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4年莊嚴先生每日摹練書法、勤習不輟
莊嚴是臺灣書壇的代表人物之一，以瘦金體聞名藝林。總覽臺灣藝壇書家，莊嚴一生奉職於故宮博物院，飽覽歷代名家書畫，他的書藝尤其具有《書史》脈絡的概念，不限於一家一派。他為臺北故宮寫匾，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寫墓表……歷經諸多書藝盛世，卻一直堅持活到老學到老，不自滿，經常寫字到手痠眼花，可謂一代書家。
■ 莊嚴臨東漢《禮器碑》。莊嚴以為此碑筆法險勁，乃為瘦金體之先河。
老爺子是位十足的性情中人，絕非只是埋頭鑽研學問的學者。1947年10月15日《莊嚴日記》雲：「四時許起讀昨得鷗波諸碑，年來注意搜求，不過十餘品，身在邊陲得之不易。今一天竟得十餘品，恍如貧兒暴富，到底大地方不同。樂固樂矣，亦有痛苦，家用日高，室人天天發愁，吾尚雅好此物，自心不安，然平生不嫖不賭，所嗜惟此，一概蠲除生趣毫無，蓋吾之生活方式完全在於興趣，其他不足論也」。
■ 1946年的的《莊嚴日記》，是一本13.3×9.5公分、每頁還被劃分成四格式樣的小記事簿，用螞蟻大般的小字寫得密密麻麻的，並有月餘輟寫而空白。
1946
1946年之前老爺子習練書法的情況，根據他終生摯友臺靜農世伯於《慕陵先生書藝溯源》文中所稱：「慕陵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天天早晨先練字，再做別的事。那時琉璃廠南紙店有一種過油的紙，他就用這種紙日臨薛稷的《信行禪師碑》」；接著又習褚字，臺伯伯說是受到兩位擅書褚字的前輩黃樹棻（適庵）先生和趙世俊（山木）先生的影響；「稷書是褚遂良的嫡派，這是他學書的初步，由薛而入褚，原是正規的途徑」。
1947
■ 1947年1 月 1 日《莊嚴日記》， 用趙楷書寫。
1947年在重慶期間，日記中經常見到他於凌晨起床即抄書寫字，午休後及晚間都還往往寫到手痠眼花。他將借來的趙松雪〈膽巴碑〉原跡複印件，於1月6日「臨寫」過一通，3月28日完成「影寫」一遍。日記中感受到先生急切進取又彷徨的心情：
■ 莊嚴臨趙楷《邪閒公家傳》書法冊，1947。
■ 莊嚴影摹趙書章草《急就章》冊(疑原帖為俞和所書)，1947。
1951
■ 1951年1月11日《莊嚴日記》。
1951年先生臨習的書體仍為趙書的《邪閒公家傳》、寫趙《臨裹鮓帖》的草書、習趙尺牘，並鈔錄有關編趙子昂年譜的資料。認為趙書《三門記》，可作為小孩習字模板。自己反省：「注意松雪書亦概有年，而落筆俗氣不堪，無一筆趙書意味，總之眼高手低」。是年張大千旅印緬歸來，並攜來他在日月潭所作的畫一幅見贈。
■ 張大千，《湖畔憶舊》，1951。
1954
1954年先生仍為編輯趙氏年譜而收集資料。對於書法的臨寫，仍不出趙子昂書體。這年初他曾用寸許褚楷寫一幅大中堂，懸之遠觀後，批評自己的書法「行氣章法毫無」。他也深知其原因，「一為不常寫手不圓熟，二為目力近視，字只能顧及目下，照顧不到全幅，所以一筆筆很有可觀，全幅多不連貫」。
1965
先生於隸書，在1921年的日記中發現曾經臨過《石門頌》，1947年自稱醉心《禮器碑》、又兼臨《沈君闕》、勾摹《趙菿碑》，1952年曾臨《營陵碑》，自1961年開始臨寫《夏承碑》、《楊伯起碑》，1963年又寫北齊《唐邕寫經碑》，1964年更勤練《華山》、《孔宙》等碑，故於隸書的筆法應該已經能得心應手。
1965年，先生最為重要的書藝盛事，莫過於他用自己融合楷隸的筆法，揮寫「國立故宮博物院」七個大字懸掛在故宮正門右旁壁上，先生說「平生也寫些榜書，也雖（有）光榮可記載者，莫過此次為故宮寫匾。蓋自大學畢業獻身已四十餘年，一生精力全耗在此。今能寫一匾，雖非院長、等於院長最高首長身分，又何憾焉」。
■ 莊嚴與其所書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七大字，1965。(莊靈攝 / 提供)
■ 當時故宮的出版品，絕大部分均由莊嚴題簽。
1967
1967年，先生開始勤臨北齊《唐邕碑》，次年開始臨《泰山經石峪金剛經》，稱「《泰山經石峪金剛經》，以前看看非常喜愛，學之不上手，自知無此寬厚底蘊氣度。近數年寫其他北齊碑已得手，今日學之居能彷佛，大出意外，也許與年歲修養有關」。兼書《孟法師碑》，加強自己褚楷的熟練度，更以弘一法師手寫的《金剛經》為範本，而用褚趙合體的楷書抄寫，此舉自稱是「為習字，非抄經」。
研讀老爺子這一年的日記，尤其在後半年，他幾乎都在凌晨四時起床，先靜坐，接著鈔經習字，然後打拳，三者成了他的日課。他甚至於說「一天未寫字，手發癢，近來確有點上癮非寫幾行不可」。
■ 莊嚴書稱〈唐邕碑〉是八分與楷之橋梯，1975。
「嘗謂八分為篆與楷書之橋樑，而六朝人碑刻又為八分與楷之橋梯；精研此碑可悟斯理不誣。此本餘舊藏撿交莊君景印，今亦只餘一冊，持付夏生、蘋、蘅母女三人存之。六十四年四月六一翁」；又「高四尺七寸，廣三尺六寸，在磁州鼓山。」
■ 莊嚴書〈頌北齊唐邕造像記〉，1967。
景印《唐邕碑》封底墨書：「頌北齊唐邕造像記。北齊人書大都雍容端厚既古拙復生動，用筆在隸楷之間，（北）周隋初唐諸大家緒由此得法，乃古今書法一大關鍵，但與傳統鐘王授受之說無涉，此非邃於書道，未易解也。五十六年十月時在外雙溪，此短短數十字足以表達最近學書心得，故鈔存之。六一翁」。
■ 莊嚴與好大王碑拓片。(姚孟嘉攝 / 莊靈提供)
■ 莊嚴書《好大王碑》，1976。
■ 《隋寧贙·曹植碑》帖後封頁內文，1978。
「六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收得於大陸書店，是月念九日臨畢第一通。得碑後一年內，至少臨寫四或五通。停頓經年，今再開始姑定為六通。八十老翁記憶不清矣。六十七年戊午十月六一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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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丨馮錯
主編 |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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