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孩子當成了搖錢樹，教育部出重拳，嚴禁商業廣告進校園
潔白的校服，本該是學校裡最美麗的顏色，襯映著孩子們天真的笑臉。令人想不到的卻是，這潔白和純真卻成了商家用來打廣告的底色。
山東菏澤市丹陽路小學在一次警民交通安全進校園的活動中，菏澤市廣播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卻將印有廣告的紅領巾和小黃帽發放給了參加活動的孩子們。這件事情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接到舉報後，山東省委對此事高度重視，對這一行為進行了嚴肅的查處。
隨著教育商業化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廣告潛入進了校園的氛圍之中，無論是校服、書籍、獎狀、試卷，到處都充斥著這些變相的商業廣告，很多人想盡辦法的在孩子的身上進行著撈錢的手段。本該天真無暇的孩子們成了不良商人“移動的廣告牌”，“商業的搖錢樹”。
除了上面所說的山東廣播電視臺，寧夏的“枸杞品牌上校服”也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來自一家食品企業打著捐贈的旗幟，堂而皇之地將自己的廣告掛在了本該是純潔的校服上。“希望捐助”本是行善之舉，然而卻被不良的商人以行善之名，行苟且之事。
這兩件事情發生後，引起了社會上極大的不滿，涉事公司出了被嚴重查處外，教育部也於2018年10月11日緊急發下了通知，用強硬的措辭告訴這些無良的商人和學校的領導：各地禁止將商業廣告進入學校和幼兒園。
然而令人遺憾的卻是，面對教育部如此明確的要求，從教育部通知發下來僅一個月以後，到2019年的1月份，就有發生了三起商業廣告進校園的事件。廣告服裝、廣告贈票、廣告獎狀等等行為不一而足，是什麼讓這些商家如此膽大妄為，如此“頂風作案”？利益，利益、還是利益。
校園商業廣告如此肆無忌憚，不只是因為商人有利益，很多校園內部人員也難逃關係。4月11日，餓了麼外賣以調研為題目，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了上海一所學校的初三試卷中。為了達到廣告的目的，還配以外賣小哥助人為樂的正面形象和事蹟。看到這則題目的網友對此進行了質疑，認為“餓了麼”的這一行為涉嫌變相的廣告植入。
這份試卷一改以往的顯像式植入方法，採用了更加隱秘的隱形植入手段，在不知不覺中就將自己的營銷做到影響力更大，後期效果更長的試卷中，真的是做到了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地步。上海一位特級語文老師陸繼椿認為：這份試卷給商業廣告進校園帶了一個壞頭，說明了某些功利主義者為了利益已經無所不用其極。
鄭淵潔，“童話大王”的作者，皮皮魯和魯西西曾經陪伴了一代人。作為一位成功的作者，鄭在自己的微博上發文說道：“早年他曾被出版社邀請校園演講，結果主辦方卻把40分鐘的演講給壓縮成了20分鐘，沒經歷過這種情況的鄭問主辦方為什麼。”得到的答案卻是，你賣書不需要時間嗎？
北京青年報就曾經揭露了這種以演講方式賣書的“套路”，而筆者自己也是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在2019年底的寒假之前，筆者兒子所在的學校舉行了家長會。在家長會的過程中，老師講完了孩子的試卷之後，直接就是拿出了一張課外讀物的廣告營銷單頁，開始向我們這些家長推薦起寒假課外讀物。
筆者拿過這些宣傳單，說實話，都是一些很簡單的課外插圖讀物，遠遠起不到對孩子的促進作用，但是價格卻不便宜。我對兒子說：“這個書沒啥意思，咱家的書比這些有意思多了，”兒子卻小聲告訴我：“老師以前也發過這種東西，而且規定每個學生必須要選一本以上。”
我不知道其他的學校是不是這樣，但是筆者孩子學校的這種強行推書的行為，校方不可能不知道情況。但是校方卻不進行阻止，可以想象如今的商業廣告在校園裡屢禁不絕是不是和校方的人員有關係。
這些明著做的廣告如果說還能讓人分辨出來的話，那麼有些隱藏的廣告可以說就是“毒瘤”了。隨著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完善，相信很多家長都經歷過一件事情，那就是學校的老師在佈置作業的時候已經不再是傳統的讓學生去進行記錄，通過手機在線佈置作業已經成為了老師的首選。而隨著老師們藉助先進的APP軟件來讓家長了解孩子的學習情況的時候，一些APP軟件卻打著幫助學生的旗號，將一些網絡遊戲，服務充值等加入到了APP之中。
在福州的一所學校給家長指定的APP軟件中，家長可以查閱成績報告，錯題講解等內容。但是，每一項服務家長如果想使用，都必須進行充值。注意這裡，這款APP是學校強制推薦的，要求家長必須使用的。
無論是上的APP，還是線下的商業廣告，廣告商們都是通過學校的幫助和推廣，廣告商和學校聯手將學生和家長當成了“提款機”。原來我們的教育商業化就是這樣的一個商業化，尤記得從兒子幼兒園開始到3年級，從學校買了不知道多少本課外書。
可是真正能用得上的真沒有幾本，當家長把學校當成聖地的時候，在學校的眼裡家長卻是校園商業化的“自動提款機”，是校園商業化的“搖錢樹”。正如光明日報曾經評論過，校園“商業化”，該收手了，再這樣下去，中國的校園再也不是教書育人的地方，而是從內到外充斥著腐化的金錢的惡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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