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冠狀病毒大流行襲擊基督醫療中心(Christ Medical Center)時，曼紐爾·伯納爾本可以尋求不同的任務。基督醫療中心是芝加哥南部最繁忙的創傷醫院之一。他的主管表示，她不會要求他，作為仍在接受培訓的急診醫學醫生而犧牲自己的生命。
伯納爾已經感到自己的未來處於危險之中，他是64萬多名被稱為“夢想者”的無證移民中的一員。如果美國最高法院允許特朗普政府終止一項保護他們不被驅逐出境的奧巴馬總統時代的計劃，這些夢想者可能會失去工作許可。
但他拋開了自己的憂慮和即將到來的裁決的擔心，投身於急診室的工作。最近的一天，他測試了7個人，所有人都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接下來，他給兩名covid-19患者插管，他們的氧含量下降了——這對醫生來說是一個特別危險的過程，因為可能會暴露在霧化的病毒中。
“我們基本上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已經工作了兩年的伯納爾說。“但我也明白，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當看到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人前來就診時，我認為這是值得的，我能夠進行幫助他們。”
現年29歲的他出生於墨西哥，自幼在田納西州長大，他是2012年創立的“童年抵美暫緩遣返計劃”(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簡稱DACA)中的一員，根據非營利組織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對美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顯示，這個計劃中包括約2.9萬名醫療工作者。
（編者注：童年抵美暫緩遣返計劃，2012年，總統奧巴馬繞開共和黨主導的國會，以總統行政令形式推動實施“追夢計劃”。該計劃允許部分非法移民在被遣返之前可以在美國境內擁有兩年的合法工作時間。申請“追夢計劃”的非法移民應具備的條件有：一是抵達美國時年齡在16歲以下；二是在2007年6月15日之前抵達美國並在此後持續居住美國境內；三是截至2012年6月15日，年齡在31週歲以下；四是已經上高中或高中畢業，或從軍隊榮譽退伍者；五是無重大犯罪記錄。）
和伯納爾一樣，許多人都在抗擊冠狀病毒的前線工作，儘管他們自己在這個國家的未來也岌岌可危。 這些人包括一位註冊護士，她從猶他州開車到休斯敦700英里，在薩克拉曼多地區的醫院裡工作；一位休斯頓的醫護人員，最近24小時輪班中，他只睡了20分鐘；另一位是史坦頓島的護士助理，他小心翼翼把自己的身體包裹起來，別人都覺得他們會帶著病毒。
特朗普自2017年以來一直試圖終止DACA計劃，他曾希望在今年之前逐步取消所有DACA工作許可，但下級法院阻止了他。最高法院在11月聽取了辯論，律師們表示，法官們可以在任何一週做出裁決。
今年3月，本案的移民律師在最後一刻提交了一份文件，敦促法庭考慮DACA的受惠者抗擊病毒大流行的問題。
針對特朗普政府終止DACA計劃的決定，提起訴訟的原告律師卡倫·圖姆林表示，“我們認為，現在終止DACA計劃將是災難性的，我們現在沒有足夠的衛生專業人員。”
美國醫學院協會和其他醫療培訓項目在一份簡報中告訴最高法院，美國面臨著醫生短缺的問題。
美國司法部拒絕就訴訟發表評論，但批評人士表示，他們懷疑上訴是否會動搖法院的判決。
“我喜歡我的牙醫助理，但這與病毒無關，”支持限制移民的移民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馬克·克里科裡安說。“這只是倡導者利用危機來追求政治目標的又一個例子。”
特朗普表示願意與民主黨達成協議，允許移民留在美國，以換取加強移民執法。否則，一名高級移民官員在1月份表示，夢想者可能會被驅逐出境。
但是追夢者們說，特朗普的計劃只會增加美國境內其他1100萬無證移民被驅逐出境的風險，從而使他們的家庭分裂，其中包括他們的父母。
貝納爾的父母在他兩歲時就把他帶到了美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使奎納瓦卡市的廉價電子產品氾濫成災，使他們的打字機修理店倒閉後，他們的父母持簽證超期居留，在他兩歲時把他帶到了美國。
他們在田納西州買了一棟房子，養育了三個孩子，堅持讓他們在學校裡打球、帶著好成績回家。兩個小的在美國出生，是美國公民。
伯納爾在高中成績優異，加入了游泳隊，並獲得了私人獎學金，進入位於查塔努加的田納西大學。但是醫學院費用昂貴，而且作為一名無證移民，他沒有資格獲得聯邦財政援助。
