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成功挺進敵後並建立了根據地，八年後共產黨的軍隊發展到百萬之眾且建立了1億人口的根據地。國民黨看到紅軍游擊戰和敵後根據地的不斷壯大，在新生妒忌之餘，自然也會效仿，國民黨也向敵後派出過50萬軍隊。
八路軍成功挺進敵後並建立了根據地，八年後共產黨的軍隊發展到百萬之眾且建立了1億人口的根據地。國民黨看到紅軍游擊戰和敵後根據地的不斷壯大，在新生妒忌之餘，自然也會效仿，國民黨也向敵後派出過50萬軍隊。最後結果是，國民黨在敵後的軍隊或滅或降或逃而所剩無幾。為什麼國共雙方在敵後戰場的表現如此不同？國民黨為何打游擊不行，建立敵後根據地不行？
由於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把全部注意力幾乎都放在了正面防禦上，蔣介石和國民黨最初對游擊戰顯然不夠重視。在開始為各戰區制定的作戰計劃中，除了特別提到八路軍應派便衣隊前往敵佔區襲擊敵後方以外，很少在總體戰略上考慮在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的問題。但是，由於日軍的推進過於迅速，也還是有一些打著國民黨旗號的武裝留在了敵後。如河北省保安隊即留在了冀南，前東北軍萬福麟部和察北保安司令孫殿英部則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地區，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也率部留在了在冀南晉西的交界處。山西太原失守後，國民黨將近30個師實際上都轉入山區活動，從行政角度，山西省主席閻錫山還專門劃出了七個游擊區。山東則有以孫桐萱為司令的第三軍團留在魯西南，有龐炳勳的第四十軍留在魯南，有山東第六區的行政督察專員範築先和第三區的行政督察專員張裡元等組織的抗日武裝留在了魯西北，有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委員秦啟榮組織的游擊隊留在了山東與河北的交界地區，有青島市市長沈鴻烈率海軍陸戰隊和地方武裝留在了魯中地區。另外，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率領的第八十九軍、陳泰運率領的稅警團，以及李明揚、李長江分別為正副指揮的蘇皖游擊隊等，也都留在了江蘇敵後。到1938年底，國民黨留在敵後的兵力總共有六七十萬人，遠遠超過了中共這時在敵後的武裝數量。
1937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提出應“採取游擊戰爭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游擊戰”的建議，蔣介石隨即通令各戰區加強游擊戰。如軍委會次年1月11日即指示第一戰區：“以軍隊聯合組織訓練之民眾，施行遊擊，破壞敵之後方。”隨後，第五十三軍奉命向陵川、林縣一帶遊擊；騎兵第四師奉命與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等各部游擊隊前往太行山東南要地實施遊擊。第二十四集團軍奉命以淮陽為根據地，向津浦路南段遊擊；第四十八軍奉命以沭陽為根據地，向隴海路東段及津浦路中段遊擊；第六十九軍和第五十七軍亦奉命向津浦路南段遊擊。第五戰區更奉命以8個師以上的兵力在大別山分區設立遊擊根據地，向安慶、舒桐、六合及豫東皖北方面遊擊。蘇北兵團則奉命向淮南遊擊，破壞交通。在1938年武漢會戰前後，第三戰區也曾奉命指揮第十、第十一、第二十二集團軍分別在滬杭、京杭和江南鐵路沿線進行遊擊，並被要求組織沿江遊擊炮隊及佈雷隊，妨害日軍後方之安全與長江航運；第九戰區也奉命以4個師以上的兵力在九宮山建立遊擊根據地，向敵後遊擊，以策應武漢方面。
為加強對敵後黨軍政的控制，國民政府不僅先後委任沈鴻烈、鹿鍾麟、廖磊、韓德勤等為已經陷落的河北、山東、安徽和江蘇各省的主席，而且還在敵後各戰區成立了戰地黨政委員會，統一協調和指揮敵後的黨政系統。隨著武漢、廣州相繼淪陷，蔣介石更進一步提出“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方”的策略，並特地增設了冀察和蘇魯兩個敵後游擊戰區，先後調第五十一軍、六十九軍、新八軍和第九十九軍等挺進山東與河北，以加強遊擊力量。為適應這種情況，國民政府軍委會還專門舉辦了遊擊幹部訓練班，聘請眾多中共軍事將領為教官，並編寫了《游擊戰綱要》，分發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研討游擊戰之教材與實施游擊戰的依據。
