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克兰建造1：1还原的前苏联高压统治社区，招募400人在里面真实生活3年，剧组24小时不间断拍摄，没有剧本，没有表演要求，一切自然生发为14部电影。这个被推上微博热搜的“DAU（列夫·朗道）项目”在电影圈掀起一场大地震和大论战。支持者说，它打破艺术与现实的界限，正在改变21世纪的影史；声讨者称，导演罔顾伦理，丧尽天良。在《列夫·朗道：娜塔莎》后段，女主被克格勃军官用酒瓶塞入下体，这是表演还是真实发生的侵害？我们无从得知。而这曲被强权压迫的女性悲歌，仅仅是“DAU项目”14部电影的一个序章，在未来，这个系列电影必将一直伴争议而行。它要么名垂影史，要么遗臭万年。
两个月前，柏林电影节史无前例登上微博热搜，DAU这个英文缩写词一时间成为网络搜索热词。《列夫·朗道：娜塔莎》（DAU. Natasha，中文片名暂译），这部前线中文媒体纷纷打出五星并给出「本世纪最伟大的电影」等夸张评价的神作，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近些年最“出圈”的电影节系电影。
近日，DAU官方宣布，此前在柏林电影节揽获银熊奖的《列夫·朗道：娜塔莎》率先上线官网DAU.COM，各大字幕组纷纷跟进翻译，中国影迷终于能一睹神作风采。作为DAU计划14部电影的开篇，通过《娜塔莎》我们只能窥见DAU疯狂世界的冰山一角，但充斥着争吵、叫喊、酒精、性、暴力、混乱的压抑沉浸影像已然震撼到不少人，电影与现实界限的模糊亦令它争议重重。
是伟大艺术还是邪恶的监狱实验？人类“模拟社会”的实验为何总是走向失控？艺术是否需要考虑伦理道德，艺术的边界又在哪里？对于有道德争议的艺术家们来说，“艺术”两个字真的是他们最好的保护伞吗？不夸张地说，未来许多年，《DAU》都将伴随这些争议，深刻地影响到21世纪人类对“电影”的重新界定与认知。
01
DAU到底是什么？
DAU取自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英文名的后3个字母，这个项目命名与导演创作的源起有关。起初，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只是单纯想为列夫·朗道拍摄一部传记片，筹备中发现演员很难融入到影片的年代氛围，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异常大胆的想法。
在他的主导下，一个12000平方米的“苏联”在乌克兰某郊区的废弃游泳池旁被建起，里面的一切都1:1还原1938年-1968年苏联历史的真实场景，这个地方被称为“机构”。在这里，人们保留着斯大林时期的生活习性、衣着打扮、吃喝玩乐，使用当时的说话方式，流通着前苏联的货币，外人进入需要办理签证。换言之，这就是一个以假乱真的与我们世界平行的“现代苏联社会”。
在这个封闭空间里，人们在这里带妆生活，以形成持续性的历史感与信念感。导演伊利亚带着摄影团队穿梭其中，拍摄了长达700个小时的影像素材并从中剪辑出14部电影。所有的拍摄都是随机的，导演对每场戏有一个大致的构想，但并不会提供剧本和现成的对话。也就是说，观者在观看影片时，将很难分辨每一场戏究竟是遵照剧情片的排演，还是完全纪录片式的真实记录。
喜获俄罗斯土豪商人的大方资助后，DAU团队在苏联面试上万人，并严格筛选出400个固定非职业演员进入“机构”生活。最微妙的是，这些被选中的人很多都是“量身定做”，科学家在这里还是科学家，流浪汉在这里还是流浪汉，警察在这里还是警察，妓女在这里还是妓女。官方还声称，这些人都是自愿来此生活，如果觉得不舒服，也可以随时离开。
《娜塔莎》中，那位食堂员工娜塔莎的扮演者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位性工作者。电影中，她性情开放、渴望爱情，因不堪乏味生活的折磨，与法国科学家吕克发生关系，这成为后面克格勃军官诬陷她私通外敌、严刑拷打她的把柄。在柏林电影节，有记者质疑导演是否对女性残忍施暴时，导演伊利亚以一种绝对权威的方式回应道：“我不在乎，我在妓院找到她的，她是妓女。”
导演的回应进一步折射《DAU》项目的可怕。演员真实的人格与他的角色交融在一起，连演员自己都很难分辨自己到底是不是在“表演”。娜塔莎扮演者曾称，“在机构里95%时间是她自己，拍摄之后不需要回到真实的自己。有些时候很可怕，有些时候很受伤，有些时候很有趣，有些时候很愤怒。”
