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我在網上看到不少消息，稱許多海外華僑為躲避疫情，紛紛打算回到祖國。為此，一些國家甚至連飛往中國的機票都一票難求。
消息一出，網上立刻炸開了鍋。有網友支持華僑回國避難，畢竟中外華人“一家親”，該伸以援手的時候就不要吝嗇。而有的則表示出鄙夷的態度，“祖國需要你們的時候你們出國了，現在有困難想著回來了？”還有人乾脆提議，基於目前國內疫情剛剛得到控制，應該拒絕海外華人入境，以降低疫情倒灌的風險。
我們該不該接納海外華僑回國，這裡暫且不做討論。但我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這幾年，中國政府對海外公民的關注與保護力度在加強。比如2015年，也門爆發內戰，中國就派遣軍艦把滯留在當地的中國大陸公民、港澳臺同胞與海外僑民安全撤離，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掌聲。2011年2月，利比亞局勢動盪，中國政府調動了182架次民航客機、4架軍機，以及5艘貨輪，將利比亞的三萬多中國公民接回國，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1/5 闖蕩海外的中國人
其實，中國政府的撤僑行動，不僅是國力的彰顯，更是吸取了歷史教訓的結果。為此，我們有必要稍稍瞭解一下中國的移民史。
在很多人眼裡，傳統中國閉關自守，老百姓深受農業思維的影響，只願意守著自家一畝三分地，過分眷戀家鄉，不敢出去冒險和闖蕩，以至於錯失了大航海時代給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恰恰相反，中國是歷史上海外移民最踴躍的國家之一。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更有著悠久的移民傳統，尤其以福建人和廣東人居多。據保守估計，光是福建一省，歷史上總共就有數百萬人移居到國外，他們的目的地主要在東南亞，美國加州、以及加勒比海地區。
有人說，福建人“以海為田”，福建地區多山，不適合發展農業，福建人只能把目光轉向大海，福建也成了中國古代與海洋世界打交道的窗口。
早在宋代，福建就是東亞的漁業、造船和貿易中心。福建泉州曾經是中國最大的國際貿易港，繁榮了數百年。福建人在東南亞地區非常活躍，他們一直從事著運輸和貿易，是當地最主要的商人群體。
福建泉州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福建人開始和西方有了更廣泛的接觸。他們通常在東南亞王國或殖民當局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收稅員、港口管理者或是金融顧問，並組建大型商號，在當地從事投資和信貸業務，事實上已成為東南亞一股強大的金融力量。
福建人以家族為紐帶，形成了龐大的海外網絡，這又進一步吸引更多在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外出闖蕩。在他們的家鄉，海外移民者可能已超過三代，這些人到了海外，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宗族同鄉，並藉助他們的力量，為本人培植商業人脈。就這樣，前往東南亞經商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他們心中有這樣一個信念，即海外遍地是黃金，只要肯努力，肯吃苦，有朝一日必能衣錦還鄉，娶全村最漂亮的姑娘！
當然，除了經商人群，移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打工仔。這些人都是農業移民，因為在國內走投無路，於是去國外謀求生計。他們在國外開墾農地，並將中國的農作物帶到當地，有的則到歐洲人開設的種植園裡打工，向殖民者傳授農業經驗。
2/5 零散的群體
儘管華人移民人數眾多，他們總體上仍舊是一個個零散的群體。
正如之前所說的，比起祖國，海外華人更加認同自己的家鄉，他們更習慣和自己的同鄉建立合作往來，對來自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卻不怎麼信任，哪怕大家同文同種，也把對方當做外人。這不僅限制了華人的經商範圍，也阻礙了他們聚合成更龐大的力量。造成的結果便是：即便海外華人數量可觀，卻始終無法形成一定的政治影響，在當地一直是弱勢的存在。
東南亞唐人街