由於國民黨對游擊戰爭給予了相當的重視，派遣大批部隊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這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一批重要的游擊區和根據地。如豫東遊擊區、山西遊擊區、浙西遊擊區、魯中游擊區、海南遊擊區等，並建立了太行山東南部根據地、中條山根據地、呂梁山根據地、五臺山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浙西根據地以及皖東、皖北和鄂東根據地等。國民政府軍委會從一開始就把敵後遊擊部隊納入正規部隊的指揮系統，堅持敵後游擊戰要服從於正面戰場的作戰。從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戰場上幾乎每一次重要戰役，軍委會都直接指令敵後遊擊部隊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如1939年3月南昌戰役打響前，蔣介石就明令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嶽部署游擊隊在敵後破壞交通，襲敵輜重，遮斷陽新、通山、崇陽公路，“阻敵增援”。戰役開始後，軍委會更有命令給在敵後的第二戰區，要求其立即發起攻勢以為策應。1939年末發動冬季攻勢時，國民黨方面投入了第二、三、五、九戰區的主力部隊，同時組織第一、四、八戰區和魯蘇、冀察游擊戰區的兵力佯攻配合。1940年春開始發動棗宜戰役時，第五戰區亦明令各遊擊部隊參加作戰，在具體作戰部署上將各遊擊部隊與正面作戰的部隊一併調遣指揮。到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戰役發動時，軍委會也是明令第五戰區“向長江沿岸、平漢鐵路、襄花、京鍾、漢宜公路及荊宜當面敵人，發動全面遊擊”；並頒佈魯蘇豫皖遊擊計劃，要求淮南、淮北遊擊部隊“向淮南、津浦、隴海鐵路發動廣大游擊戰破壞遮斷敵人交通，策應長江方面作戰”。在敵後游擊戰的過程中，山東第六區專員範築先、第三軍軍長唐淮源、第九十八軍軍長武士敏、第二十四師師長寸性奇、沂水遊擊司令劉震東、東北遊擊司令唐聚五、皖北遊擊副司令雷忠等，都先後戰死。可見其多數在敵後對日作戰亦相當堅決。
但是，國民黨的敵後游擊戰多半卻未能堅持下來。至1943年以後，河北、山東、察哈爾等敵後各省，幾乎已沒有國民黨主力部隊了。這裡面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始終相信游擊戰是正規戰之一種，很少真正瞭解游擊戰的特殊性質和戰法。蔣介石即明確認為：“所謂游擊戰，實在是正規戰之一種，一定要正式的部隊才能夠擔任。”因此，眾多敵後的國民黨軍名義上執行的是游擊戰的任務，實際上依舊是在用正規戰的戰法，進攻時強調與正面戰場的配合，側重於大兵團作戰，防守時寸土必爭，節節抗擊，結果是打不贏，走不掉，一旦被日軍抓住，便會遭受重大損失。以中條山根據地為例，國民黨軍從開始就大力建造防禦工事，企圖憑藉天險力保不失。1941年5月，日軍調集6個師、2個混成旅和1個騎兵旅，從三面圍攻中條山。為守住中條山，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將主力7個軍配置在橫廣170公里、縱深50公里範圍內，依靠天險和工事死守硬戰，最後仍被日軍攻破。龐炳勳在太行山、于學忠時任蘇魯戰區司令。在山東的失敗，原因也在於此。故日本方面在比較了中共的游擊戰之後，曾對國民黨軍隊的游擊戰有過明白的批評：“國民黨系統的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游擊戰，與中共方面相比較，則相形見絀，不夠熟練和妥善。”也正是由於國民黨軍隊在敵後的作戰方式不適合客觀情勢，引起日軍的高度重視和反擊，導致所受壓力巨大，一些部隊被迫退出敵後戰場，少數部隊投靠了八路軍，另外則有相當多的將領選擇了投降的出路。如第三十九軍軍長兼魯西行政署主任孫良誠、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新編第一師師長於懷安、第一一二師第三三四旅旅長兼魯南遊擊指揮部總司令榮子恆、魯蘇戰區挺進第二縱隊司令厲文禮、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兼太行山遊擊總司令龐炳勳、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等，均紛紛率部向日軍投降。
