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為武漢捐過2500個口罩,因為疫情放棄回國的西班牙留學生


曾為武漢捐過2500個口罩,因為疫情放棄回國的西班牙留學生

巴塞羅那的氣溫,尚未回暖。

西班牙的感染人數已突破14萬,巴塞羅那也成了疫情重災區。

看著確診的數字不斷上升,於靜感到焦躁不安。是否回國一度成了擺在她面前的艱難選擇。

於靜在巴塞羅那的一所大學讀大一,是一名中國的留學生。

眼下,政府暫停了超市、藥店和銀行以外的其它活動場所。這座曾經“被上帝眷顧”的旅遊城市。如今,在大街上,除了巡邏的警察,再也看不到漫步的行人。

西班牙當地時間的3月16日,巴塞羅那封城了。

焦灼的選擇

其實,早在封城之前的一、兩週,於靜已經接到學校的通知,要改上網課。

學校停課,“巴塞”封城之後,是否回國成了擺在她面前的艱難選擇。

不久前,她班上的一位南美洲同學milisa就已率先回到自己的國家玻利維亞。“我覺得他挺明智的”

於靜在巴塞羅那的一所大學讀大一。比普通留學生幸運的是,於靜的媽媽一直在她身邊陪讀。

於靜說,自己是眼見著西班牙的確診數,一步步升上去的。

3月9日前,西班牙境內確診的大概只有1000多例。

3月8日, 530萬人浩浩蕩蕩地參加了女權主義罷工遊行。

因為疫情的關係,當時很多華人都很反對,但已經來不及了。西班牙的確診人群,已經蔓延開了。從每天增加兩三百,到每天一、兩千,再到三、五千……,一週時間,增長超過10倍,一下子衝上了峰值。西班牙首相府也宣佈,首相夫人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事實上,於靜曾有過一次機會,本是可以回國的。

那是去年聖誕節前,國內疫情還未爆發。12月19日,她回了一趟上海老家,探望70歲的外婆、外公。但很快,又回了巴塞羅那。“要是那次,沒有回西班牙,可能就留在國內了。“”

如今,西班牙疫情緊張。回不回國,變得越來越焦灼。

於靜說,首先是擔心機場的交叉傳染,這或許比留在當地,感染率更高。

另一個讓她為難的原因是,“機票特別貴。”現在,從巴薩羅納單程直航飛上海,一張機票需要2萬元人民幣。而在疫情之前,兩地往返的機票,才不到5000元人民幣。

於靜的一個朋友,最近打算回國“避避風頭”,結果航班被取消了三次。“據說現在買機票,就像抽獎券一樣。得買個三、四張打底,才有成行的可能性。”

她的那個朋友,買了三張機票,最後從巴薩羅那飛莫斯科,再從莫斯科轉到廣州,飛回到了國內。

艱難回國路

一個留學生的回國路,就像一場賭博。

前兩天,一個《英國留學生記錄回國路》的視頻,在海外留學生圈裡傳遍了。

一開始,鏡頭裡的留學生小高,準備出發去希思羅機場,坐10點40分經莫斯科飛廣州的航班。為了在密閉機艙裡隔絕可能存在的病毒,和許多回國的華人一樣,小高特別帶了一個防護護目鏡。

早上六點鐘,機場排了滿滿地一堆人。小高先後買了三張機票。不過,疫情下,各國航空政策收緊,在經歷了數次航班被取消之後,她終於踏上回國的班機。

但有時“飛走了”並不意味著“抵達”。曾有人飛至中轉城市時,被告知已關閉了外國旅客的轉機。兜了一圈,只能買當天的機票,再飛回起始地。

真正能飛回家的人,少之又少。

在這條視頻的留言區,就有其他留學生給她留言,有買了六張的,也有買了八張,十張都還沒走成的。所有的票款都被套牢,只能等待著次月退款。

“很崩潰!“

跟外界想象中的不同,留學生群體的家庭條件,並不個個都來自“土豪”家庭。

於靜是上海人。

一年多前,她在舅舅的雲店加商城店裡,兼職幫忙。除了房租,每個月的1000多元生活花銷全靠自己支出。

每週,除了採購衣服和鞋子,還要自己打包,再送到郵局。每年的春節前後,是她最忙碌的時候。“趕上當地的聖誕打折季,那段時間,生意爆好。”

她每天要從早上十點,一直幹到晚上的七、八點。

“其實我們留學生很多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除了個別家庭之外,最多絕大部分都來自小康家庭。三、五萬一張經濟艙,真的很貴很貴了。“

唯一的“放風”就是倒垃圾

留下來的,日子還是得過。

如今,於靜每天除了吃飯和睡覺,就是守著電腦,上網課。

初三隻唸了一半,16歲的時候,她跟著母親去了西班牙。在巴塞羅那過了五、六年無憂無慮地的校園生活。巴塞羅那是一座港口城市,那裡古蹟遍佈,素有“伊比利亞半島的明珠”之稱,是西班牙最著名的旅遊勝地。

