01—102页。
[8]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22页。
[9]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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