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话剧《苏东坡》中的苏轼农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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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北返途中儋州着装★
★黎化感慨写进廉州赠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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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儿过岭今七年 晚途更著黎衣冠
“我带着儿子翻过大庾岭，到现在已有7个年头了，在这晚年返回的旅途上穿着的是地道的黎家服装哈！”宋元符三年（1100）七八月间，大文豪苏轼（苏东坡）贬居儋州三年后遇赦，由海南岛北返至廉州后，不禁发出这样感叹，并把自己早已黎化的穿着习惯写进赠友诗中。他到儋州贬所不久，便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才两三个月就有了黎家人装扮。东坡一生，因身份变换和性情使然，有过朝服、道服、农家服等各种不同的穿着，既反映他生命不同阶段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价值追求，也体现了他所处朝代服饰文化形态方面的“理性美”，尤其是他晚年对黎族衣帽的情有独钟，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他豪迈个性和注意情义的体现，同时彰显了他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点开☞
A 俚俗相安：北归仍是居儋生黎装
从宋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登上海南岛，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北返，在琼刚好三年时间。他得以“苦雨终风也解晴”，是因为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哲宗皇帝驾崩，其弟（神宗第11子赵佶）徽宗即位，二月大赦天下。
四月，诏令范纯仁等一批前朝被贬的“元祐党人”徙内郡，东坡在列，以琼州别驾、廉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由于路途遥远，五月移廉告命才送达桄榔庵。东坡六月中旬离开昌化军（今儋州中和镇），别海南黎民，如远游般“忽然跨海去”，于七月四日到达廉州贬所。
东坡约在三月初，始得哲宗崩逝消息。哲宗赵煦是他的君亲，也是他的学生，两人有割不断的君臣师生关系。但因是罪官，东坡不敢作挽词，只在北归途中所写《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中，表达其悲痛和追忆哲宗的复杂感情：“万里归来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
初得消息时，东坡便遵制成服，以示非常尊重。成服即盛服，旧时丧礼大殓之后，亲属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上不同的丧服，叫“成服”，它与三周年以后的“脱服”、“除服”相对应。虽然不知哲宗的葬礼日期，但是东坡还是要为哲宗把祭服穿一次。由此可见，他已不在意哲宗曾把他一贬再贬的诏令，对哲宗也无丝毫怨恨。
逢新朝遇赦自是一喜。他除了依依不舍在海南结交的朋友，还一时间舍不得放下在儋州的衣着习惯，北归途中仍着“蛮荒之地”的日常装，一身地道的黎家人打扮，这在他于廉州得到欧阳晦夫所赠接罗琴枕，立即回想起儋耳生活，所写的《欧阳晦夫遗接罗琴枕，戏作此诗谢之》一诗中清晰可见：
携儿过岭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
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见君合浦如梦寐，挽须握手俱汍澜。
欧阳晦夫是东坡恩师欧阳修终生挚友梅尧臣的门生，时为石康令。梅曾在晦夫离开时作诗送行曰：我家无梧桐，安可久栖凤。东坡和弟弟苏辙青年时随父入京走访中，梅也写诗称兄弟俩为凤凰。转眼40年过去，现两凤相逢廉州，都已须发皓然，难怪东坡感慨“如梦寐”，两人握手泪流。晦夫送琴枕等物，以匹纸求字。七月十三日，东坡给晦夫所藏老师的送行诗后题跋，还给其写居儋所作的《乳泉赋》。接到朝廷“迁舒州团练副使、量移永州居住”的第二道赦令后，东坡离开廉州，晦夫送行时又要热情馈赠，东坡婉拒。
在廉期间，不仅相叙长谈，东坡还三次为晦夫赋诗，可见两人感情深厚。所以，他在诗中道出自己贬过大庾岭已有七个年头，这次返回穿戴的是海南黎家衣帽，虽然有些怪模怪样，也不怕老朋友看见。东坡所言理由也颇具趣味，因为故人到不了那个蛮荒偏远之地，反而能使俚俗相安。言下之意，也有表明自己性恬安，能与世俗的、民间的一些物事相融。苏辙在给他的诗作《和子瞻新居欲成》中也劝导过“随俗”和随遇而安，“伏腊便应随俚俗，室庐闻似胜家山”。