《娜塔莎》的前半部分，没有任何故事铺垫，我们不由分说就被导演突然拽入一个封闭的餐馆场景，凝视两个餐馆闺蜜员工的日常。分明没什么故事，我们的情绪却被完全裹挟进两位女性不癫狂不成活的精神状态中。那种压抑在娜塔莎被灌醉后的一段自我念白戏中推向顶点。
那一幕，她情绪亢奋、失控，在绝望中坐在地下抽烟、喝酒，不住地质问自己，“我每天到底在做什么？早上在家醒来，白天在外工作，晚上过私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活，我只是个普通的妓女。”仅仅这一段戏，所有观者深入娜塔莎心灵的深渊，它短时间的张力与爆发的情感能量都足以载入2020年最华彩的电影表演段落，助电影走上神坛。
在那一刻，你有强烈的共情，但诡异的是，你根本不确定，你共情的是娜塔莎，还是这位演员。如果这位演员自始至终都是“自己”，那么，影片中的她到底是在以何种身份发出疑问？到底是质疑娜塔莎在“机构”中的生活，还是痛诉自己在现实中的生活？要知道演员们是长时间生活于此的，那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并非剧本的台词，而是实实在在生命的感受与体悟，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真的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导演是不会喊停的？
虽然主创团队一再强调演员有在拍摄途中有随时喊停的权利，但在那样长时间封闭的集体情境下，演员很容易堕入集体无意识的深渊。在某种程度上，导演伊利亚成了这个世界绝对的上帝，他的摄影机扮演着《1984》里“老大哥”的角色，所有人的生活都无法从他们的监视中逃离。与娜塔莎在无意识状态下做爱并被记录的科学家卢克接受采访时称，“伊利亚没有剧本，只有一些小方向。但他设置好一些情况，一些足以使事情发生的倾向，这样他就可以操纵我们了。”
02
DAU并不是人类创造出的第一个“模拟社会”，大名鼎鼎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西班牙著名电视真人秀《老大哥》(Big Brother)、FOX电视台社交实验真人秀《乌托邦》(Utopia)等都建构了类似的“社会实验模型”。这些被置于摄影机凝视下的社会实验千奇百怪，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最终导向失控与混乱的局面。
1971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24 名学生被随机分成“狱警”和“囚犯”。主导实验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创造了一个去个人化、去身份化的高压环境，直至场面愈发不可控制。这个实验令津巴多成为美国最有名的心理学家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几乎成为心理学教材引用最多的案例之一，甚至，它被很多嫌犯利用来为个人的犯罪行为开脱。
这个实验开始后不久，狱警就开始虐待囚犯（如不给他们睡床垫，不允许更换垃圾）。部分囚犯出现崩溃的迹象。津巴多认为一些囚犯开始“内化”自己的角色（明明可以直接退出，却选择被假释）。局面越发不可控制，原本计划进行 2 周的实验，不得不在执行 6 天后就草草结束。
《老大哥》（Big Brother）是世界上第一档里程碑式的社会实验真人秀，其主要内容是，让一群陌生男女嘉宾以“室友”的身份入住同一间屋子，与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嘉宾们的一举一动被24小时全天拍摄。在封闭的空间内，一切关系和情感都被不断放大，《老大哥》在各个国家不断制作出不同版本，深受观众欢迎。然而，《老大哥》被国内观众认识，主要是因为“女嘉宾在节目中被性侵”的新闻曾被国内媒体大肆报道。
在某期节目中，24岁的年轻姑娘卡洛塔·普拉多在一次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好心”的男选手何塞·洛佩兹将她搀扶回房间，不料他却在摄影机的众目睽睽之下性侵了普拉多。更残忍的是，次日，节目组将普拉多请进“日记房”（diaryroom，专门用于选手与观众和节目组交流的私密房间)，将昨晚她被性侵的过程完整播放给她观看，普拉多当场陷入崩溃。《老大哥》这档节目也因此事收视一蹶不振。
