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 遠 別 對 生 活 冷 感 |
關於財新鮑毓明的報道，說幾句。
我以為，站在小女孩這邊，是基於一種樸素的正義感。最起碼一點是，無論女孩行為如何反覆，這一點上不會有任何反轉：43歲的鮑某與14歲的少女發生了性關係，以尋找養女之名，佔有了女孩。在“買賣”實行時，女孩14歲。
Felice Casorati, Italian, 1886–1963
但照事實看來，我們所期待的共識並未到來。
財新報道將鮑寫成了有錢多金的受害者，將性侵案寫成年幼的拜金女尋找糖爹的故事。報道讓人噁心的原因大家都談過了，專業上缺乏平衡，態度上極度傲慢，女記者對女孩的主觀臆斷隱含在文中，表現就是大篇幅都是鮑的敘述。
做記者很難，這是真的。專業主義要求記者別將個人的主觀判斷放到新聞裡面去。記者得全方位、多角度地和不同人交談，提供不同觀點陣營的交鋒和對壘，盡力去接近事實。我在財新失衡的報道里看不到理性的閃光。反而是站在置高地、自以為是揭露了人性。
鮑身為懂法的律師，太懂得用輿論、法律規避風險，包括前些天鮑的姐姐站出來說，他們並非養父女關係，他們打算結婚。這對鮑的勝訴有利。這背後的邏輯還挺惡毒的，就是鮑某將她形容為“未來的妻子”，就能將他的行為合理化。
Edward Okuń, symbolical scene of a violinist’s death, 1914
我想但凡有一點共情的能力，就能設想出女孩的其中一種可能的處境——
14歲，出身在單親家庭，還有一個弟弟。在重男輕女、物質匱乏、階級歧視之中長大，母親親手將你送到養父身邊。
在沒有任何性教育的未成年時，成了男人養成遊戲中的玩具，被誘姦、洗腦、精神控制。
等終於長大有個人意識了，向社會和媒體求助祈求逃離這深淵，結果卻有人喊著“人性是複雜的”將過去的苦難怪罪在你自己頭上。
Max Ernst, 1946, France
我看過一些性侵案件。受害者最終會嫁給性侵犯，很不可思議，對吧？因為這樣，她們才能完成邏輯自洽。
將強姦犯的暴力化解為愛情的話，她們可以由此證明自己不是不淨的，精神崩潰的幾率就要小一些。如果她們要邁向控訴和反抗的路途，意味著她們也得面對社會對“不潔女”的更大惡意。
財新這篇報道的解讀，就是對不潔女的平庸之惡的一種。
Double Magazine 2020, ph. Jack Davison
好久以前看詹妮弗·福克斯的《信箋故事》，讓人訝異的是這故事來自她自身的經歷。詹妮弗本人是性侵的受害者，但這麼多年以來，她沒有意識到童年經歷對她造成破壞性傷害。直到詹妮弗的媽媽發現了她40年前寫的信。
在詹妮弗的記憶裡，她曾和一個比她大幾歲的男生談過戀愛，事實是，老男人誘姦了13歲的她，那時的她沒有能力分辨什麼是遊戲、什麼是性侵犯。她在記憶裡自我欺騙，如此她才能自洽，對自己的破碎且可怕的過往作合理性的闡釋。
電影《信箋故事》
就如林奕含寫的：“想了這幾天，我想出唯一的解決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歡老師，我要愛上他。你愛的人要對你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思想是一種多麼偉大的東西！我是從前的我的贗品。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
財新無疑是當下最值得尊敬的媒體之一，寫過很多好的報道，疫情中的表現也讓人敬佩。但這篇報道能夠順利出街，就說跟蹤報道的記者，乃至審核的領導，性別觀都極其陳腐落後，以致在這案件，沒辦法考量權力極端不對等的情況下，少女的選擇或許並非出於個人意志。
這恰好是女性主義經常討論的問題——哪怕是當世的知識分子，還是作家，都有不少性別觀極端落後的例子。
我覺得所有人都應該去看看女性主義的書籍，無論男人還是女人，你無須成為一個主義者，但它會告訴你一種新的看待問題的方式。
Balthus, 1908, France
起碼在這種權力極端不對等的情況，你必須考慮女性的精神狀況。如此這樣，才不會所謂理性實則主觀臆測受害者，這背後是十分有問題的性別觀。
所謂的厭女，在男性那裡，表現是“女性蔑視”，女性身上則表現為“自我厭惡”，它潛伏在秩序體制之中的方方面面，因為太理所當然而使人根本意識不到它的存在，在這，就是“蕩婦羞辱”。
我從大學開始接觸女性主義課程，由此看見在歷史上、在書籍裡基於男性敘事的種種偏見，又看新時代女性作家如何重新建立她們的視角。必須承認的是，因為所處的社會不同、價值觀有遞進，歷史河流裡的男女肯定有短視之處。但這個時代，該是反思的時代，該是努力向平衡邁進的時代。
Lee Friedlander, 1934 , America
國內老一派，尤其男性，哪怕他們在很多方面都能稱得上業務出色，專業讓人敬服，然而知識結構造成的性別盲點（gender blind），驅使他們用陳舊的知識去解決性別問題。乃至報道這單案件的記者，本人就是女性，也透露這一種對“蕩婦”的女性嫌惡。
性別盲點也體現在財新疫情時期的人物報道中。疫情中參與救助的女性醫護人員比例超過了50%，財新封面卻是清一色男性。你可以說我敏感，但這正好折射了他們的性別關照如此匱乏。在人物專訪當中，性別盲區尚且造不成什麼危害，但到鮑案中去，就如多向別人心口開了一槍。
財新報道封面
“姐姐來了”之後，大家都說“哥哥來了”。許多明星轉發“希望真相大白”。但哥哥真的來了麼？
真正的“哥哥”，需要出現在女孩報案的公安局，需要出現在財新的審核流程，需要出現在給女孩提供協助的公益機構，需要出現在兩個家族裡邊，站出來將這古老的買賣訓斥一通。
Barbara Kruger, 1945, America
關於性的暴力，是整個社會一起完成的。這是臺灣作家蔡宜文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書評裡寫的一句話。
“哥哥來了”最讓人尷尬的是，事情發生的當時，集體陷入尷尬的失語。等大規模的報道推開了，才跟風說一句：等待正義。最出力的明星大都是女的，她們詢問律師提供援助，真正的“哥哥來了”，我目前最能看見的少數的男性媒體人。
希望真的有“姐姐”“哥哥”協同作戰的一天。
來聊個五毛錢的天
來聊聊吧
朋友圈裡的男男女女如何談論這單案件？
就是我好好寫稿的最大動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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