2012年，也就是他大學畢業的前一年，奧巴馬公佈了DACA計劃。這是伯納爾有生以來第一次可以申請駕照，申請學生貸款，獲得美國醫學院的入學資格。 他可以合法地當醫生。他可以不再向朋友隱瞞自己的移民身份，把對被驅逐出境的恐懼放在一邊。
但是DACA只是一個暫時的解決辦法，不會給他帶來美國公民身份。
伯納爾在洛約拉大學芝加哥斯特里奇醫學院的最後一年，特朗普政府試圖終止該項目。當時，伯納爾有25萬美元的學生貸款，必須在一家醫院裡競爭實習醫生的職位。學校官員警告說，由於該項目的未來以及他是否可以合法工作的不確定性，他甚至可能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
儘管如此，他還是接受了20次面試，最終來到伊利諾伊州奧克勞恩的基督醫療中心。在那裡的兩年裡，他治療過心臟病發作、槍傷和車禍受傷的人。
數不清到底他幫助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在急診室的“磨礪和磨礪”中，他感覺很自在，喜歡任何人都能出現在急診室，而不會被拒之門外。
“DACA項目讓我成為一名醫生，”他說，“它讓我能夠治療和照顧那些現在正面臨冠狀病毒威脅的病人。沒有DACA，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隨著covid19的死亡人數攀升，他聽到伊利諾伊州州長敦促退休醫生和護士前來增援。但是，如果這些人因為年齡的原因而被感染，他們將面臨更高的併發症風險。相比之下，DACA計劃的受益人往往更年輕，只有20多歲。
“如果DACA被終止了，至少會少一個醫生來照顧感染了的危重病人。”他指的是他自己，“這很重要。”
還有很多像他一樣的人在做出奉獻。
休斯頓急救人員孔特勒拉因在2017年颶風“哈維”後從洪水中救出居民而出名，他說自己在大流行期間一直不停地工作。
“這太離奇了，”26歲的孔特勒拉說。他6歲時從墨西哥來到這裡。“"我們就這樣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忙於工作，我還沒有時間去考慮能不能留在美國的問題，眼前有一些非常艱難的工作。"
25歲的何塞·安吉爾·梅嘉·馬丁內斯是紐約市史坦頓島大學醫院急診室的病人護理助理，他說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他要給病人進行心臟按壓或者安頓好死者，所以不斷接觸到冠狀病毒。
"說實話，我很感激能有一份工作，能在第一線幫助別人，這是我的興趣所在，"他在交班間隙在Facebook上的一條消息中說。
他補充說，他2歲時從墨西哥被帶到美國，2013年通過DACA獲得了工作許可，"現在有些人沒有工作。我祈禱我不會因為病毒而生病，就像有些人就在我眼前死去一樣。”
27歲的安娜·庫瓦(Ana Cueva)是一名重症監護護士，她5歲時父母把她從墨西哥帶到猶他州，她在那裡長大。
在庫瓦很小的時候，她的母親得了癌症，護士們幫助她挽救了她的生命，她想報答母親得到的恩惠。
“我熱愛我的工作，而且我做得很好，”她一邊說，一邊準備在加州瓦卡維爾的一家醫院再上12個小時的夜班，此時她正在離家1000公里外的地方執行臨時任務。但她說，她的無證移民身份“每天都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斯特里奇醫學院的醫學倫理學教授馬克·庫謝夫斯基說，DACA項目的受助人面對災難情況下體現了理想主義，儘管他們在美國的地位受到壓力，但他們仍然堅持了下來。
"醫學院很辛苦，"他說。"住院醫師是艱難的。你必須每天都要堅強，你必須能夠每天面對這樣的事情。"
即使是伯納爾，他認為由於年輕感染冠狀病毒的風險更小，大流行讓他緊張不安。他擔心那些他稱之為“英雄”的老醫生和護士。
他的家人很擔心他。他姐姐寄給他塑料護目鏡，是她在網上訂購的。他的父親是一家餐館的老闆之一，他翻遍了倉庫，給他郵寄了過去建築工作時用過的口罩。他母親發短信祈禱。
54歲的埃莉斯·洛弗爾是醫院急診住院醫生項目的主任，她說她很感激伯納爾和其他住院醫生願意在急診室服務。
“他每天去上班，肯定是在拿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冒險，”她說，並指出伯納爾承受著法院裁決帶來的額外壓力。“我簡直無法想象他的壓力有多大。”
“這太瘋狂了，”伯納爾週三承認，他正在準備另一次輪班，並在考慮DACA。“就像同時發生了兩件糟糕的事情。”
但是他說他無意離開他在急診部的工作——除非最高法院強迫他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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