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一部百年遷徙謀生的創業史文化頭條網

2020-04-08 11:06:43 書房記

在黃土高原上彎腰勞作的陝北農民，將目光投向長城外遼闊的草原，心中充滿嚮往。

那是一片肥沃而廣闊的土地，如果耕種的話，能打多少糧食啊，能讓成千上萬的人避免飢餓。但這片土地，沉寂了幾百年，荒蕪了幾千年。

明朝，在陝北打起了一道長城，又打起了一道長城，一條叫“二邊”，另一條叫“大邊”，東起府谷牆頭村，西止鹽池花馬池，全長1771裡又123步。在“大邊”和“二邊”之間，修了36個營堡，每個營堡戍守一段長城。營或堡，就是一座小城，有城牆，有城門，還有甕城，長年駐軍，多則四五千，少則四五百，養著成群的騾馬，是帝國僅次於關寧鐵騎的騎兵部隊。

每座營堡都有數座廟宇，但肯定有一座關帝廟，供奉著“山西夫子”，就是武聖人關羽，祈求關公保佑，常打勝仗。

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中人。

無定河邊暮角聲，

赫連臺畔旅人情；

函關歸路千餘裡，

一夕秋風白髮生。

應知無定河邊柳，

得共江南雪絮春。

塞下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

千嶂裡，

長煙落日孤城閉。

將軍白髮征夫淚。

這些詩句，都是陝北邊塞詩。陝北是千年古戰場，中原農耕民族和草原遊牧民族在這裡打了幾千年。

明朝陝北人，不同與內地農民，他們是王朝的“軍戶”，平時耕種，戰時出征，世代不能改變“戶籍”，子承父業，祖祖輩輩都是“軍戶”，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將士們上陣殺敵，論功行賞，一場戰役過後，提著敵人的頭顱領賞。如今，陝北話中還有“殺割”“交零”“鏖戰”“鬥陣”這樣的詞彙，能感受到戰爭留下的烙痕。

在連綿的山峁上，每隔5裡矗立著一座烽火臺，當地人稱之為“墩臺”或“五里墩”，既是傳遞信息的信號臺，又是小型戰鬥堡壘。大邊、二邊、墩臺、營堡，共同構成軍事防禦體系。明朝的陝北，人馬嘶鳴，戒備森嚴，一列列軍隊進進出出，烽火臺不時升起股股狼煙，一片緊張而殘酷的邊疆戰爭場景。

就這鳥飛不進、水潑不出、形如鐵桶的軍事防線，仍阻斷不了人們“走西口”的腳步，成千上萬的貧苦農民，在戰爭縫隙，冒著紛飛的戰火，越過長城，斷斷續續到“口外”謀生。

何為“西口”？

長城有九邊重鎮，從東往西依次為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山西鎮、榆林鎮、固原鎮、寧夏鎮、甘肅鎮，要出關，別無他路，就這九個關口。

對山陝而言，張家口為“東口”，大同為“西口”。到了清朝，“西口”不只大同一個口，往西的右玉、保德、河曲、府谷、榆林，都可以叫“西口”。

滿清入關，一統天下，關裡關外都成了龐大帝國的一份子，長城邊塞防禦功能驟減。滿清政府擔心“蒙漢聯手”，給帝國造成安全隱患，實行“蒙漢隔絕”政策，陝北“大邊”“二邊”及36營堡仍維繫運轉，駐軍雖有減少，各堡營仍有數百兵馬駐守，但防禦的對象不同，由過去的禦敵變為阻斷蒙漢交通，杜絕邊民出關。

滿清政府禁止內地漢人進入蒙古地區，凡蒙古官民招漢民去種地的，要受扣發俸祿、罰沒牲畜、打皮鞭、戴木枷等處罰，漢民則發配充軍。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從山西保德渡過黃河，沿長城自東向西，途經孤山堡、鎮羌堡、建安堡等堡，沿途惡劣的自然環境，百姓貧苦的生活，給康熙留下深刻印象。他思索良久，決定調整封禁政策，開邊放墾，但僅限於距長城50裡內的“黑界地”。

府谷麻鎮北口子，出了這個口子，就是“黑界地”。

陝北府谷、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定邊6縣邊民，久旱遇甘霖，邁過邊牆，在“黑界地”租種鄂爾多斯王爺的土地，由是拉開了“走西口”的大幕。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難留。

提起哥哥你走西口，

哎，小妹妹淚常流。

河曲保德州，

十年九不收，

男人走口外，

女人挖野菜。

巧圪柳柳手手挖苦菜，

白格生生臉臉太陽曬。

“走西口”大多是無地的貧苦農民，他們揹著簡單的行囊，有的窮得連鋪蓋也沒，裹一領老羊皮襖就上路了。白天做衣，夜間做被，“鋪前襟，蓋後襟，兩隻腳圪蠕在袖圪筒。”

