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世界觀：兩百年的變遷》，[美]馬裡烏斯·詹森著，柳立言譯，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2月出版，168頁，42.00元
一
馬裡烏斯·詹森（Marius B. Jansen，1922-2000）所寫的《日本的世界觀》（Japan and Its World），是一本舊著，初版於四十年以前。書的副標題叫“兩個世紀的變化”（Two Centuries of Change）。題目很大，副標題也很大，我書評的題目也不得不起得很大。他討論的是1770年代至1970年代兩百年中日本人對世界的認識，這些認識決定了日本在當時及以後的航路，也就是日本這個國家的命運。世界觀真的很重要，它體現的是對他者（同時包含了對自我）的認知和判斷，這種認知和判斷，無論就個人還是一個民族或國家，都將在根本上決定或改變其自身的命運。
詹森的著作實際上是三次演講的文稿，只是薄薄的一百多頁。他自己也明白，要在這有限的篇幅內討論如此宏大的話題，顯然很難詳細展開。但是詹森談論得很好。作為一位出色的日本研究家，他具有一種高屋建瓴的宏大視野，用不多的話語，就把日本這兩百年來對世界認識的變化、以及據此所營造的自身與世界的關係，較為清晰地勾勒出來了。
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詹森或許未必與東亞和日本發生關係。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期間，他主攻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的歐洲史，1943年畢業後即進入軍隊服務，接受日語訓練，1945年隨佔領軍進駐日本三年，由此興趣從歐洲史轉到了日本史，回國後他進入哈佛大學，在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和後來出任美國駐日大使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1950年以《日本人與孫中山》（The Japanese and Sun Yat Sen）的論文（1954年出版）獲得博士學位。他在華盛頓大學任教了幾年後，於1959年起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系教授，十年以後出任新組建的東亞研究系第一任系主任，1977年當選為美國亞洲學會主席，並被遴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出版的著作有《坂本龍馬與明治維新》（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1961年，已有中譯本）、《日本與中國：從戰爭走向和平1894-1972》（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1975年）、《德川幕府世界中的中國》（China in Tokugawa World，1992年），以及本書等。此外他還主編了很多部重要著作，包括已譯成中文出版的《劍橋日本史（第5卷）：19世紀》。因其在研究日本方面的卓越成就，1991年當選為日本學士院客座院士，1999年被天皇授予日本“文化功勞者”稱號，為首位獲此殊榮的外國人。在日本他被認為是“親日派”，不過我的感覺是，詹森並無情感上的親日傾向，他只是一位從西方立場來審視日本的研究者。
《坂本龍馬與明治維新》
深湛的學養和對現實問題的敏銳觀察，使得詹森對研究的對象善於從宏大的歷史脈絡中來加以把握，以我個人看來，他的學識似乎在賴肖爾之上。在《日本人的世界觀》這本主題宏大的著作中，他選擇了杉田玄白（1733-1817）、久米邦武（1839-1931）和松本重治（1899-1989）來作為話題的聚焦點，其實書中對人物落筆並不很多，想必是想通過這三個人物，來展現出其所代表的三個時代的日本人對世界的認知，以及認知的轉變對日本的意義吧。下面，就圍繞這三個人物以及這三個時期，分別展開一些評述。
二
大航海時代以前，日本人眼中的世界，就是東亞，確切地說，差不多就是中國，以及作為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媒介和橋樑的朝鮮半島。日本人知道佛教來自一個叫天竺（印度）的遙遠國度，也想到那裡去看看，比如1187年第二次來華的僧人榮西就向杭州的中國官員提出，希望到西域去巡禮，但當時南宋已失去了對西北地區的管控，無法開具通行文書，因而未能成行。因此，在大航海時代之前，日本人眼中的他者，差不多就是與自己同一人種的東亞人。十六世紀中葉及以後，沙勿律（F. Xavier）等傳教士陸續登陸日本，其時歐洲正是文藝復興時期，新知識新發現也隨著歐洲人的東進而被帶到了東亞，傳入日本的途徑還包括稍後從中國傳來的西方新知識，比如利瑪竇（Matteo Ricci）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和艾儒略（G. Aleni）著的《職方外紀》等。十六世紀末期開始，豐臣秀吉及後來的德川幕府為了政權的穩定，除了限定在長崎一隅做有限貿易的荷蘭人和中國人之外，幾乎斷絕了與外界的所有往來，並擯斥任何的西文書籍。那時，日本人也受中國華夷思想的影響，稱南來的歐洲人為“南蠻人”，比如稱天主教堂為“蠻社”等。不過到了1720年，比較開明的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對荷蘭商館多年來在定期覲見中獻上的西文書籍產生了興趣，覺得只要無涉宗教，也可以打開看看，這就有了後來“蘭學”的興起，其標誌就是詹森書中提到的杉田玄白等翻譯的《解體新書》（1774年刊行）。
