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传的蕃书

失传的蕃书

七月,骄阳似火,滚滚热浪却难以阻挡我慕名前往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王陵之脚步。西夏王陵距银川约35公里,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景区大门两侧都有一座红色角楼,各写着两个天书般的西夏文字,非常醒目,意为“大白高国”,汉语译为“大夏王朝”。景区内开放给游客参观的三号陵,面积15万平方米,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吴的帝陵,为九座西夏帝王陵园中占地最大和保护最好的一座,其规模相当于明代十三陵。

据说当时地面建筑由角楼、门阙、碑亭、外城、内城、献殿、塔状陵台等建筑单元组成,单体建筑基座为方形,建筑物平面则呈圆形,含天圆地方之意。陵园以南北中线为轴、东西两边对称的格式排列,构成别具一格的西夏建筑形态。

尽管如今仅存几座金字塔式的土堆,却是我国最大的西夏文化遗址,也是人们了解西夏历史、探寻西夏文化的一处重要文物景观。

天书般的“蕃书”及其由来。

进入景区内的走廊式展馆,我脑海里依然充斥着那四个硕大的黄色文字。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创制出的文字?何故失传?好奇心的驱使,让我紧跟着讲解员的脚步挪动,边看图片,边听有关“大夏王朝”兴衰和创制“著书”历程的简介,然后在景区展馆内的书店买了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西夏历史的书籍,利用乘车空闲时间饱和式阅读,略解心中疑惑。

中唐之后,于今青海西北部从事狩猎、畜牧业的党项族(羌族的一支),迫于吐蕃人的侵扰而渐内徙到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

唐末党项族拓跋氏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其首领拓跋思恭被授为夏州节度使,复赐李姓,封夏国公,统辖夏、绥、银、宥四州之地,治夏州,宋天禧四年(1020年),移往贺兰山麓的怀远镇,改称兴州(今宁夏银川)。

失传的蕃书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李元吴继承夏国王位,后称帝,建大夏国,定都兴庆府,在位17年,将西夏推向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共和国南部的广大地区,与南宋、金“三分天下居其一,雄据西北两百年”,并且创造了被称为“天书”、“绝学”的“著书”(西夏文字)。

《宋史·夏国传》云: “元吴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书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沈括《梦溪笔谈》认为是大臣野利遇乞创制了“蕃书”,被“尊为国字”,对当时西夏社会的兴盛、佛教文化的传播,乃至西夏历史演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何解读此“蕃书”?有专家学者为咱解读。

虽然已经失传多个世纪,但是后人对西夏文感兴趣者并不衰减。纯粹从西夏文字本身进行探索的先驱者,国内学者当首推罗福苌。1914年,他从俄国学者伊凤阁手中获得《蕃汉合时掌中珠》,进行潜心研究后写了《西夏国书略说》,用汉字“六书”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分析西夏文字,并概括出一些偏旁和部首。

外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字资深者有日本的西田龙雄,1966年著《西夏语之研究》,将西夏文字分为基本文字和派生文字两种,同时还归纳出329种文字要素。

随着西夏时期编纂的《音同》、《蕃汉合时掌中珠》、仪同一猢、经立义海》、(伍音切韵》等字典、文献的发现及公诸于世,尤其是堪称最系统的西夏文辞书——《文海》 (载有西夏文6000余字),以声、韵为经纬,对西夏字进行归类,并逐字注释形、义、音,使后人对此“蕃书”不再感到那么神秘。

总体上看,“蕃书”字体繁冗,结构较为复杂,与汉字“论末则殊,考本则同”,都有点横竖撇捺拐提等笔划,但斜笔(撇、捺)字较多,没有汉字常用的竖钩,且笔画大多在10画以上,6画以下的常用字仅占总字数的1%左右。我心里在想,看惯了简体汉字的现代人,不要说潜心去学西夏文,哪怕只是雾里看花般地多看一会,脑袋可能都会大起来。

世间之事大多不是孤立存在的。与西夏创制文字的年代相仿的契丹文,一样晦涩难懂,同一个词或词素表现在文字上居然可有不同拼写形式。有学者评论,要完整准确地解读契丹文的一个语句都很难。于是,契丹文也仅流传二、三百年,与东巴文、夜郎天书、巴蜀符号、仓颉书、夏禹书、红岩天书等“文字”一样,成为二十世纪的不解之谜。

失传的蕃书

蕃书何时又是何以消失的?且看专家学者怎么说。

自从20世纪初俄国人在黑水城遗址发现失传的“蕃书”——西夏文字以来,对于西夏文如何失传,中外诸多学者或从语言学或从史学等角度进行不懈探索,作出不同解读。在语言学家看来,文字的兴衰,与其字体构造之繁简,认知和记忆之难易,有着正相关的内在联系。

而史学家则认为是元昊这位既傲世又好色之君主造成“外戚专权”,从而导致西夏王朝走向衰落,最终被摧毁于持续多年的蒙夏战争,幸存下来的党项人也大都被驱散于各地,逐渐被异族同化。

元朝修史时,又蓄意只将西夏王朝编成传记,分别附于辽、宋、金史之后,以致西夏历史资料稀少,最终失传于后世。

此外,也可从哲学、文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视角,作出诸多不同的解说,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组楼梦》命意时所写的一句名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官闱秘事。”而以愚者之管见,觉得把“蕃书”的失传归咎于西夏文字笔画的繁杂,理由并不是很充分。

因为,再繁杂、更难学的文字,也可历经文字改革,删繁就简而得以发展,不至于灰飞湮灭。而把元吴夺子之爱引发宫廷政变作为“蕃书”失传的前因,似乎也有些过责。英雄爱美,关前失蹄无数;朝代更替,有如星辰变幻;外戚专权,也非西夏一朝,都不必然招致语言文字的衰亡。

归根结底,当是跨世纪的蒙夏恶战导致整个党项族群的消亡和溃散。没有了族群,何谈民族语言文字?正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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