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會里，牢頭獄霸的社會地位雖然不高，但他們實際控制了囚犯的生存處境，因此常常憑藉著這點兒權力倚勢敲詐勒索、摧殘凌辱囚犯。法國偉大作家雨果說過，牢頭獄霸“
就是監獄的化身”，“監獄……正如有鐵柵和門閂的形象一樣，它又有人的形象。這堵牆就是石頭的監獄；這扇門就是木製的監獄；而這些獄吏和看守們便是有骨頭有肌肉的監獄。監獄是一種可怕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一半是房屋、一半是人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說牢頭獄霸這種活的刑具比監獄這種死的刑具更兇狠、更可怕，活的人若喪盡天良，做起壞事來怎麼想象都不為過。
摧殘囚犯，公然索賄
《舊五代史·刑法志》說：“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則誅剝貨財，市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循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卻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五代時的眉州刺史申貴，以“誅虐聚斂”著稱，他公然指使獄吏，要求被關押者誣指有錢人家為作案同黨，然後讓有錢的人出錢保命，並“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宋代的牢頭獄吏“以獄為市”，公開索賄受賄，“若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
在以宋代為背景的小說《水滸傳》中，對這種“賄賂公行”的黑暗獄政有淋漓盡致的揭露。小說中的差役、獄吏，見了錢，猶如貓兒見了腥一般，什麼法制、禁令都可以置諸腦後，統統可以靈活圓通。押送刺配的犯人，只要有錢，就可以去了行枷，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犯人進監，都要打“殺威棒”，只要有了錢，就可以“有病”為名免打。錢能通神，這個價值規律在監獄裡表現出的效果更為明顯 。
當時法律雖然嚴禁獄內外交通勾結，但是有錢的人“可使獄吏傳狀稿，通信息”；法律要求犯人戴桎梏等刑具，但如果賄賂獄吏，“則雖重囚亦為釋放安寢”，以至“有貲之囚，巧為敷說”，使之“詐病”，“漸為脫免之地。”
清代的獄中賄賂，還有種種規格和名目。如“全包”，即花錢買通自門役到提牢主事以及有關衙門司官、茶房等全部人員：“兩頭包”，即買內不買外，買上不買下；“撞現鍾”，即犯人每有一行動要求，就得送錢，現使現報；“一頭沉”，只用金錢賄買獄內牢頭少受皮肉之苦等等。
凌虐窮人，威懾富人
上面說了，有錢的可以出錢保命，那如果窮人進監獄，可就慘了。宋代的牢頭，遇到無錢之囚則視作“猶犬豕，不甚經意，初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明代甚至有“獄卒索要不遂，凌虐(囚犯)致死者”，即索要不到錢財，就凌虐犯人致死。
虐待窮人，還可以警告富人出錢。明末太僕寺少卿方苞在刑部監獄中親眼見到，人犯入獄後不管有罪沒罪，先戴上鐐銬，關進最差的牢房，“必械手足，置老監”，使他們困苦不可忍，捱過一些時日，獄卒就來戲誘他們花費銀兩，納賄多者當即可以取保遷出獄外，次一等的，花上數十兩銀子也可脫去鐐銬。榨不出油來的極其貧困而又無依靠的囚犯，則被銬住不放，以此警告其餘的犯人。
晚清小說家李伯元寫的小說《活地獄》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叫黃升的傭人，無故被牽連下獄，衙門的快班頭子史湘泉先把他關在臨時拘押牢中，並故意用鏈子把他鎖在靠牢房的尿缸邊，而那根鏈子一頭套在脖子裡，一頭繞在柵欄上，其中所剩有限，被它吊著，一時縮不下身去。就這樣拘禁了大半天，黃升不堪忍受，直到掌燈，史湘泉便來與黃升講價錢了：“你想舒服，卻也容易，裡邊房裡，有高鋪，有桌子，要吃什麼有什麼。”說著便把黃升鏈子解下來，拿到手裡，同著他向北首那個小門，推門進去，只見裡面另是一大間，兩面擺著十幾張鋪，也有睡覺的，也有躺著吃煙的。黃升看了一會兒，便對史湘泉說：“這屋裡也好。”史湘泉道：“這個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黃升問他怎的，史湘泉說：“進這屋有一定價錢。先花五十吊，方許進這屋；再花三十吊，去掉鏈子；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鋪，要高鋪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鴉片煙，你自己帶來也好，我們代辦也好，開一回燈，五吊。如果天天開，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餘吃菜吃飯，都有價錢，長包也好，吃一頓算一頓也好。’黃升聽了，把舌頭一伸道：‘要這些嗎?”史湘泉道：“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邊地上蹲著的那一個，他一共出了三百吊，我還不給他打鋪哩。”這裡，國法成了獄吏手中的玩物，這些人不是太黑太狠了嗎?