杉田玄白原來只是一個地方上儒醫，同道中有一個叫前野良澤的醫家，四十七歲的時候跟著當時的蘭學家青木昆陽（寫過《番薯考》《和蘭文字略考》等）學過一點荷蘭語，也到荷蘭商館的所在地長崎去遊過學，獲得了荷蘭人根據德文翻譯過來的《解剖圖錄》，和杉田他們一起翻閱了以後，覺得大開眼界。他們原來學的都是漢方醫，雖然也講五臟六腑，卻從來不知道什麼形狀、長在身體的哪個確切部位，而這本書裡卻用透視法畫得清清楚楚。恰好某日他們一起去看了一個女囚的屍體解剖，實狀竟然與書中所畫的一模一樣！這讓他們感慨，至少在醫學知識方面，歐洲人遠在中國人之上了。於是他們決定以這本書為藍本，再參考其他幾種荷蘭文的醫書，花了三年多的功夫，完成了《解體新書》。杉田本人其實並不通曉荷蘭文，但序文和註解都是他寫的，也就成了主要署名者。在後來的日本書刊中，都說杉田等把荷蘭文翻譯成了日文，而實際上是漢文，即漢語的文言文。那個時代學醫的，習讀漢文醫學經典是入門的必修課。《解體新書》的序文中寫道：“阿蘭之國，精於技術也。殫心力，盡智巧，而所為者，宇宙無出其右者也。故上自天文醫術，下至器械衣服，其精妙工緻，無不使觀者爽然生奇想焉。”《解體新書》的問世，可謂標誌著日本蘭學的真正成立，更重要的，是讓日本人開始明白，在歐洲，還有一個完全不亞於甚至高於中國的知識世界。
這樣的認識，得到了來自歐洲的新的地理知識的支持。1713年，新井白石出版了地理著作《採覽異言》（1803年，山村昌永根據獲得的新知識大幅度地增補了這部書，完成了《訂正增譯採覽異言》），這部書主要參照了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地名的標註基本上都沿襲了利瑪竇的漢譯名，它讓日本人明白了世界並不是只有中華及其周邊。新井白石後來又撰寫了《西洋紀聞》，後來廣為流佈。十九世紀上半葉出版的地理學著作主要有箕作省吾編譯的《坤輿圖識》（1845年刊）、《坤輿圖識補》（1846-1847年刊）等。
在《解體新書》出版、蘭學興起的同時，日本還出現了一種貶斥傳自中國的儒學和佛學、抬舉日本本土文化的“國學”。蘭學與國學的路徑雖不相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指歸，那就是要動搖一直被日本奉為楷模的中國的地位。在訂正增補本的《採覽異言》中，敘述的重心已從中國和亞州逐漸移到了歐美，且對中國的稱謂由帶有敬意的“中華”改成了平視的“支那”。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的《坤輿圖識》和《地學正宗》，亞洲部分的內容分別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二和百分之九，對中國的稱謂也一直是“支那”。1857年刊行的《萬國一覽》，按國家的強弱和人口的多寡為基準，用相撲的名位排列法加以排序，東西兩邊最高的分別是俄國和英國，“滿清十八省”則被排在了很下面的表示行將退役的“年寄”（據鳥井裕美子「近世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溝口雄三等編『交錯するアジア』，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232-247頁）。
由此可知，《解體新書》本身雖只是一本醫學書，卻標誌著日本人的世界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他者的範圍從原先的東亞擴展到了地球儀上所展現的整個世界，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必須仰視的上國，原先被視作蠻夷的歐洲，或許更具實力。
不過，這一次世界觀的變化，還只是停留在認知上，並未伴隨著實際的重大行動，因為幕府依然對外實施著鎖國政策，而西方的力量，也沒有強大到可以隨意進入日本。
三
然而，在江戶時代末期（即十九世紀中葉）之前，日本人所獲得的有關世界的知識，主要是通過書本和圖錄。由於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不要說去海外做實地的考察，連洋人也幾乎見不到。當然，在更早的時候，日本人是去過一次西洋的，那時德川幕府還沒有成立，豐臣秀吉也才剛剛掌握權力，1583年有四個日本少年曾受西部大名的派遣，跟著傳教士到歐洲去遊歷了七年，可是等他們回到日本時，豐臣秀吉已經在1587年對傳教士連續發佈了兩次驅逐令，因而這次東亞人首次遊歷歐洲的重大實踐，竟然就宛如泥牛入海一般，悄無聲息地湮滅了。
