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 海外智庫觀點要覽第23期
編者按：美國大選已進入白熱化階段。下一位美國總統將如何與世界打交道呢？本期摘譯耶魯大學教授布羅維奇在《國家利益》雜誌網站上發表的文章。該文對希拉里·克林頓的外交理念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作者指出，希拉里所謂的“巧實力”不僅包括運用非政府組織、社交媒體等工具推動政權變更，還包括支持武裝叛亂、對敵方施以網絡戰、經濟制裁乃至軍事幹涉等。作者警告未來的美國總統，不應重蹈“人道主義戰爭”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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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動機的純潔性，是政治家所能擁有的最危險的天賦。
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希拉里·克林頓曾是左翼自由派中的熟悉面孔：她在耶魯法學院監察委員會中志願監督對黑豹黨領袖博比·西爾（Bobby Seale）判決的公正性，她參與瑪麗安·賴特·埃德爾曼（Marian Wright Edelman）的華盛頓研究項目（兒童保護基金會的前身），她還參加了彈劾尼克松的法律調查工作。然而，在一件事情中，她基本上消失了，也未做過任何聲明：對越南戰爭的抗議。克林頓的一個朋友——克雷格對《紐約時報》記者馬克·郎德勒（Mark Landler）說，雖然圈子裡的其他人都“深深捲入”反戰運動中，“我記得希拉里跟此事沒什麼關係。”希拉里在她的回憶錄《親歷歷史》（Living History）中用兩頁描述了那場戰爭。其中，她對約翰遜總統因“繼承戰爭”而揹負重責表示同情，在她看來那場戰爭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tragic mistake）。對於一場永久性毀滅了一個農業文明並殺死了一到三百萬越南人的戰爭來說，“錯誤”這個詞顯得過於輕描淡寫了。希拉里·克林頓在回答關於她支持伊拉克戰爭的問題時，也喜歡用“錯誤”這個詞。
與任何一個1960年以來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一樣，希拉里的談話有時讓人覺得她希望外交政策消失。她認為，一個總統最重要的責任，是在國內加強鄰里和社區的團結，為工作的美國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併為所有人提供有效的分配體系。然而，她作為國務卿的四年時間——參見她回憶錄的第二卷《艱難的選擇》（Hart Choices）——賦予了她評論世界各國關係的權威。正如該書意在展示的那樣，戰爭與外交已經成了她能力中無價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除了戰爭與外交之外，希拉里也希望將“巧實力”（約瑟夫·奈提出）作為她的第三件武器。對她來說，巧實力能夠增加武力和外交的效果。這要依靠公民社會網絡、非政府組織、民主推進項目和社交媒體管理——在過去的25年裡，美國一直試圖運用這些方法去削弱敵人的權威，同時增加對盟國的影響力。
巧實力本應拓寬自由社會的前景，幫助擴大人權。然而這個名詞自身製造了一個困境。希拉里·克林頓主張在利比亞實施暴力性的政權變更，並呼籲支持敘利亞反阿薩德的武裝叛亂者，這些都是為戰爭辯護的論點，卻被聲稱可以免除罪責，因為這些戰爭被認為是“人道主義戰爭”。希拉里避免使用最後這個短語，她也迴避解釋她對“保護的責任”的承諾。取而代之的是，在2015年10月民主黨初選辯論中，她選擇用“最佳巧實力”去形容利比亞戰爭。
在北約策劃顛覆卡扎菲的行動當中，希拉里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這最終變成了一場與伊拉克很相似的災難——儘管程度要小，但後果同樣嚴重，其影響波及北非、中東與南歐等地。戰爭的藉口，是被誇大的卡扎菲對班加西反對勢力的威脅——他宣稱要像捕殺老鼠一樣逐門逐戶地追殺反對勢力——這被認為是要對城市居民進行集體懲罰。但事實是，當時卡扎菲的大軍已經從利比亞的西部到達東部，期間並沒有出現屠殺——美國國防部、智庫都認為屠殺的威脅並不可信。但希拉里卻選擇將卡扎菲的威脅解讀為“種族清洗”的前兆。