古典文藝作品中寫到犯人入獄，每每提到親友要使錢“上下打點”，並非虛言。這裡的“上”，顯然是指審判官員，而“下”，則無疑是那些牢頭獄霸。
剷除異己，製造冤獄的劊子手
古代封建專制統治下的監獄中的牢頭獄霸，不僅以種種殘酷的手段凌辱、敲詐勒索囚犯，而且還常常不經過司法審判程序非法處死囚犯，若從這方面來說，他們不僅是活刑具，而且還是死刑刑具。
《水滸傳》中說，武松一入監獄，眾囚徒就告誡他千萬不可得罪獄吏，否則，將會遭到他們私刑處死：“他到晚把兩碗幹黃倉米飯，和些臭鯗魚來與你吃了，趁飽帶你到土牢裡去，把索子捆翻，著一床幹藁薦把你捲了，塞住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個更次，便結果了你的性命。這個喚做‘盆吊’……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捆了，卻把一個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死的，這個喚做‘土布袋壓殺’。”當然，牢頭獄霸這種非法殺囚的情況是很複雜的，而且絕大多數是受人指使的，但直接的劊子手則是這幫活刑具——牢頭獄霸。
古代的政治鬥爭中，皇帝或者大臣們出於剷除異己而製造的冤獄中，有許多查無實據，無法定案，只能用這種暗殺手段來處死政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時著名的岳飛冤獄。當時在宋金和談中，金方表示，“必殺飛，始可和”。於是，秦檜、万俟咼之流在宋高宗趙構的默許下，逮捕岳飛等人下獄。“飛坐系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離以章臺所指淮西事為言，咼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跡，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幕，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這裡說的“檜手書小紙付獄”，就是給獄頭們寫了個條子，他們便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岳飛殺害於獄中。
明初的著名文士解縉也是這樣不明不白地被處死的。永樂十三年，解縉已入獄多年，這一年“錦衣衛紀綱上囚籍，上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永樂皇帝的這一句話說得很含糊，它可能含有打算赦免解縉的意思，也有可能是說“解縉怎麼還沒有死掉?”紀綱不敢進一步追問，為保險起見，他從第二種可能去理解永樂皇帝的意思，在當天夜裡“
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這裡雖然未提到紀綱給獄吏們寫條子，這肯定是獄頭們所為，難道紀綱這類特務還須親自剷雪埋解縉嗎?
酷吏任意殘殺囚犯
隋朝的酷吏田式“或僚吏奸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者，自非身死，終不得出”。宋元啣年間，知鄆州浦宗孟常
虐殺獄囚，“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為戲樂。”《金史·宗弼傳》載，宗弼之子完顏亨在海陵王當政時被誣下獄，海陵王遣工部尚書耶律安禮、老僧等訊之，完顏亨“與其家奴並加榜掠，皆不伏”。老僧懼怕將來被完顏亨報復，就派人晚上去牢裡殺死完顏亨，“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
在明代特務機關衛所牢獄中，這類事更是司空見慣。英宗正統八年，侍講劉球上疏抨擊時政，觸犯了當權的太監王振，奏疏根本沒有到達英宗御前，便被王振扣下，指使錦衣衛逮捕劉球下獄，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晚上帶一個小校推開獄門，但是劉球和董璐關在一起，小校上前拿住劉球，劉球自知不免一死，大呼：“死訴太祖、太宗!”，小校刀砍斷劉球脖子，然後肢解，隨便找地方埋了。董璐在旁邊偷偷藏了劉球的血裙。等到董璐出獄，偷偷到劉家告知，劉家才知道劉球已死，劉家“子釺、鉞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 。
王振
明太祖朱元璋亦承認，當時的監獄中有許多犯人是“無罪而死”的，“蓋謂主典欲財無與，或受他人之財，代其報仇。”
尤其惡劣的是，這些酷吏往往在得知大赦命令之時，而大批殺害囚犯。例如唐武則天時的酷吏來俊臣，“每有制書寬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罪，然後宣示”。南宋光宗末年，朱熹知潭州，後來光宗禪位於其子趙擴，朱熹得丞相趙汝愚密信，知即將大赦天下，“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才畢而登極赦至。”
《水滸傳》中的解珍、解寶因獵獲的老虎被財主毛太公竊去，到毛太公莊上索要，被毛太公設圈套將他們拿下，以“白晝搶劫”為名，解往州府。“本州有個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卻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才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由分說，捆翻便打，定要他兩個招做‘混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解珍、解寶吃拷不過，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死囚枷來枷了，釘下大牢裡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個男女，卻放他不得，不若一發結果了他，免致後患。’當時父子二人自來州里，分付孔目王正：‘與我一發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我這裡自行與知府的打關節。’”
解珍、解寶
正所謂：“此魚肉耳好誅求，閒置空房飭速籌，有錢者寬無錢仇，欲壑不填怒不休。”這首詩形象地描繪出捕頭獄卒魚肉人犯的醜惡嘴臉。由上觀之，牢頭獄霸這種活刑具比不會動的死刑具又要狠毒得多。
當然,不能滿足牢頭獄霸的要求而被處死者還是佔多數：“有獄卒要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仇家買求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兇，滿監盡其驅使，專利坑貧因而致死者”。
正如李伯元在《活地獄》結束時，借書中人物之口所說的那樣，封建專制社會的“中國的監獄制度，真是黑暗到了極點!”封建統治者製造的冤獄，酷吏的慘苛，牢頭獄霸的狠毒，毫無疑問與專制統治有密切的聯繫，即使是牢頭獄吏的私刑凌辱，也是由舊式監獄的本質所育成的惡果。陋劣的監房，非人的禁具，為他們的慘苛提供了客觀條件；單純懲罰的獄禁目的，薰陶了他們的殘忍本性；賄賂公行的官場腐敗作風，導致了他們對所管制的囚犯進行敲詐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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