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聲明，我個人主張“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觀點，並認為每個地區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優勢，我認同藏傳佛教經院教學的系統性，密宗理論的獨特視角和豐富性等等，但是極度反感那種過分的個人崇拜和誇張的神話色彩，以及因此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鑑於由此產生出狹隘的個人喜好和盲目崇拜，不理智不客觀，過分抬高藏傳佛教尤其是密宗的地位，輕視乃至於貶低漢傳以及南傳佛教，喜好比較高低而產生的“黨爭”言論，為了打擊這種傲慢和偏見，特找出一些相關的統計數據分析來作為對比:
據國外專門調查機構統計，全球的佛教徒數量大概近5億，其中50%在中國，而據另外對西藏佛教的統計數據中，西藏寺廟的數量總數大約一千七、八百左右，不包括苯教的話，僧侶數量是4.6萬人左右，而漢傳佛教，據2010年全國寺廟名錄的不完全統計，大概有2萬多所寺廟（應該包括藏傳），僧尼人數，1997年前的宗教事務局統計是20萬左右，從每年受戒人數的遞進到現在（2018年），估計總數到了60萬左右。“佛教在現代世界的三個主要分支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和密教。雖然沒有關於佛教各分支人數的準確統計，但是大乘佛教被普遍認為是人數最多的一支，因為它流行於佛教人口大國，主要在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第二大分支是小乘佛教，主要集中在斯里蘭卡、泰國、緬甸、老撾和柬埔寨等國家。密教，三個主要分支中最小的一支，集中在中國西藏以及尼泊爾、不丹和蒙古”。 ——摘自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於2012年12月18日發佈了《2010年全球宗教景觀——世界主要宗教的規模與部分》
當前西藏的總人口數在300萬左右（包括在西藏的其它民族），全國藏族人口數大概在600萬左右，對比起龐大的漢民族和其它少數民族的總和，比重很小，即使從歷史上來看，已經進入佛教發展高峰時期的唐朝人口總數大概在5000到8000萬之間，而剛剛傳入佛教沒多久的吐蕃王朝人口即使在最盛時期也不過大概在350萬，其中包括佔領區非藏族人口（引自《吐蕃王朝人口研究》）。漢明帝建立第一所佛教寺廟至唐朝，佛教已經經歷了600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很多宗派，以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輝煌，而西藏吐蕃王朝建立到松贊干布之前西藏佛教還未傳入。西藏後弘期（公元970年左右）時代，大量印度高僧入藏，翻譯經典，教授佛法，對保留後期印度佛教典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據《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書中記載，西藏後弘期迎請阿底峽尊者入藏，“這一時期總共有150人印度留學……，較前弘期留學人數56人增加了二倍……從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克什米爾等國前後來到雪域藏地弘法的班智達有73人，比前弘期22人多兩倍多。”
相比來說，漢傳佛教中西域來華僧侶，無法統計確切數量，見之於高僧傳影響頗大者有上百位，其它名不見經傳的，僅僅在“魏宣武帝時，北印度菩提流支三藏來朝，帝迎居於洛陽永寧寺，譯十地論，淨土論等。宣武帝通達教理，對弘揚佛教不遺餘力，故西域沙門來華者多至二千人，國內寺院多至一萬三千餘所，沙門總數逾二百萬，是為北地佛教最盛時代。” （ 摘自《向知識分子介紹佛教》）遑論其它歷朝歷代，不可數計。
而相對於西藏於印度接壤不同，中原至印度路途遙遠，兇險萬分，即使如此，自漢以來，西行求法絡繹不絕，僅有典可查人數，據《中印佛教交通史》：“歷代西行求法高僧，其人數多達二百人左右。其中有已到印度學成後，安返中國者，若法護、法顯、玄奘、義淨等四十二人。亦有已到西域而未到印度者，若朱士行、慧常、慧嵬等十六人。有未到印度而中途逝返者若法獻等；亦有未到印度而死於道路者，若法蘭，慧景等三十一人；有於留學中病故者，若會寧、師鞭等六人。亦有學成返回中國，然後再往，死於印度者，若玄照、智嚴等；有死於陸路者，若道生、玄會等；亦有死於海道者，若常愍、道普等，種種險難不一。”無典可查，則不知凡幾，其中，法顯、義淨、玄奘為翹楚，玄奘更是空前絕後，成就不可超越。
總所周知，文化的發達發展是在於民眾風尚的推動，而人才是推動文化發展的基石，教育程度，人口基數，經濟規模，國力強弱，又是影響人才素質和數量的重要因素。雖然人口基數不能代表少數的天縱之資在質量上的優劣，如藏傳密勒日巴尊者，宗喀巴大師，漢傳智者大師，慧能祖師、窺基、賢首、道宣、慧遠之流，但在數量上卻是有明顯優勢的必然。
在這一組數據的凸顯下，本人並不想下什麼孰優孰劣的結論，只不過希望那些狂妄無知者的偏見和傲慢可以有所收斂。
這組數據，同樣適合警策那些指責大乘佛教非佛說，唯南傳佛教為正統、為純正之論的狂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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