當年“走西口”的老人，已90多歲了，提起當年“走西口”，老人仰天長嘆，鬍子亂抖，老淚縱橫，幾次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我的老家是府谷劉家溝的，17歲那年，久旱無雨，顆粒無收，到冬天已揭不開鍋，連糠都沒有。臨走時，我媽給我兩把黑豆，一把幹蔓菁，安頓了一句話，‘全家人的死活就靠你了’。到了黑慶壕，得了出水傷寒，無錢看病，險些喪了性命。冬天擔擔子跑府谷，光著腳過冰河，一步一個血腳印。從納林第一天到鳳凰塔，第二天到巴湖梁，第三天到沙圪堵……走一趟能掙2塊大洋，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

“要吃口外飯，就得拿命換。”

走西口的人又叫“邊客”，吃、住、行都維持在最低級、最原始的限度，住地窨、睡草灘、蓋皮襖、吃生飯……他們的選擇，不是聽天由命，更像是一場賭博，和命運賭，和老天爺賭，賭的就是自己這條命。

許多人死在“走西口”路上，而無錢安葬，同伴只能把他們臨時埋在“義地”，等將來有錢後再將屍骨拉回老家。但大多數沒有發達的一天，永遠埋在口外，數百個墳頭聚在一處，形成一處處“府谷墳”“神木墳”，誰也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也沒有燒香掛紙的，他們是一群永遠回不了家的孤魂野鬼。

打短工、掏甘草、拉大船、背大炭、拉駱駝、放冬羊、割洋菸，“走西口”的路上上演了多少生離死別、悲歡離合的人間慘劇。

在家中，無生計，西口外行；

到西口，數不盡，艱難種種。

此一去東三天西兩天無處安身；

回頭看扔妻子撇父母實實慘心。

飢一頓飽一頓飲食不均；

住沙灘睡冷地脫鞋當枕。

上杭蓋掏根子自打墓坑；

下黃河拉大般駝背彎身。

進後套挖大渠自帶囚墩；

走後營拉駱駝自問充軍。

大青山背大炭壓斷梁筋；

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凍。

沙蒿塔碰土匪剝了個光淨；

遇傳人遭瘟病九死一生。

中國這片土地，人口承載極限七八千萬，不能超過七八千萬，達到七八千萬，人地矛盾尖銳，貧富分化嚴重，於是爆發各式各樣的戰爭，人口大量死亡，“十室九空”“十不存二”，不絕史書，人口又降到最低。於是改朝換代，新王朝誕生，勵精圖治，社會安定，準備迎接下一個人口高峰。這就是中國歷史，循環往復，幾千年，就是個圈兒。

公元2年，西漢休養生息，人口5959萬，極限。於是黃巾之亂、三國混戰，263年，人口跌至818萬。

754年，大唐盛世，人口7500萬，極限。於是安史之亂，760年，全國人口跌至1699萬。

1110年，美崙美煥的大宋王朝，人口達到峰值，1.25億。於是“靖康之變”，蒙古人滅金、滅西夏、滅南宋，屠城過後，中原僅剩475萬人，南宋人口從7681萬減少到1302萬，四川人口由2000萬減少到80萬。

1626年，明朝人口1億，極限。於是李自成起義、滿清入關，1651年，剩下1063萬。

冰冷的數字後面，是一部血淚史，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上演了多少人間慘劇。

到了清朝，情況變了。

1741年，乾隆六年，全國人口1.43億。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 2億。

1790年，3億。

1834年，4億。

人口驟增，人地矛盾尖銳到極限，百姓以樹皮草根為食，餓殍遍野。

與之形成顯明反差的是，關外地廣人稀，土地肥沃，人均佔有土地遠遠高於關內。蒙人天生對土地面積沒有概念，他們腦子裡的土地就是幾架山，幾道峁，用手一指，這幾十裡地都是他的，無實際畝數。

沒有“畝”，怎麼收租子呢？

蒙人腦子裡有牛。兩頭牛、一張犁叫“一犋”，就按牛的數量收租吧，你家有幾犋，就收幾犋的租子。你“一犋牛”，把地球都犁了，那是你有本事，不管他事。蒙人很寬厚，很實在，很直爽。

元朝為什麼滅亡呢？明朝人分析了好幾年，最後得出答案，“失政於寬”。

什麼意思呢？就是蒙人管理太寬，太散漫、太鬆懈、太馬虎、太不認真，太不善於管理。

蒙人動不動就殺人，就屠城，怎麼還“寬”呢？

他們動不動就殺人，就屠城，正是簡單、粗放、粗線條、直線思維、不善管理，正是“寬”的體現。這種性格，蒙人存在，陝北人也存在，寬泛，馬虎，不細緻。“毬毛擀不成氈，陝北人當不成官”，可能和這一性格有關。

