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之前，當南海事件發生之後，我們就應該意識到中美關係很快將從合作走向對抗。四年之後，歷史驗證了這一點——即南海問題使得中美關係從夥伴變成了戰略對手。
現在，我們不
幸又目睹了另一個節點，那就是中美關係從對抗向決裂的滑移，彼此將逐漸從對手發展成敵人。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我常常想起一句來自俾斯麥的諄諄教導，這位垂暮之年的歷史締造者，偶然閱讀到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曾經的鐵石心腸也不禁為古人的榮衰哀嘆，“如果雅典人不因提克海盟的日漸繁榮而傲慢自大，如果斯巴達人不因伯羅奔尼撒聯盟不因漸趨貧乏而心生疑懼，那麼古希臘的榮耀又怎會隕落呢？”
這句話，一下子就解構了大國敵意的根本由來。
即大國之間之所以敵意滋生，往往來自基於對方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往往來自於兩方面：
第一，對方有能力威脅自己；
絕對的強者往往是絕對自信的，他往往能夠以絕對超然的姿態看待那些來自可憐弱者的嫉恨之詞。
2008年之前的美國就是這樣的國家，那個時候的中國朝野不是沒有針對美國的憤恨之詞，2003年非典之後，不少中國朝野人士都公開表示這是美國軍隊的生物武器所為，但這種消息傳到當時的美國社會後，美國人只是付諸一笑，僅僅把它當做一個微不足道的笑話。
這就是一個絕對強者才有的心態，他不會在意無威脅的敵意，畢竟，敵意即便再強烈，但如果沒有付諸施行的力量，那不過是一種貧乏的情緒罷了。但如果這種強烈的敵意來自於一個他認為有能力威脅自己的對手，那就會完全不一樣。
第二，對方有意圖威脅自己；
如果一個國家有了威脅強者的能力，那麼這種情況下，這個國家的意圖就顯得至關重要。
以1914年的德國、美國為例，對於英國來說，這兩個國家都是有能力威脅自己的國家：德國可以通過征服歐洲，威脅英國，並通過其不斷增強的海軍嘗試對英國的入侵；美國可以憑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以絕對實力入侵英國的加拿大和南美經濟地盤。對於英國來說，這兩個國家都能威脅自己，而且美國的實力更強，更有能力威脅英國。從威脅的能力看，似乎美國才是英國最大的對手——實際上，在布爾戰爭英德關係急速惡化前，威廉二世曾堅定的抱有這樣的幻想。
然而，站在英國的角度，若是從意圖來看，美國實際上沒有什麼威脅。的確，美國的經濟實力遠遠超過英國，但美國卻缺乏威脅的意圖，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儘管美國擁有一支還算體面的海軍（在當時英國面前不值一提），但她的陸軍顯然要更糟糕，軍備鬆弛到了極點，甚至連軍服都不能滿足，訓練時需要拿掃把替代，陸軍實力甚至不如比利時。這樣的國家，不可能有威脅英國的意圖。
相比之下，德國不僅僅擁有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而且還要建立能夠超越英國的海軍，更不用說咄咄逼人的全球擴張了。這就在英國眼裡變得不可容忍。時任海軍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對此有一句至理名言：“德國作為世界最強大的陸軍國家，現在又想建立最強的海軍，這對大英帝國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重大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實力更弱的德國，也就成為英國眼裡遠比美國更可怕的敵人。
因此，在國際關係中，對於強者來說，他對一個國家採取多少針對行動，實際上取決於兩個方面：
第一，他眼裡的雙方實力對比，這決定了該國在他眼裡威脅自己的能力；
第二，他眼裡的對方企圖，這決定了他將對他眼裡一個有能力威脅自己的國家採取怎樣的手段。
從這兩點來看，此次疫情將會對中美關係產生質變的衝擊。
從美國角度看，他在疫情中遭受了重大沖擊，其眼裡的自身實力必然是遭到嚴重削弱，相比之下，他將認為中國威脅自己的能力變得更強，他對中國的不安全將會更強。在這種情況下，中美之間圍繞著疫情的各種激烈陰謀論衝突，再加上近年來在南海、貿易戰和hk問題上雙方累積的敵意和偏見，實際上必然會加深美方對中國企圖的偏激錯覺。
相比之下，中國人眼裡的自身防疫大勝利，以及西方在疫情面前的狼狽不堪，必然會加深中國對美國為代表西方世界實力的輕視。我相信，特別是輿論刻意強化了這種印象之後，不少中國人士在目睹西方狼狽不堪，必然會產生躍躍欲試的想法和不屑一顧的衝動。
就像大英帝國在布爾戰爭的挫敗後，不僅僅英帝國自身危懼感倍增，逐漸將德意志帝國視為不共戴天的可怕強敵，而德國朝野也在目睹英帝國的挫折後，逐漸興起挑戰大英帝國的雄心壯志，並再不願意扮演第二名的角色。
而1929年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的崩塌，也使得日本民族產生了對英美的蔑視，一種不可遏制的使命感在日本社會興起，大川周明寫道：“英美已經沒落，這是大和民族肩負起對亞洲使命的時刻，再也不需要低頭了”。這預示著日本在東亞對英美髮起了挑戰。
事實總是如此的顯而易見，當新興的大國日趨傲慢自負，當保守的大國卻倍感疑慮憂懼，他們之間不走向決裂，這在人類歷史上都是不曾有過的，我對此毫不懷疑。
閱讀更多 帝國春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