从诗中的“藤帽”“花缦”判断，东坡着的是生黎装。《番禺杂编》载“生黎人用藤织裹头”。《西域记》曰：“西域国人，首冠花缦，身衣璎珞。”黎人为海南岛土著居民，古有生黎、熟黎之分。长期居住在密林深处而不受官府管理者为生黎，居深山之外接受官府编管者为熟黎。《儋县志》等地方志均载称，生黎之巢在人迹罕至的化外之地：“中盘黎峒，峒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号黎人。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号生黎。耕作省地者，赋而役，号熟黎。”
生黎所服之衣冠怎样？《太平寰宇记》载：“海南风俗，男子则髽首插梳，带人齿为璎，饰绩木皮为衣。女人以五色布为帽，以斑布为裙。”生黎没接受汉人文明影响，也不结茅而居，而是居住在山洞，“洞深百馀里”，还“各有洞主”，史籍载古时各洞生黎人一般均是“贝布为衣，两幅前后为裙，掩不至膝，椎髻额前，男文臂腿，女文身面。”
东坡没有记载文身和穿树皮衣，衣冠不一定完全如古籍所载相同，但其着装毫无疑问是按黎家形制。他自己数次在诗文中道出，接触的多是黎人，衣着习惯差不多也已完全黎化。从中也可知东坡贬居海南，在“黎、蜒杂居”的儋州各种环境恶劣，不仅如史书所称“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是个“非人所居”、中原人士所谓“十去九不还”的绝地，而且当时黎人“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不良习俗难改，他在《移廉州谢上表》中言“考图经止曰海隅，其风土疑非人世”，实非夸张之语。
B 御冬有衣：黎族樵夫馈赠吉贝布
东坡到海南可说是前生定，跟黎人有奇缘。到儋州第三个月，也就是当年9月的一天，他在城里闲逛，遇到一个从山中背干柴来集市卖的黎人。这或许不是他贬居海南岛接触的第一位黎人，但却因为他的妙笔，使之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光彩照人的黎胞形象。
这位黎族樵夫，从来没接触过诗书礼乐，也不知孔子、颜回和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他是独来独往的，对于东坡们所谓的荣辱得失是绊他不倒的，而且一到暮晚鸟飞兽散，他也就只管朝白云缭绕的家里跑了。他虽形体枯槁，却精神完好。东坡简直被他迷住了，想和他说几句话，却言语不通，指手划脚了一番，彼此还听不懂在说什么。而最有意思的是，对方始终盯着东坡的衣帽发笑。事后，东坡非常激情地在《和陶拟古九首》其九中详细记录了此次奇遇：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
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
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
翛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
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
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
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
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
让东坡颇感意外的是，樵夫的神情和手势，似乎说其是贵人，像卧龙栖凤蹲伏野草，为其流落到蛮荒之地生活而惊讶。而让东坡百感交集的是，萍水相逢的这位黎族山民临别还慷慨送他一件吉贝布，提醒说今秋海风大，冬天一定会很冷，让他身体别受冻。这位黎山野民该是多么纯朴、善良和真诚啊，让东坡强烈感受到了一份敬重、温暖和黎家人特别的深情厚义。
樵夫的怡然自得，让东坡羡慕，他的灵魂高洁，让东坡震撼。这位被东坡称作“幽子”的黎山樵者，虽未留下姓名，却一直为后世所注目和热议，有史家认为他是位住在深山的老翁，也有学者在著作中称是黎家小伙。无论是老者还是青年，都堪称黎族一位优秀代表，他不仅有善心，还非常有见识，能看出东坡是落难的贵人赠吉贝让制衣御寒，而且颇懂天象物候，看风大便知季节变化。
东坡父子居儋，不止一次得到黎胞赠衣。元符二年（1099）冬至日，老秀才符林等一群人来桄榔庵找东坡喝酒，共庆欢乐节日。质朴的邻居们，以节日为由施惠，不仅自携餐具，带来丰盛的酒食，还带来了吉贝布。苏过为父亲与众邻交往感到高兴，也很感慨久违的热闹场景。聚餐一结束，他就急着通过纸笔告诉远方的兄弟，在《已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既罢，有怀惠许兄弟》一诗中，他不仅写了自己的感受，而且写明有佳邻赠衣迎寒：“槟榔代茗饮，吉贝御霜风。”
初到海岛时，东坡多次为“衣食住行”的“衣”而忧。他到儋州当月所写的《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序中，开头即不无辛酸地写道“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后来离开海岛时，忆起初来时的担心和窘状，他还在《移廉州谢上表》中言：“食无并日，衣无御冬”。
然而人间自有真情在，从贬居儋州不久，到遇赦离儋，东坡父子一直得到当地黎胞的关心，尤其是嘘寒问暖，包括衣帽等实物相助，不仅让俩人避免受冻挨饿，而且得到精神鼓舞。