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就是海外華人極少聘用中國人為他們開發農田，在東南亞農村地區，也從未形成華人的村落。這就導致華人勢力在當地基層社會相當薄弱。
為什麼會這樣呢？傳統觀點認為，這是中國人的性格與文化使然，中國人天生只喜歡跟自己人打交道，對外國文化缺乏認同感。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美國曆史學家彭慕蘭曾指出，中國人之所以在海外力量薄弱，本質上是由於中國政府不重視。無論明朝政府還是滿清政府，他們對中國的海外移民都採取消極態度，更糟糕的是，很多士大夫從觀念上就歧視這些移民，將他們視為無君無父，不忠不孝，主動脫離中國文明教化的流民。
在當時的國人眼裡，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也是地球上唯一的文明國家。其他國家，無論遠邦還是近鄰，都是“化外之邦”，中國人打心底裡就瞧不起這些“蠻夷”，甚至壓根不把對方當做主權國家，更談不上什麼平等往來了。
但朝廷也意識到，這些在外漂泊的中國人，會定期把在海外掙得的財富帶回祖國，這樣能為政府增加收益。所以，儘管明清兩朝都實行過嚴格的海禁，但後來都有所放鬆。政府也允許華人出海經商，但前提是：在國外的時間不得超過一年。
3/5 農業國的邏輯
為什麼朝廷要排斥海外移民呢？一個直接的理由是：政府擔心人口流失會導致稅收下降。
歷史上，唐朝就因為戶口登記不完善，導致中央政府遲遲不能獲得足夠的稅收，財富都進了藩鎮和地主的腰包，政府威信也大打折扣。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曾花大力氣整頓戶籍登記，建立了著名的“黃冊”制度，以便於國家向老百姓徵稅。
你看，這就是農業文明的邏輯：在有限的土地上獲得更多的人口，因為人口多了，產出就會增加，財富才會增加，天下才會安穩。這也是歷代統治者的最美願景。中國人自詡地大物博，所以也無意去開拓海外殖民地，但如此以來，就使得海外華人在政治上與祖國產生了割裂。
由於海外華人背後缺乏政治支持，他們在異國他鄉就缺乏話語權。尤其是進入18世紀以後，此時的遊戲規則已經變了，世界迎來了殖民主義時代，歐洲人在全球各地佔領市場，商人是這場開拓運動的急先鋒，而政府則為他們提供軍事與制度保障。
歐洲人在殖民地經商，把歐洲的商品賣給當地，並把殖民地的原材料運往西方市場。而政府則為他們提供法律和軍事上的保障，充當這些商人的後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原本只是英國商人和清朝政府之間的貿易糾紛，簡而言之就是：英國人希望在中國自由經商，而清廷卻以鴉片毒害民眾為由加以拒絕，並銷燬了英國人的鴉片。為此，英國商人不惜說服議會出兵，向清政府施壓，以戰爭的方式逼迫清廷打開了國門。
還有個例子是著名的東印度公司，這是歐洲國家為開展國際貿易而成立的股份制公司。英國、法國、荷蘭等國都有自己的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由私人持股，擁有政府頒發的特許經營證。在18—19世紀，東印度公司壟斷了當地的對外貿易，有自己的法庭和軍隊，必要時可以跟他國開戰，實際上充當著政府在殖民地的代理人。
英國東印度公司總部
反觀中華帝國，我們既沒有開發殖民地的意願，也沒有保護僑民的義務，更不會向海外投入任何政治與經濟資源。那麼，中國有沒有類似東印度公司那樣強大的商業力量呢？有的，17世紀，鄭成功就在海上建立過私人武裝，並一度與荷蘭人相抗衡。鄭氏家族趁大清實施海禁之機，壟斷了中國在東南亞的海上貿易，成為東亞的海上霸主。
4/5 中華帝國的海上宏圖
遺憾的是，鄭成功終究沒能將霸業拓展到別的地方。鄭成功一生的夙願，是反攻大陸，收復被滿清佔領的河山。而不是進軍海外，在新世界建立屬於他的商業帝國。鄭成功死後，鄭氏家族淪為一個割據政權，不久就被大清給吞併了。
鄭成功的霸業，是中華帝國在海上的夕陽餘輝。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裡，海外華人徹底失去了保護，當他們和當地人發生衝突時，難免成為本土和外來勢力攻擊的對象。
鄭成功像
很多僑民只能自謀生路，有錢的賄賂當局，沒錢的只能逃跑。結果便是：儘管中國人很早就在東南亞開展商業活動，卻沒有比晚來的西方人獲得更多的主動權。不僅如此，他們還慘遭歧視甚至是屠殺，天朝政府卻對此置若罔聞。
