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從《隆中對》內容中，我們知道諸葛亮為劉備規劃的戰略路線中，關鍵一處是獲取荊州、益州兩地。荊州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交通便利，能輕易獲得資源，站住了腳就可以直逼中原。而益州有天險可守，還是沃野千里的地方，能為國家提供足夠的戰備力量。劉備一旦獲得荊益兩地，那麼到時候有兩條路線可以出兵。一條是在北方，通過益州走秦川，從陝西一帶逼近中原；另一個是在南方，通過荊州威脅洛陽。我們知道，劉備曾基本實現了這個戰略規劃，但是在實現的過程中，在政治操作上出現了嚴重錯誤，把自己逼入絕境。
劉備在實現其戰略規劃的過程中，出現了三大政治錯誤，使得蜀漢徹底失去了與吳、魏爭霸天下的資本。這三大錯誤，一是在取得益州後沒有妥善的處理好善後問題，二是命關羽進攻襄陽，使關羽落入兵敗被殺的處境，三是稱帝，這是劉備出現的最大的錯誤。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錯誤，劉備取益州後的善後問題。他在取得益州後一度縱兵搶掠，和土匪沒什麼區別，還是經過趙雲的勸說才罷手，可是已經為時已晚，已經大失民心。另一方面，他還把益州舊主劉璋送到荊州軟禁了起來，一點宗室的感情也沒有表現出來。
劉璋父子，在益州已經經營了兩代。劉備奪取了劉璋的基業，還把他軟禁起來，這在外人看來是公然與宗室為敵，讓劉璋原先的手下對他相當不滿，這就為劉備未來的統治埋下了人心不穩的隱患。而且劉備沒想到的是，在他後來當漢中王時，因為天子被曹操挾持，不能對劉備進行封授，只能靠另一種方式獲得王爵，就是由和他同級別的諸侯來舉薦。符合這個條件的人非常少，劉璋算一個，但是劉璋已經和劉備結了死仇，又怎麼可能會舉薦他呢？所以劉備稱王的合法性問題，一度搞得他很尷尬。從這裡就看出來劉備的政治眼光不足，如果他能意識到劉璋的政治價值，就應該在取得益州後好好的進行善後。
孫權佔領荊州後，劉璋落入了東吳之手。孫權就把劉璋父子安置得很好，做出一副要讓劉璋重新掌管益州的樣子，利用他們在益州的影響力，策動反劉備的勢力，給蜀漢政權找麻煩，還催生出了叛亂。兩相比較，就能看出誰的政治手腕高明瞭。
劉備在對內的善後做得不好，對外也是如此。劉備取得益州後，孫權迅速要求劉備讓出荊州的三個郡，為此不惜派兵施加壓力。在曹操可能要進攻益州的情勢下，劉備不敢和孫權交戰，只得和東吳談判，劃定新的勢力範圍，暫時化解了這次荊州危機。但他根本沒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是他過於狹隘地理解了“跨有荊益”，在政治上的急功近利，導致了他與孫權的關係產生了質變。在五年後，他又犯下了第二個失誤，徹底引爆了荊州這個炸彈。
劉備的第二個錯誤，就是令關羽率軍進攻襄陽，主動對曹操發動進攻。
儘管有很多人覺得，關羽攻打襄陽是他自己的主意，但實質上，這肯定是得到劉備授意的。沒有劉備的授意，關羽不可能擅自去主動進攻曹操。襄陽在當時是一個戰略樞紐地區，如果劉備佔領了襄陽，就可以直逼宛城、洛陽，這和《隆中對》中所說的從南路進攻中原的部署是一致的。但是關羽攻打襄陽，不是因為要威脅中原，而是因為劉備佔領了漢中。為什麼這麼說呢？從漢中出來，有一條漢水順流向東，可以直接順流到達荊州，十分方便，而漢水流經之處，襄陽是關鍵節點。拿下襄陽，就等於打通了漢中和荊州之間的一個便捷通道，實現更緊密的“跨有荊益”，穩固勢力。