上了高二,學業壓力陡增。“其實國外的課程,並沒有國內大家傳得這麼容易。”於靜說,尤其是上了大學以後。

高中上化學課的老師蠻有趣的,所以於靜高考填志願時,報了化學專業。如今,因為上網課的關係,不能面對面地跟老師交流。她坦言,理解起來更加困難。“有很多知識點,還沒有弄懂”。她不得不到you tube上,再扒一些視頻來看。

疫情下,很多西班牙老師,都申請了賬號。他們會把解題思路錄成視頻,上傳到you tube 上,一個個都成了“網絡紅人”。

跟國內一樣,每年的六月初,是西班牙的高考時間。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也往後延遲了一個月。

在西班牙上大學,平時的高中成績佔了60%,高考成績佔了40%。除了歷史、數學、英語、西班牙語、加泰羅尼亞語等必考科目之外,還有科學、生物、哲學等選考科目。

於靜很慶幸,自己提前一年經歷了當地的高考。“要是放在今年高考,真是壓力山大。”

關在家裡的日子很無聊,唯一的“放風”,就是“倒垃圾”。

疫情期間,西班牙政府規定,八點以後,老百姓們可以出門倒垃圾。跟國內的綠碼一樣,人們出門時,要將出行的憑證打印出來,或者下載到手機裡,以供巡邏的警察當街檢查。

在家裡待久了,於靜對於“倒垃圾”這件事,生出微妙的情感。對於僅有的“放風機會”她又期待又害怕。

於靜住的公寓,已經久不見保潔工人來上班了。每天的垃圾,由住戶自行處理。

她的家在13樓,每次只要出門,就會在電梯間裡待上個兩、三分鐘。

“萬一這幢樓裡,有人感染了,待電梯裡還是很危險的。”

公寓一層有兩戶。所幸她家那層,兩戶都是中國人。兩家人商量著,“以後出門倒垃圾,輪流著捎上鄰居的垃圾,一起倒”,確保只要兩天下樓一次。

每次出門,她心裡雀躍著,卻把口鼻藏進一圈圈包圍的圍巾裡,以獲得一些心理暗示上的“防衛”。

2500個口罩

最近一週,外公、外婆的越洋視頻電話,打得越來越勤快了。

聊天中,只要問到於靜和母親的近況,兩個老人的焦慮就會被激發。最著急的一次,甚至提議要寄一些口罩和中草藥過來。

為了讓老人放心,於靜總是在朋友圈裡發一些日常擼貓的圖片和視頻。

事實上,在西班牙,只有自己和母親相依為命。她甚至想過,萬一兩人中有一人感染了,該怎麼處理。

她的一個哥倫比亞同學victoria最近得了新冠肺炎。一開始,他只是發燒、無力,但後來,越來越嚴重,被送進了醫院。在同學群裡,他不停地提醒大家“不要小看了這個病”。

在西班牙,看病比國內要麻煩得多。看病前,要先打電話給衛生局,預約自己的家庭醫生。當地每個區都有自己的社區醫院。人們習慣了先在社區醫院看病。實在遇到大問題了,才找大醫院。

有一次,於靜為了看“過敏”,足足在社區醫院排了4、5個小時的隊伍。

於靜諮詢過當地的醫生,萬一真的感染上了新冠肺炎,“首先要在家帶口罩。然後在自己房間裡自我隔離。到了比較嚴重的情況,再打政府公佈的061救助熱線。”

更深層次的原因,來自於心理上。身在歐洲,大部分留學生都對帶口罩,倍感壓力。

一個多月前,於靜曾有一次出門帶口罩的經歷。在地鐵口,幾個歐洲小年輕將她圍起來,謾罵著“你們就是有病毒”,並用手機錄下視頻,聲稱要發到網上去。

於靜覺得很無奈。在國外待了六年,她一直對西班牙挺有歸屬感的。雖然偶爾也會感到,跟當地人思維上的差異。“但那時,總覺得忍一忍,也就過去了。”在疫情爆發前,她還花了170歐,買了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會vip門票。

但一場疫情,讓一切成了泡影。

只有涉及祖國的時候,這個年輕人才會展現熱血的一面。長期生活在海外,許多留學生的愛國心反而更加強烈。

之前國內發生疫情,於靜和朋友們每天通過微博和朋友圈,關注著疫情動向。聽說武漢一線醫務人員急缺口罩等防護物資,幾個同學把這個巴塞羅那的藥房的口罩,都找遍了。連續找了一個多月,花了6250歐元,搶下2500個口罩。導致有些藥店貼出中文告示,說沒口罩了。

於靜的朋友,認識湖北當地的恩施市中心醫院的聯絡人。他們沒有通過紅十字會,直接把口罩寄了過去。

曾經寄口罩的於靜,靜靜地等著摘下口罩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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