在一本關於希拉里與奧巴馬關係的書中，朗德勒寫道：“利比亞已經陷入瘋狂的無政府狀態中”；已經成為“在非洲大陸向西向南擴散戰爭的溫床”；“是‘伊斯蘭國’在敘利亞與伊拉克以外最重要的據點”；“它輸送了一波又一波絕望的移民，這些人跨越地中海，在看到歐洲的一刻淹死在小船裡”。然而，希拉里最近說的一些話明確無誤地表達了她的態度：她將繼續相信巧實力的治癒能力。這種信仰看起來是真實的，而不是策略性的。
對希拉里有關巧實力的定義作進一步的瞭解，就會發現許多令人困惑之處。在她的模式中，網絡戰可以成為對巧實力的合理運用，因為通過這種方式兵不血刃即可損害敵方的攻擊能力。我們是否可以認為,為攻擊伊朗核設施而部署的震網（Stuxnet）蠕蟲病毒就是巧實力的成就呢？或者，可以考慮干擾敵對政府控制下的300萬人口城市的供水或電力系統，以便激起人民不滿，引發叛亂。這能被稱為巧實力嗎？
希拉里也清楚地瞭解我們在國外資助的民間組織，還有一些間接由美國國際開發署、國家民主基金會、自由之家和其他組織資助的民主促進組織。在開羅解放廣場和基輔獨立廣場上的非暴力抗議，最終都變成了血腥的衝突。這些行動背後都有美國公開的或秘密的資助——2013年12月，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 Nuland）在談話中承認，1992年以來美國已經為烏克蘭的民主運動提供了超過50億美元的資助。如果我們能夠聽到關於敘利亞內戰的完整的故事，就很可能發現：美國政府在社交媒體上蓄意散發的信息誤導了早期“自由的”或“溫和的”反對勢力。
詹姆斯·派克（James Peck）在《完美的幻想》（Ideal Illusions）一書中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權守護者的責任在不斷拓寬，“從關心有良心的囚犯，到關注非戰鬥人員的權利，再到推動民主化，以及人道主義干涉”。這最後一個元素構成了“保護的責任”，希拉里·克林頓是其最熱情的支持者。她相信——尤其是當這意味著保護女性權利或保證貧窮孩子的福利時——西方國家有道德上的義務去幹涉。她所犯的錯誤還沒有像約翰遜總統在越南所犯的那樣造成悲劇，但她認為這些是偶然發生的小事，受到了太過苛刻的評判。在行動與干涉中，人們總會有犯錯的時候。從這個角度看，軍事幹涉與“社區干涉”一樣，可能從具有虐待傾向的家庭中拯救一個孩子的生命。
2003年對伊拉克的轟炸、入侵與佔領，是新保守主義者為證明其“武力投送”戰略所進行的一次試驗，但結果出乎預料之外。與之相對照，自由干涉主義者的試驗是在科索沃，人們都認為那一次是成功的。因此，安尼-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能夠在參加2014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時的微博中寫道：“今早的塞爾維亞-科索沃討論與現在的中東討論截然不同，在巴爾幹美國願意採取外交和武力的行動。”回想起來，為了創造一個科索沃國家，北約運用巧實力對南斯拉夫這個國家進行了77天的轟炸。自由干涉主義者們對科索沃和利比亞的滿意與讚賞是相當一致的。作為希拉里國務院中的政策規劃司司長，斯勞特在北約開始轟炸利比亞三天之後給她的上司寫道：“為您工作，我從未感到如此自豪。”
真實的情況是，在南斯拉夫採取軍事幹涉的藉口與在利比亞動武的理由相差無幾。在那裡，種族清洗據說也在進行當中——數以萬計的阿爾巴尼亞人遭到了屠殺——然而，這些報道顯得荒唐離奇。在《首先，請不要傷害：人道主義干涉與南斯拉夫的毀滅》（First Do No Harm: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Yugoslavia）一書中，戴維·吉布（David Gibb)總結道:在北約轟炸之前有大約2000人被殺，然而在轟炸與後續恢復期間，塞爾維亞安全部隊卻殺了將近一萬人。儘管這件事情在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中居於重要地位，但《親歷歷史》一書對於它的描述卻少得可憐——少於一個自然段，且散落在幾個章節中。《親歷歷史》出版於2003年，希拉里當時可能已覺察到將於2004年3月爆發的那場針對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的暴力迫害的跡象——這場暴亂導致了2016年初的混亂狀況：在首都普裡什蒂納出現了大量的帳篷，催淚彈被投擲到國會以抗議少數民族政治權利遭到剝奪。最近，對科索沃進行軍事幹涉的後果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科索沃是如何變成“伊斯蘭國”的沃土的》，這是2016年5月21日卡洛塔·加爾（Carlotta Gall）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的題目，可謂一針見血。文章的開篇語描繪了一個形象的畫面:
“每週五，在距離比爾·克林頓振臂高呼的雕像僅有幾碼的人行道上，數百名年輕的長鬍須的男人在從前是傢俱店的一個破爛的清真寺外跪地祈禱。”
制裁一直都是克林頓夫婦最喜愛的巧實力武器。在20世紀90年代，伊拉克是克林頓的目標，而從2009年開始伊朗是希拉里的敵人。制裁的關鍵在於招致痛苦，以促使當地的人民責怪他們的政府，由此創造政權更迭的條件。克林頓夫婦一直都需要做些額外的工作，以顯示自由主義者也是能強硬的。對於希拉里來說，還有一個額外的需求——既來源於她自身也來源於外界的壓力——去證明一個女性領導者能比她的男性對手更加強硬。
朗德勒認為，如果當初是希拉里而非奧巴馬當選總統，那麼與伊朗的核協議以及與古巴外交關係的恢復都不太可能發生。2014年12月，當奧巴馬總統宣佈與古巴關係解凍時，他說美國“想要成為能夠幫助普通古巴人提升生活質量的夥伴，希望他們的生活變得更舒適、自由、富裕”。相反，希拉里卻警告古巴不能將這個行為誤解為緩解敵意；在2015年7月訪問邁阿密時，她說道：“對於卡斯特羅，這不是禮物，而是威脅。”由此，她表面上是支持奧巴馬的政策，但實際上已經顛覆了其中的含義。
2014年5月，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超級大國永不退縮》。當時，奧巴馬總統顯然已經不會為了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而與之對抗，也不會像新保守主義者渴望的那樣在敘利亞推動政權變更。希拉里在《艱難的選擇》中談及北約東擴時稱：
“在2014年初，由於俄羅斯非法吞併了克里米亞，有些人認為北約東擴可能導致或加劇了俄羅斯的激進行為。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但更有說服力的是那些對能加入北約表達感激之情的歐洲領導人與人民。”
這些話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邏輯。從老布什時期開始的、在比爾·克林頓時期得到推進、小布什和奧巴馬也繼承了的北約東擴，並不像希拉里所暗示的那樣是一項被廣泛接受的溫和政策。從一開始，這項政策就面對質疑與挑戰，喬治·凱南便是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除了遺漏歷史外，在希拉里關於北約的說法中，有一處使人困惑的邏輯跳躍。與許多西方外交人員一樣，普京認為一個冷戰體系在冷戰結束之後的擴張是針對俄羅斯的挑釁和敵對政策——這實際上與北約新成員國表達的感激之情沒有什麼關係。
政治家所能擁有的最危險的天賦，是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動機的純潔性。她那些關於北約的說法很可能出自託尼·布萊爾的想法；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至少有三個新保守主義者——艾略特·科恩（Eliot A. Cohen）、 麥克斯·布特（Max Boot）和羅伯特·卡根，按熱情度由低到高排列——都樂見希拉里成為總統。對他們來說，她是一個可靠的選擇。她將普京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她還將克里米亞的俄羅斯人與蘇臺德的德國人進行類比。這讓人想起了國務卿迪恩·臘斯克（Dean Rusk）對1965年越戰升級的辯護——希拉里似乎要為了最值得讚美的人道主義理由而重蹈這種悲劇性的錯誤了。
（何婉筠摘譯，歸泳濤校）
戴維·布羅維奇（David Bromwich）是耶魯大學英文系教授，本文英文原文發表於《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雜誌網站: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roots-hillarys-infatuation-war-16787?page=show。此為中文摘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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