“一犋牛”，大約能耕300畝，這在關內，是100人的耕地面積。人均少於4畝，就有人吃不飽，就要餓肚子。但在一牆之隔的關外，一戶就能耕種“一犋牛”，天壤之別，反差極大。

巨量的土地，邊民可以輪作，種一年，讓地歇一年，恢復地力，提高產量。而且在蒙地自油，沒人管，田賦輕，負擔小。“一犋牛”，蒙人一年收粟1石，草4束，折銀5錢6分。簡直是象徵性收租，在關內不可想象。再加上蒙人馬虎，大量瞞報田畝，交納的田賦很底。於是，成千上萬的貧苦農民，一股腦兒湧出關外，租種土地，很快就越過了康熙帝劃定的“黑界地”。

對蒙古王爺來說，這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他們靠地租，過上了非常奢華的生活，才不管越沒越“黑界地”。朝庭官員呢，民不告官不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租種土地很快越過“黑界地”，不斷向草原深處推進。

二餅牛車拉鋪蓋

離鄉背井走杭蓋

孤雁離群落荒沙

山野草地安了家

買不上椽子砍上幾根棍

搭上個茅菴菴好安身

牛糞燒火沙蒿燃

水淹沙蔥燜撈飯

“燜撈飯”，老郭的童年時代吃不著，全村人都吃不著，那時天天“溜稀chāchā”。可見，“走西口”辛苦是辛苦，但吃飯問題解決了。

包頭大樹灣渡口，走西口從這裡渡黃河，進入“黃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地區。

開始，蒙古王爺規定，邊民不準在蒙地過冬、不準帶老婆、不準蓋房、不準娶蒙人婦，怕你賴下不走。邊民春天來了，秋天回去，跑“青牛犋”，又叫“雁行人”。他們呼朋喚友，結伴而行，走西口的人越來越多，有的舉家遷移，有的整村搬遷。時間長了，王爺管不過來，放任自流。“雁行人”慢慢蓋房定居，把老婆接來了，生孩子了，也娶蒙人婦了，過幾代，就把邊外當作自己的家鄉，不再逆來順受，說話也有了底氣。

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間，在榆林、神木等邊口，漢民越種蒙古閒套地三四千頃，歲得糧十萬石，數萬戍邊將士糧草供應有了保障，實現“以邊養邊”的長期戰略部署。

《清仁宗實錄》：“出口墾荒者，動輒以千萬計。”《府谷縣志》記載：道光十九年（1839），府谷全縣總戶數26234戶，總人口204357人。到了宣統元年（1909），總戶數21220戶，總人口151708人。70年過去了，反而減少52649人，主要是走西口了。

民國十七、十八年，府谷人王感應舉家遷往內蒙五原縣南茅庵鎮王感應圪堵村，草豐地茂，但荒無一人，連地名都沒。王感應租種了大片土地，招引老家及鄰村村民遷往，在他的帶動下，全村50多戶300多人去了王感應圪堵，佔到全村人口的50%。

府谷黃甫鎮韓家梁村，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村民生存十分艱難。群眾用腳投票，大多數走西口，全村走得只剩下80人。

準格爾旗，民國二十一年（1932），全旗漢族人口75458人，佔總人口的70%；1949年全旗人口102054人，其中蒙族人口下降到6785人，佔總人口的7%，漢族人口達到95265人，佔到總人口91.7%；1990年，全旗人口235801人，其中漢族人口216231人，佔總人口的91.7%，蒙古人口19116人，佔總人口的8%。

蒙人遊牧，逐水草而居，他們沒有村莊的，更無城鎮。種莊稼就得定居下來，“邊客”們結夥盤場、夥聚盤居，他們聚居的地方叫“夥場”或“夥盤”，慢慢發展成村莊。現在，榆林邊外有數百個“夥場”“夥盤”命名的村莊，什麼郭傢伙場、胡夥場，就是那時形成的。

“黃河百害，唯富一套。”走西口要比“闖關東”早，前套土默川平原早在雍正、乾隆年間，政府就組織開發，生活至少20萬漢民，土默川號稱“塞上穀倉”。

土默川形勢示意圖。

後套地勢平坦，沃野千里，主要是民間開發，開發較前套晚，清末才開始開發。民間水利專家王同春，俗名“瞎進財”，組織開挖“八大幹渠”，引黃河水自流灌溉，萬頃荒地變良田，過去人煙稀少的荒野，成了“歲告豐稔，煙火萬家”的米糧川。“瞎進財”被供奉為“後套河神”。

後套，巴彥淖爾。

1905年，僅僅一年，準格爾旗黑界地放墾土地達1588.25頃，所得押荒銀60339.5兩；杭錦旗灶火等地，放墾4100頃，所得押荒銀305271兩；達拉特旗放墾1225.2頃，所得押荒銀100447兩，解決了當地政府的財政危機。