國民黨敵後游擊戰難於堅持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其軍隊在農民中間通常不受歡迎，甚至與農民關係緊張。國民黨軍隊是由中央和地方、新派與舊派等多方面勢力集合起來的一支軍隊，其士兵的來源五花八門，有拉夫拉來的，有僱傭僱來的。軍官們通過虛報士兵人數吃空餉以自肥的情況，更是司空見慣。這支軍隊中許多部隊因紀律鬆弛、風氣敗壞，導致與農民關係不好，已成痼疾。再加上回到敵後來的不少將領，因為要取得各種資源以維持部隊的生存，或者依靠地方上的鄉紳地主壓榨農民，或者用野蠻的辦法去向富裕農戶榨取，結果更是搞壞了與地方民眾的關係。對此，國民黨當權者實際上也相當清楚，軍政部頒發的《游擊戰綱要》對“愛護民眾”問題就曾專文強調，但它顯然未能對部隊起到警示和約束的作用。這種情況是導致敵後國共兩黨磨擦衝突時，農民大多傾向中共的關鍵。對此，當年一位農民的下述說法頗能說明問題。這位山西老鄉是這樣說的：“我們村裡的老百姓都愛八路軍，村長也愛八路軍，小孩子們看到八路來了，搶得去遛馬。今天老百姓看到軍隊來了，問‘什麼軍隊？’‘八路軍’。大家都搶著去聽差。八路軍吃喝都給錢，不打罵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晉軍強，比騎一軍強。從陝西過來的八路軍沒有一個當漢奸，當漢奸的都是晉軍裡面的人。這裡有很多人都當八路軍了，村子裡的人都說：‘遲早要當兵，早一點當八路軍，免得給晉軍拉去當兵’。”
國民黨敵後游擊戰難於堅持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還在於國共兩黨對控制敵後非敵佔區的激烈爭奪。國民政府執意恢復淪陷區的軍政系統，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藉此實現軍令和政令的統一，限制中共的自由發展。故無論鹿鍾麟還是沈鴻烈，都曾極力想要實現這一目的。只經過了不到一年時間，原本還能夠和平相處的國共雙方就再也無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軍首先採取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先是消滅了張蔭梧的河北民軍數千人，然後接連消滅和打垮了其他打著國民黨旗號的遊擊武裝，包括喬明禮(河北民軍副總指揮兼第二軍軍長)、金憲章(新編第二師師長)、薛文教(山西八分區專員公署督察專員)、石友三(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第六十九軍軍長)、朱懷冰(豫北自衛軍總司令兼第九十七軍軍長)、孫良誠等人所率領的部隊。幾乎與此同時，鄰近山東和山西兩省的國共兩黨軍事力量，也開始發生激烈的衝突。八路軍在山東重創齊子修(山東保安第五師師長)、秦啟榮(別動總隊第五遊擊縱隊司令)和沈鴻烈的部隊；在山西為爭奪山西新軍的控制權與晉軍大打出手，挫敗了閻錫山試圖掌握新軍的計劃。所有這些發生在華北敵後的戰鬥，雙方兵力動輒都在兩三千，規模較大時一方的兵力就會達到十幾、二十個團之多。由於華北的國民黨敵後武裝多半為舊有的地方勢力，而這些以地主豪強為骨幹的力量，與農民的關係通常比較緊張，再加上部隊的軍紀遠不如八路軍，因此，八路軍僅憑藉自己在當地民眾的良好印象，就在這一系列的爭奪戰中佔盡了上風。
國民黨軍在敵後站不住腳，除了因政治素質差（眾多將領見形勢不利就投降便是例證），關鍵是官兵關係、軍民關係處理不好，自然導致軍心不振而經不起艱苦鬥爭考驗。蔣介石的心腹、與毛人鳳和鄭介民並列為軍統特務三巨頭的唐縱在日記中對此也總結道：“士氣低落的根本原因，由於軍民脫節，軍政脫節，官兵脫節。”（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477頁，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當年國民黨政權及其軍隊要維持官僚、買辦和豪紳等腐敗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益，在抗戰中也不可能進行社會改革，反而加重了民眾負擔，這也決定了無法解決軍民、官兵之間的矛盾。
