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 远 别 对 生 活 冷 感 |
关于财新鲍毓明的报道，说几句。
我以为，站在小女孩这边，是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最起码一点是，无论女孩行为如何反复，这一点上不会有任何反转：43岁的鲍某与14岁的少女发生了性关系，以寻找养女之名，占有了女孩。在“买卖”实行时，女孩14岁。
Felice Casorati, Italian, 1886–1963
但照事实看来，我们所期待的共识并未到来。
财新报道将鲍写成了有钱多金的受害者，将性侵案写成年幼的拜金女寻找糖爹的故事。报道让人恶心的原因大家都谈过了，专业上缺乏平衡，态度上极度傲慢，女记者对女孩的主观臆断隐含在文中，表现就是大篇幅都是鲍的叙述。
做记者很难，这是真的。专业主义要求记者别将个人的主观判断放到新闻里面去。记者得全方位、多角度地和不同人交谈，提供不同观点阵营的交锋和对垒，尽力去接近事实。我在财新失衡的报道里看不到理性的闪光。反而是站在置高地、自以为是揭露了人性。
鲍身为懂法的律师，太懂得用舆论、法律规避风险，包括前些天鲍的姐姐站出来说，他们并非养父女关系，他们打算结婚。这对鲍的胜诉有利。这背后的逻辑还挺恶毒的，就是鲍某将她形容为“未来的妻子”，就能将他的行为合理化。
Edward Okuń, symbolical scene of a violinist’s death, 1914
我想但凡有一点共情的能力，就能设想出女孩的其中一种可能的处境——
14岁，出身在单亲家庭，还有一个弟弟。在重男轻女、物质匮乏、阶级歧视之中长大，母亲亲手将你送到养父身边。
在没有任何性教育的未成年时，成了男人养成游戏中的玩具，被诱奸、洗脑、精神控制。
等终于长大有个人意识了，向社会和媒体求助祈求逃离这深渊，结果却有人喊着“人性是复杂的”将过去的苦难怪罪在你自己头上。
Max Ernst, 1946, France
我看过一些性侵案件。受害者最终会嫁给性侵犯，很不可思议，对吧？因为这样，她们才能完成逻辑自洽。
将强奸犯的暴力化解为爱情的话，她们可以由此证明自己不是不净的，精神崩溃的几率就要小一些。如果她们要迈向控诉和反抗的路途，意味着她们也得面对社会对“不洁女”的更大恶意。
财新这篇报道的解读，就是对不洁女的平庸之恶的一种。
Double Magazine 2020, ph. Jack Davison
好久以前看詹妮弗·福克斯的《信笺故事》，让人讶异的是这故事来自她自身的经历。詹妮弗本人是性侵的受害者，但这么多年以来，她没有意识到童年经历对她造成破坏性伤害。直到詹妮弗的妈妈发现了她40年前写的信。
在詹妮弗的记忆里，她曾和一个比她大几岁的男生谈过恋爱，事实是，老男人诱奸了13岁的她，那时的她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游戏、什么是性侵犯。她在记忆里自我欺骗，如此她才能自洽，对自己的破碎且可怕的过往作合理性的阐释。
电影《信笺故事》
就如林奕含写的：“想了这几天，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西！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财新无疑是当下最值得尊敬的媒体之一，写过很多好的报道，疫情中的表现也让人敬佩。但这篇报道能够顺利出街，就说跟踪报道的记者，乃至审核的领导，性别观都极其陈腐落后，以致在这案件，没办法考量权力极端不对等的情况下，少女的选择或许并非出于个人意志。
这恰好是女性主义经常讨论的问题——哪怕是当世的知识分子，还是作家，都有不少性别观极端落后的例子。
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去看看女性主义的书籍，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你无须成为一个主义者，但它会告诉你一种新的看待问题的方式。
Balthus, 1908, France
起码在这种权力极端不对等的情况，你必须考虑女性的精神状况。如此这样，才不会所谓理性实则主观臆测受害者，这背后是十分有问题的性别观。
所谓的厌女，在男性那里，表现是“女性蔑视”，女性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它潜伏在秩序体制之中的方方面面，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在这，就是“荡妇羞辱”。
我从大学开始接触女性主义课程，由此看见在历史上、在书籍里基于男性叙事的种种偏见，又看新时代女性作家如何重新建立她们的视角。必须承认的是，因为所处的社会不同、价值观有递进，历史河流里的男女肯定有短视之处。但这个时代，该是反思的时代，该是努力向平衡迈进的时代。
Lee Friedlander, 1934 , America
国内老一派，尤其男性，哪怕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能称得上业务出色，专业让人敬服，然而知识结构造成的性别盲点（gender blind），驱使他们用陈旧的知识去解决性别问题。乃至报道这单案件的记者，本人就是女性，也透露这一种对“荡妇”的女性嫌恶。
性别盲点也体现在财新疫情时期的人物报道中。疫情中参与救助的女性医护人员比例超过了50%，财新封面却是清一色男性。你可以说我敏感，但这正好折射了他们的性别关照如此匮乏。在人物专访当中，性别盲区尚且造不成什么危害，但到鲍案中去，就如多向别人心口开了一枪。
财新报道封面
“姐姐来了”之后，大家都说“哥哥来了”。许多明星转发“希望真相大白”。但哥哥真的来了么？
真正的“哥哥”，需要出现在女孩报案的公安局，需要出现在财新的审核流程，需要出现在给女孩提供协助的公益机构，需要出现在两个家族里边，站出来将这古老的买卖训斥一通。
Barbara Kruger, 1945, America
关于性的暴力，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这是台湾作家蔡宜文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书评里写的一句话。
“哥哥来了”最让人尴尬的是，事情发生的当时，集体陷入尴尬的失语。等大规模的报道推开了，才跟风说一句：等待正义。最出力的明星大都是女的，她们询问律师提供援助，真正的“哥哥来了”，我目前最能看见的少数的男性媒体人。
希望真的有“姐姐”“哥哥”协同作战的一天。
来聊个五毛钱的天
来聊聊吧
朋友圈里的男男女女如何谈论这单案件？
就是我好好写稿的最大动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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