這一情形，在詹森書中論述的久米邦武的時代，就完全發生了變化。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將軍，以更為強大的七艘軍艦在1854年第二次進入江戶灣（今東京灣），迫使日本人打開了國門。蘭學傳來的新知識以及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擊敗的消息，使江戶末期的日本人意識到，他們正面對著一個大變局的世界。於是就有了之後一系列汲取新知識的行為。
1857年2月幕府設立了“蕃書調所”，一開始還把西洋看作“蕃”，但幾年之後就改成了“洋書調所”，剔除了所有的蠻夷意識。這是日本第一所學習和研究西洋的學術教育機構。1858年8月，幕府在長崎設立英語傳習所（不久在橫濱也開設了這樣的學校），後改為洋學所，培養面向世界的人才。也就是說，還在中國人與英法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日本人已經在著力培養通曉西洋文明的新型人才了。1860年2月，日本人用購自荷蘭的一艘一百馬力的蒸汽機船定名為“鹹臨丸”，由日本人掌舵，跨越太平洋駛往美國訪問，這是日本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前往北美。艦長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勝海舟，後來成為明治時期著名思想家的福澤諭吉，也作為同行者。這是日本人在近代第一次正式出訪外國，目的是與美國方面交換條約的批准文書。這些日本人在美國進行了廣泛的考察，親眼見到了文明程度相對比較高的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日本人的世界觀。1862年11月，幕府第一次向荷蘭派遣了十一名官費留學生。這比中國第一次向美國派遣留美學童早了十年。1865年5月，幕府向法國派遣了官員，以調查國外的軍事情況，這差不多是日本官方第一次派人去歐洲，這些人將近一年後回國，帶來了大量的新知識和對西洋文明的新認識。這一年，幕府還把在華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漢譯的《萬國公法》引入日本，當時日本的中上層人士都可直接閱讀漢文，翻刻後在日本大量印行，日本人對國際法的知識，最初差不多就是始於此書，而它在中國本土幾乎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
正是有了這樣的鋪墊，明治新政府成立後不久，就決定組織一支龐大的官方考察團前往海外，雖然試圖與西方修改1858年簽署的一系列通商條約是目的之一，但後來則完全變成了一次長達二十個月的海外考察。詹森在書裡特別提到了新政府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最高層官員加入了考察行列。正使巖倉具視是公卿出身的右大臣，副使是推翻幕府的功臣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四十六名成員中，有後來出任帝國大學總長的渡邊洪基（二十五歲）、外務大臣的林董三郎（二十二歲）、遞信（郵政）大臣的野村靖（三十歲）、內務大臣的內海忠勝（二十九歲）、司法大臣的山田顯義（二十八歲）等，作為副使的伊藤博文當年也只有三十一歲，平均年齡約三十二歲。顯然，這是一個能夠吸收新知識的年齡層。一行還包含了五十九名留學生（女性五名）。考察團1871年12月23日坐船從橫濱出發，1873年9月13日返回，一路訪問了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俄國、丹麥、瑞典、意大利、奧地利，分別會見了各國的最高領導人，乘坐了當時日本還沒有的火車、輪船，參觀了政府機構、工廠、學校、醫院、監獄等，實際體驗了議會的辯論，在奧地利時還恰逢萬國博覽會舉行，一行目睹了各國的物產和先進製造品的集中展示。返國途中，一行經過了蘇伊士運河所在地的埃及、也門的亞丁、錫蘭（今斯里蘭卡）、西貢（今胡志明市）、香港、上海，不僅親身體驗了當時遠高於日本的歐美文明，也目擊了亞洲的落後和殖民化。鐵血首相俾斯麥對他們的一番話，使他們意識到了《萬國公法》的背後，實際上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支配著世界。此後日本在向近代資本主義邁進的同時，也毫不猶豫地跨入了帝國主義的行列，日後明治新國家建設的基本構想，主要來源於這次海外考察。
詹森書中述及的久米邦武，只是這次考察團的隨員之一，擔任書記官，年輕時曾入德川幕府官辦的昌平坂學問所研習儒學，有很好的漢文功底。後以權少外史這一較低的官職加入明治政府，三十二歲時隨巖倉具視考察團一同出行海外。如果沒有日後由他執筆撰寫的《特命全權大使美歐回覽實記》，他或許就在歷史上湮沒無聞了。這部著作共一百卷，分為五編，印成五大冊於1878年出版，不僅留下了一部極為重要的官方記錄，也為一般民眾瞭解西方開設了一扇宏闊的窗戶。此書至今仍然一版再版，不僅出了現代日文的譯本，甚至還在2002年出版了五卷本的英文譯本，是今天研究明治維新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久米邦武也因而得以留名青史。