河套王，“瞎進財”。

“走西口”的隊伍中不乏頭腦靈光的生意人、買賣人，他們熟悉蒙人習俗，掌握蒙語，會和蒙人打交道。出關帶上布匹綢緞、針頭線腦、菸酒糖茶，回來帶上蒙地的皮毛、牛馬、鹽、酥等物。到了蒙地，在王爺府旁邊，大召（廟宇）旁邊，或相好朋友的帳篷邊，展開帷幕，陳列貨物，以貨易貨，

“將我的牛馬駱駝羊，換你的茶布水煙糖”。

蒙人實在，不會種地，不會做買賣，非常豪爽，走邊漢商的利潤往往是關內的數倍。著名的晉商，比如祁縣、太谷、平遙商人，無不是從走西口起家。山西喬家的喬貴發，先在一個叫“包克圖”的村子裡賣豆腐，後來他在這裡開了一家商號叫“復盛公”。“復盛公”就是今天包頭市的雛形，包頭人說：“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

麻地溝人王天龍之曾祖父，在納林大量開地。到光緒年間，佔地7000畝，與王二憨頭、王老九之父等，成為準旗有名的漢人“二地主”，相當於現在的“二房東”。

府谷牆頭窯峁的張家，做生意公平誠信，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擁有數支駝隊，最大的一支駝隊有150頭駱駝，把生意做到“大圐圙” （音若“庫連”，“圈”的意思，今蒙古國首府烏蘭巴托），甚至遠到蒙俄邊界的恰克圖（買賣城）。張家在蒙地有良田萬頃，僅準格爾旗“黑界地”一帶就有長60裡，寬16裡的租種地，租期100年。從清水川黃河入口處出發，一直走到內蒙四櫃、五櫃，都是張家的地盤。張家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是府谷、河曲人路過張家的地盤，不用住店，管吃管住。

府谷麻鎮廢棄的商鋪。這裡曾是“走西口”路上興起的商業重鎮。

蒙人只會放牧，不會種地，不會蓋房，不會經商，手工加工都不會，嚴重缺乏各色匠人。堅持看“老郭說史”的看官知道，蒙人連鐵鍋都缺，“炊煮無鍋”，往往把一口鐵鍋砸成兩半，自己一半，兒子一半，甚至有的連半拉鐵鍋也沒，用皮囊煮水，缺到這個程度。於是，關內的五色匠人紛紛出關，什麼磚匠、鐵匠、氈匠、木匠、桶匠，等等，到了蒙地都是緊缺人才，非常受歡迎，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漢家大夫在蒙地是尖端人才，不亞於導彈專家，蒙人對漢人大夫頂禮膜拜，甚至建祠修廟，奉為活菩薩。

《府谷縣志·食貨志》記載：民國三十一年（1942）旅外工人達10274人，其中匠藝工679人，傭工9595人。遼闊的草原上，出現了村莊，出現了城鎮，催生了旅店、客棧、飯莊，有了包頭、呼和浩特（歸化）這樣的較大城市。

後套地圖。

邊民在草地蓋房、蓋廟，在廟會上唱戲，有的還娶了蒙人婦，取蒙名。邊民大都會蒙語，一些蒙語詞彙進了漢語，如我們常說的“圐圙（音若庫連，圈兒）”“圀攔（音若古攔，塊的意思）”，都是蒙語，進入漢語體系。

比較有意思的一個詞，“博士”，漢朝就有，表示有學問，是一個類似顧問、參謀的官職。後來“博士”一詞進入蒙語，在蒙語中表示掌握某項技能，有一技之長，如前面所說的石匠、鐵匠，都是“博士”。再後來，“博士”一詞又從蒙語出口轉內銷，進入漢語體系，不過寫作“把式”，意思是擁有趕馬車等技術，如“車把式”“好把式”。在陝北，駕馭牲口發出的指令與內地不同，前進是“噢”或“啾，啾啾（發臭音）”，停是“哇啊——”，很響亮，或“得兒，得兒”。我估計也受北方草原民族影響。

蒙人呢，也會一些漢話，娶漢家女，“胡攪胡，漢攪漢”

，極大地促進了民族交流。如今，蒙漢雙方婚喪嫁娶風俗大致相同，大部分蒙人已不會蒙語，他們取漢姓、起漢名，和漢民沒什麼區別。

“窮樂活，富憂愁，窮人不唱怕個毬。”

“信天游，不斷頭，斷了頭，窮人無法解憂愁。”

陝北人旋走旋唱，把“信天游”帶到草地，與蒙古爬山調融合，產生了“二人臺”“蒙漢調”新的曲藝形式，蒙漢雙方都喜歡，大夥在一起喝酒，一起唱“蒙漢調”，扭“二人臺”，其樂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