《乌托邦》（Utopia）这档真人秀无疑更具野心。15位被精心挑选的个性选手在一个世外桃源生活1年，他们有流浪汉、运动员、高管；有女权主义者、男性沙文主义者；有独裁支持者、彻底的民主派、摇摆不定的中立者……节目组对参与者没有太多的干预，也不设置游戏和任务，所有人要自发团结起来，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与“乌托邦”。Fox称该节目为电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试验。
然而，观众抱着观看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验”的心态去看节目的时候，才发现，节目根本没有按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最终沦为一些迎合观众、挑战道德底线的猎奇表演，如口角、身体冲突、大量的裸体等等。短暂的新鲜感过后，这档节目最终落到无人问津的下场。
无独有偶，在与DAU相似的这些社会实验当中，言语冲突、集体霸凌、种族/性别羞辱、性侵等伦理惨剧屡屡上演。在封闭空间里，人类本性中某些伤害同类的恶性被无限放大。在实实在在的“真人秀”节目中，表面人畜无害的人们都会在摄影机面前做出违背人伦的事情，何况可以借电影表演之名做道德保护伞的《DAU》呢？
03
当然，我们所有对《DAU》道德风险的指摘还都是缺乏实锤证据的臆想。客观来说，《DAU》仍属于表演艺术的范畴，与真实程度颇高的真人秀等量齐观是不公平的 ，毕竟在真人秀上面性侵女嘉宾可是实实在在的犯罪行为。
我们对《DAU》的恐惧恰恰有力证明了此系列电影的成功。换言之，我们作为观众在观影后恐惧导演组在拍摄中可能的出格行为，与电影中娜塔莎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恐惧，二者的恐惧机理其实是类似的。本质上，是我们对人性抱有极大的怀疑。我们不自信地认为，只要给人们制造有利于作恶的环境与条件，那么他们就大概率会作恶。
然而，从大部分的担忧言论来看，多数人对《DAU》的认知都存在过度想象的成分。很简单的逻辑在于，如果娜塔莎的扮演者真的在拍摄中遭遇凌辱，她怎么会乐于跟随导演组参加柏林电影节并发表支持导演的言论？
她在电影节上的另一番言论或许更加趋近事实。“我从没有真正忘记过摄影机的存在，因为旁边总有一个大摄影机，机器后面还有一群人，胶片拍完之后还会换机器，所以不可能视若无物。”
联合导演叶卡特琳娜·奥特尔也认为，“一个人无论身心哪个层面在摄影机前赤裸，他们都必须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才行。像娜塔莎和阿基泼的审讯室这样的场景里，信任和诚实都是必不可少的。”
站在道德高地指摘艺术创造者，这样的行为或许能让我们更安心，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审视下自己，是否过度悲观地低估了人性中良善的那一面。
通常来说，评论一部电影是需要尽量剥离其拍摄背景与抛开预设的，这对于《娜塔莎》来说似乎相当困难，但只针对电影本身来说，《娜塔莎》的影片质量也足够跻身2020年最重要的电影行列。柏林电影节前线记者几乎都是在没被透露影片背景的情况下观影，他们的观影反馈用身体诚实地反映出此片过硬的质量。
从这个亦真亦幻的沉浸体验艺术影像中，个人情感的浓度消解了观众的纯猎奇心态，观众得以全身心融入那个极端的斯大林时代，最后审讯的心理冲击力与观众达成交互，情绪攀升到极点。仅仅是一个餐馆员工日常生活的剖面，我们就已能窥见到那个极权社会对人性残酷压迫的全貌，这样言之有物的历史反思是我们当下需要的。
一部《娜塔莎》还远远展现不出《DAU》这个实验的魅力。《DAU》是艺术杰作，还是变态实验，现在还远未到“审判”的时刻。但可以肯定的是，《DAU》已经成为21世纪最具话题性的电影之一。名垂影史还是遗臭万年，请把答案留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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