比如在1740年，印尼雅加達就爆發了針對華人的大屠殺，史稱“紅溪慘案”。始作俑者是荷蘭殖民當局。為了阻止華人在印尼的經濟擴張，殖民者從限制華人入境，到逮捕當地華僑，最後發展成不分老幼格殺勿論，屠殺持續了一星期，共造成上萬名華人死亡。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為了抵抗荷蘭人，華僑們不得不陷入孤軍奮戰，雙方衝突直到1743年才宣告平息。
19世紀80年代，美國再次發生大規模排華運動。時值美國西部大開發，成千上萬中國人湧入美國西部，他們有些是到海外謀生，有些是因為“淘金熱”，絕大部分是去做苦力，從事諸如洗碗洗衣，挖煤挖礦等髒活累活。由於擔心中國人搶了當地人的飯碗，加州政府出臺了排華法案，地痞流氓聯合民兵武裝，洗劫了華人的商店，燒燬他們的住所，不少華人慘遭殺害，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排華事件。
19世紀的美國華工
好在此時的清政府已不再像過去那般麻木，清廷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美國人也承認自己做得太過分，答應了清廷的賠償要求。最終，美國賠償給中國兩百多萬美元，事情才算了結。
到了1911年，墨西哥爆發內戰，叛軍攻入北部城市託雷翁後，搶劫了當地的華商，並殺害了數百名華僑，還對他們的屍體進行了侮辱。
清朝海軍“海圻號”軍艦
這回清政府終於坐不住了，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欺負咱們，咱們都忍了，現在連你墨西哥都騎到我頭上來，這還了得？碰巧，清朝海軍恰好有一艘名為“海圻號”的軍艦在美國訪問，聽聞消息後，“海圻號”立即南下，抵達古巴後，給墨西哥政府下了最後通牒。最後，在多國的施壓之下，墨西哥向清廷賠禮道歉，並向中國支付了600萬比索的賠償款。
這應該是大清海軍歷史上最揚眉吐氣的一次行動，真正做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回國之後，大清的黃龍旗就變成了民國的五色旗，中華帝國的海上宏圖，暫時落下了帷幕。
5/5 如何讓文明具備世界性
回顧這段歷史，不禁讓人感慨，中國為何從17世紀開始逐漸喪失優勢地位？背後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點無法否認，就是我們沒能好好地利用經濟全球化，或者說，中國只是到近代以後，才被迫捲入了全球化的浪潮，而此時，無論是遊戲規則還是實力格局，都已經塵埃落定，中國只有接受和被動挨打的份，這是中華文明的一大遺憾。
但我們也看到了，中國人之所以錯過全球化，並不是因為國人觀念保守，或者怯於冒險。恰恰相反，中國人從未放棄過冒險和經商。即便在明清海禁實施最嚴格的時候，仍然有無數中國人赴海外移民，到新世界尋覓商機。所以，真正的問題與性格或能力無關，而是由傳統中國特有的收入結構所決定的。
在漫長的帝國時代，我們從不依賴海外貿易提供的收入，中國古代經濟總體上自給自足，政府稅收主要來自農業和土地。加上週邊國家國力不強，我們無需從他們那裡獲得更多的商品。簡單地說就是：無論別人有或沒有的東西，我們都有。因此，即便中國很早就開始和海上鄰居打交道，我們卻從未和對方有過深層次的貿易往來，海外商人的地位自然無足輕重。因為本質上我們不需要他們。
但西方國家就不同，亞洲的許多商品，歐洲生產不了。當來自東方的絲綢、香料或蔗糖被引進西歐時，被當地人當做奇貨可居。在利潤的驅使下，無數歐洲人前赴後繼，向東方世界進發，因為他們想把東方的貨物賣給西方，實現自己的致富夢想。
就這樣，東西方文明從大航海時代起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你也許會問，為什麼在今天，我們又開始極力維護海外華人的利益呢？民族認同與國力強盛，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關鍵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徹底融入世界，在如今的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不僅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更佔據了樞紐的位置。一句話：世界需要中國，而中國更需要世界。
所以，維護僑民的利益，不僅事關同胞的權益和尊嚴，更是一個國家的文明具備世界性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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