由於襄陽是在曹操的手裡，所以從表面上看去，劉備還是在孫劉軍事聯盟框架內打擊曹操。但是他還沒有意識到，這時的孫權對他和曹操的態度都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劉備佔領益州後，孫權就已經把他看作最大的威脅，而且由於遠走益州，劉備可以避開曹操的鋒芒，把軍事壓力都推到了距離曹操更近的孫權身上。在赤壁之戰後，荊州的四個郡，孫權只佔了一個。也就是說，好處都被劉備佔了，壓力全由孫權承擔，這就使得孫權開始重新審視三個政權之間的關係，並做出了一個決定：與曹操進行緩和，重點攻擊劉備。孫劉雙方因為奪荊州與益州而積累的矛盾，終於爆發了出來。於是，在關羽全力攻擊襄陽時，呂蒙偷襲荊州得手，使關羽落入兵敗被殺的境地，劉備徹底失去了荊州。從此，“跨有荊益”成了空話，《隆中對》的戰略規劃成為了泡影，再也沒有變為現實。
關羽被殺的同一年，漢獻帝禪位給了曹丕。這時劉備做了一個與他的政治口號背道而馳的選擇，就是當皇帝，定國號為漢。這是他犯下的最後一個也是最大的政治錯誤。
為什麼劉備稱帝是他犯的最大的錯誤呢？我們到《隆中對》內容裡去看就知道。
《隆中對》裡有一句話，叫作“漢室可興”，也就是說大漢王朝可以得到復興，認為劉備是“帝室之胄”，也就是漢朝的宗室。那麼對劉備最有利的政治選擇，就是以恢復漢王朝的秩序為旗號和目標，把主要的對手曹操定義為篡權奪位的權臣和姦賊。然後把孫權和其他勢力叫作同盟，一起對抗曹操，將自己樹立為漢朝代言人的形象，藉此壯大實力。
其實在這一點上，劉備可以學漢光武帝劉秀。劉秀在稱帝前，是更始皇帝的下屬，但劉秀當時既有強大軍事力量，並且在征討王莽的過程中已經取得眾多力量的擁戴，因此即便他與更始皇帝決裂，自立為帝，也並沒有人說什麼。
但是劉秀擁有人心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他先消滅了王莽的政權。而劉備此時則不顧消滅曹操，只急於實現軍事上的“跨有荊益”這個短期利益，所以他並不擁有劉秀那樣的政治資本，反而受到很多人質疑。那麼他稱帝的舉動，就更加重了這種質疑。
劉備稱帝前對外宣稱，漢獻帝已經遇害，天下無主，所以自己不得不當皇帝。其實此時的漢獻帝只是被曹丕供養了起來，所以劉備此舉就給人以口實：天子還沒死，就著急當皇帝，比為漢室報仇還要著急。他這個舉動，割斷了劉備與漢獻帝之間的聯繫，直到劉備死前，他都沒有再次進攻曹魏的實質性舉動，那麼他在稱帝時喊出的“要代天子討伐曹家”就成了空喊。而且，天子已經死了，所以我才稱帝，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所以他這個政權的正統性，就成了問題。
我們再回到益州，劉璋原來的部下，本來就對劉備奪取益州心存不滿，他稱帝的舉動更讓這些人非議。而後伐吳慘敗，使得蜀漢內部的不穩定狀態達到了極值。當劉備在白帝城鬱鬱而終時，這些益州舊部趁著國家疲敝，將對劉備當年豪奪益州的不滿一併發洩出來，製造了一場叛亂。蜀漢不僅失去了進攻中原的實力，更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政權岌岌可危了。
總結：劉備在實現其戰略規劃“跨有荊益”的過程中，陸續犯下了三個嚴重的政治錯誤。一是沒有處理好攻佔益州的善後問題，造成當地人的嚴重不滿；二是讓關羽進攻襄陽，被東吳趁機偷襲荊州，使“跨有荊益”成為泡影；三是在漢獻帝禪讓且被供養起來的情況下，假造天子被害的消息，選擇自己稱帝，在政權合法性方面遭到極大質疑，失去了民心基礎，不僅再沒有底氣爭霸天下，更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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