戰後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曾對國共兩黨的敵後游擊戰有過這樣一種評價：“國民黨系統的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游擊戰，與中共方面相比較，則相形見絀，不夠熟練和妥善。”這裡面所說的“見絀”的根源，恰恰是出於軍隊的政治素質和服務宗旨的差別。
在日軍一直進行殘酷“掃蕩”和圍攻的艱苦敵後環境中，八路軍、新四軍能堅持下來還能發展壯大，沒有什麼秘訣，正如當年那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中所唱的那樣：“他堅持抗戰八年整，他改善了人民生活”。軍隊要得到人民擁護，不是靠取之於民，關鍵在於造福於民。共產黨的軍隊能得到人民擁護，固然是因群眾紀律好，人稱“哪家住八路，灶裡有柴燒，缸滿院掃淨”，更重要的是能解決中國農民祖祖輩輩最期盼的土地問題。
當年紅軍能奮鬥十年並發展壯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貧苦農民擁護。1937年國共停止內戰，為團結國內各階層包括開明士紳一同抗日，共產黨宣佈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想發動占人口80%的農民群眾又離不開土地問題。為此，中國共產黨人援引了孫中山提出、國民黨卻未能實行的政策──減租減息。全面抗戰剛開始時，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國十大綱領”，其中便提出了“減租減息”的政策。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建立根據地的前提，正是發動農民向地主要求實行“二五減租”，這樣便大大減輕了負擔。加上實行“合理負擔”，公糧主要由佔有多數土地的地主來交，減息後又免除了眾多農民的“閻王債”，正如有的邊區領導人所說，減租減息實際是變相的土改。
抗戰時的社會調查證明，實行減租減息後的各根據地，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比戰前有了改善（日軍“掃蕩”的時期除外），自然擁護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建立包括民兵游擊隊等武裝就此有了最重要的基礎。抗戰時國統區徵兵普遍受抵制而只好抓壯丁，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卻能動員群眾為保衛自身利益戴著大紅花自願參軍。國民黨當局曾攻擊共產黨在敵後“坐大”，其實僅“坐”如何能“大”，只是“越抗越大”，靠軍民一致奮鬥才能使根據地不斷髮展壯大。
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發展要訣，日軍也有入木三分的評價。據偽滿皇帝溥儀後來回憶說，他的“御用掛”日軍吉岡安直中將在1942年曾特地介紹了對付八路軍的“鐵壁合圍”、“梳篦掃蕩”等戰法，溥儀當時不解地問：“共產軍小小的，何犯上用這許多新奇戰術？”吉岡馬上說：“共產軍，這和國民黨軍不一樣。軍民不分，嗯，軍民不分，舉例說，嗯，就像赤豆埋在紅砂土裡”，“‘共產軍’不管到哪裡，百姓都不怕他，當兵一年就不想逃亡，這實在是大陸上從來沒有的軍隊；這樣的軍隊越打越多，將來不得了。”（溥儀《我的前半生》，380—381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
物質是第一性的，是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最看重實際的中國老百姓通過得到物質利益，才衷心地擁護共產黨的軍隊。國共雙方軍隊在敵後的不同結局，其根源就在於此。
閱讀更多 雷雷掌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