需要提及的是，在整個十九世紀，中國幾乎沒有類似的海外考察團。可以算得上第一個官方使團的，應該是1868年由美國退役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為正使的俗稱“蒲安臣使團”吧，擔任副使的兩名中國人是官銜較低的志剛和孫家谷，另有近三十名隨員，多為同文館的學生，還配上一名英國人和一名法國人作為協理，實在是有些滑稽古怪。歷時兩年八個月，遊歷了歐美十一個國家，志剛和孫家谷等人分別撰寫了《出使泰西記》和《使西述略》等，結果幾乎都未能進入朝廷要員的法眼。直到1876年底，才正式派出了郭嵩燾一行出使英法，郭根據在歐洲兩年多的體驗撰寫的《使西紀程》，差不多是一部可以與久米邦武的考察實錄相媲美的優秀著作，卻遭到了同僚的詆譭和朝廷的壓制，他本人在返國後也因此失去了所有的官職。
久米邦武撰寫的《特命全權大使美歐回覽實記》，極為詳實地記錄了那個時代的日本人、尤其是引領國家走向的領袖人物對世界的認知，他們在服膺西方文明的同時，也認同了近代世界的叢林法則，並把中國完全移出了仿效的範疇，不僅如此，考察團在香港、上海的體驗，開啟了近代日本高層俯視中國的目光，由此建立起來的世界觀，決定了明治國家未來的航路，也昭示著二十世紀以後的歧路。
久米邦武
四
詹森的第三篇演講稿寫的有點長，論述的時間段涉及二十世紀初至七十年代末，而要談論的人物松本重治，也是到很後來才出現，筆墨更少，事實上，松本重治也很難充任這段歲月的代表。我覺得，這八十年的日本，恐怕很難放在一個框架內談論，實際上這是兩個時代，以1945年為分界點。
先說一下此前的。誠如詹森所說，這一時代的日本，其實也有各種各樣的聲音。社會主義的思潮和運動，跌宕起伏地一直延續到了1930年代初期，吉野作造這樣具有人文情懷和民主思想的思想家，有力推動了大正時代的民主運動，自由主義的主張，在知識人階層中也贏得了不少共鳴者。但總體而言，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所釀成的國家主義乃至極端的國家主義，是這幾十年的主旋律，軍部、大多數政客和財閥，以及在教育灌輸和輿論的鼓動下激揚起來的大部分民眾，基本上都是國家主義者，無論此前是脫亞論者還是亞洲主義者，都把日本的國家利益置於所有價值的最高端。其結果，便是帝國主義的正式登場和法西斯主義的日益抬頭。這時日本人對世界的認識，便是自己必須要充當一個主角，一個至少可以在地區乃至世界的主舞臺上支配他者的主角。這樣的認識以及由此帶來的行動，結果把日本這個國家和全體日本人拖進了墜落的深淵。
松本重治是這個時代的精英，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後去美歐留學，先後在耶魯大學學習數理經濟學、威斯康辛大學和維也納大學學習經濟思想史，四年以後回國。在大學短期任教以後投身媒體，1933年至1938年以同盟通信社上海支局長的身份在上海待了五年多。他的教育經歷培育了他的自由主義與和平主義思想，但國家主義最終還是佔了主流。在上海期間，他充當了日本當局與蔣介石政府和汪精衛集團試圖和解與合作的媒介人。他的使命，還在於說服對方接受日本的要求。他與近衛內閣的關係一直很密切。雖然他沒有極端的行為，在日本戰敗以後，還是被佔領軍當局開除了公職。他後來撰寫的回憶錄《上海時代》，記錄了自己這一時期的心路歷程，這本書後來有中譯本出版。
松本重治
詹森在書裡將他列為三個論述的人物之一，也許是因為在松本的身上集聚了多重的思想影跡，也許是想讓他來代表1945年以前日本人的世界觀吧。如果是這樣，那麼松本未必具有代表性。也許很難給松本的思想貼上單一的標籤，但總色調是比較溫和的。而戰敗前的日本，卻並不溫和。野村浩一教授曾直白地指出：“近代日本的歷史，就是一部對中國認識失敗的歷史。”（《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アジアへの航跡》，東京研文出版，1981年，47頁）對中國的認識，應該是日本人的世界觀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日本在1945年時完全走向了毀滅的歧路，是它在二十世紀以後——事實上在明治中後期就開始了——世界觀出現明顯錯誤的結果。這一點，詹森似乎沒有說清楚。
戰後日本人的世界觀，也交織著各種色彩，但和平主義成了主流，美國人的強有力的改造以及日本人自己的努力，使得日本在戰後培育起了比較健康的社會肌體。大多數日本人已經不願意再次捲入大規模的戰爭。戰後的發展證明，和平的方式也可以獲得希望的東西。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它與西方世界發生共鳴，美國更是它安全保障的支柱，但是在地區經濟利益以及相關的合作上，中國及東亞諸國是絕對不可或缺的重要鄰邦。有機會的話，日本依然想要扮演重要的角色，畢竟有經濟和科技實力做後盾。它試圖在和平的框架內保持一種有選擇的平衡。
開放、富有理性、具有良好平衡感的世界觀，不僅對日本，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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