东坡在儋第三个上元（元宵）夜，思绪回到从前，并以两年前的上元夜一诗作韵，所写的《追和戊寅岁上元》中，把西汉成帝时王章的故事也写了进去：“合浦买珠元复有，当年笑我泣牛衣”。这句诗被学者认为有多种解释，也不妨有种解读是：东坡念旧为衣所困，欣喜早已有爱心保暖衣避寒。
或许正因为黎胞成为“衣食父母”，让东坡真正有了家的感觉，自行确认“我本儋耳人”，所以他强烈认为汉族黎族都是一家人，都是大宋的臣民。他在居儋不久的诗作《和陶劝农六首》中写道“咨尔黎汉，均是一民”，反映了东坡的民族平等观，可以说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公开倡导民族平等的伟大诗人。
也正是感知到了黎家人的美好，东坡居儋逐渐抛弃了儒服，穿上了黎装，与当地土著打成一片，甚至以黎家人自豪，连喝酒也有了黎人的豪爽之风。就在儿子诗记冬至日聚会后，愁容散尽的东坡也难掩激情，也借其诗之韵大发感慨，在《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中道：“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
C 朝野有别：风情百样服随心变换
东坡被樵夫所笑的“儒衣冠”，就是他作为士人出身的官员日常所穿的便服，即大袖袍衫。他虽重贬为“琼州别驾”，是从九品的芝麻官，但仍是在编官员。宋代官员的主要便服，也是当时士人的主要服装，多用细布制作，普便用白色，叫襕衫，如过去说书人常说传记中人物“身穿襕衫跨骏马”。
东坡平时家居、结友交游、写诗作赋、饮酒谈天和田园耕种时，都是穿便服，但他为官40余年，除了偶穿参加祭礼的祭服、出席隆重朝会的朝服，穿得最多的还是参加平时的朝会和在官署办公以及出差办事都需穿的公服，而且因为他担任的官员级别多，几乎各种有严格区别的“工作服”都穿过。
东坡穿公服变换最快的是宋神宗病逝的元丰八年（1085）到宋哲宗在位的元祐元年（1086），从头年的五月到第二年九月短短17个月里，他从曾是黄州偏远之地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6个品级，飞跃了12个官阶，距离宰相仅一步之遥。
东坡是个风雅无拘束的文人，一旦生活允许，他的性格中那种洒脱与快意的一面也会通过服饰淋漓尽致地展现，却不管是在朝在野。元丰元年（1078）重阳节第二天，远来好友王巩带几位丽人上山下河玩到月夜才归，东坡置酒等待，身为徐州知州的他竟穿一件羽衣伫立在黄楼上，见众人吹笛行舟而至，大声笑曰“自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事，已三百余年矣”。后来回忆此日情事，他还写诗寄王巩欣然称：“我时羽服黄楼上，坐见纤女初斜河。”
东坡为官时，不止一次穿道服。在元祐二年五月，东坡已是皇帝的首席秘书、宰相辅佐的中书舍人，以他为首的共16位北宋文人在曾是附马都尉的王诜家聚会，当时的风景之美、人物之盛、姬侍之艳，都融进了在场大画家李公麟著名的《西园雅集图》中。在此图显眼位置，于一石案的左前端，有一童子对案俯身帮持纸，正端坐捉笔写字的东坡，就是头戴乌帽，身着黄色道袍，文生和仙气飘逸。
作为对儒佛道思想均修均喜的文人，也爱广交僧侣，还经常到寺庙借宿，喜欢体验各种生活，虽然东坡没在诗文中提及，但后世谁也不敢保证，他没穿戴过和尚装“呵呵”一番。
虽是性情中人，也是好学不倦，但东坡既不像其好友米芾那样恃才傲物、行动不羁，故意装疯卖傻，常穿着奇装异服，也不像他的“政敌”王安石那样不修边幅、不重礼节，衣服不问时间地随意穿。
不管穿公服还是穿便服，东坡倒是始终注重形象。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东坡在京城生活，穿官衣官靴，在小睡之美后，该出门上朝了，总是梳头百余下，衣冠齐整。东坡贬居黄州时，虽然穿着有补丁的布衣旧鞋，以及在惠州、儋州时也经常穿着短褂子、粗布衫和当时下层人士标志的黑色皂衣在田地间耕种，完全是农民着装，却也保持着素净与俭朴。
东坡传奇的一生，除了穿各种官场上的公服、便服，也穿宋朝士大夫们最流行的服装，如进士生、国子生、州县生一般都穿的襕衫，交际时的穿戴由乌纱帽、角带等组成的帽衫，京城士大夫为方便骑马出行而创制蒙在朝服外面防尘的凉衫，具有先秦复古风味上身衣和下身裳合在一起的深衣，以及可当做便服也可衬在礼服里面的几乎全民盛行的服装褙子。这些衣和裤子、裙子等裳（下衣），东坡都是常随心情，快乐换穿。
东坡还有自创“子瞻帽”之类的“东坡装”，还有他在凤翔、定州等边关重镇当过长官，也体验过显出文人英武之气的军装紫衫，还有他在密州任上所作《江城子》一词中所说的“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习射放鹰的会猎装，更是在近千年后仍让人为其如云豪气两眼放光。
东坡所着装，按现代人比喻可说是“万国汇”“百变神”。 让人不由得想起，元祐六年（1091）八月他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后，一日在清澄如镜的西湖上泛舟，看自己面影随水面波纹发生种种变化，一时间看得入神，喃喃自语而出的诗作《泛颍》：“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千般服装亦如水，流淌出百变东坡的永恒迷人影像。
著名画家乔德龙作品《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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