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卡夫卡到埃特加·凱雷特,看阿梅麗·諾冬的奇幻荒誕世界

法國每年都有兩件事值得慶祝。一是葡萄成熟,二是諾冬新作問世。

阿梅麗·諾冬(Amélie Nothomb),比利時法語小說家,《午後四點》出版於一九九五年,是諾冬的第三部小說,也是她的代表作。她獲獎無數,作品被翻譯成了45種語言,全球累計銷量突破1600萬冊。

從卡夫卡到埃特加·凱雷特,看阿梅麗·諾冬的奇幻荒誕世界

手捧這本僅僅157頁的《午後四點》,我甚至產生了一些疑惑,時隔25年後,這本我一個小時就能看完的小說,真的能讓我感受到這些讚譽,名副其實嗎?

(一)諾冬VS卡夫卡:懸念設置的出乎意料:奇特的意向,既可以天馬行空黑色幽默,又能犀利諷刺一針見血

虛構作品中的天馬行空的反常規意象,其實並不少見。

生活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捷克小說家,歐洲著名的表現主義作家卡夫卡,代表作《變形記》的主人公格里高爾,就有異化為怪物的奇妙設定。文筆明淨而想像奇詭。

《午後四點》同樣不屬於言辭優美的類型,言簡意賅,犀利的比喻,直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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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反感一個人的時候,會用什麼樣的物象去形容?

諾冬就塑造了一個異化的人物形象——貝爾納黛特。當這個每天下午四點準時侵入主角生活的古怪鄰居貝爾納丹,終於帶著神秘隱藏起來的太太登場的時候,小說迅速迎來了第一個出乎意料的轉折點。

貝爾納丹跨進埃米爾的家門,然後從門外慢慢地拽進一個“巨大的東西,那是一大團肉,穿著一件裙子,或者說那團肉被包在一塊布里”。

“囊腫”成了主角們稱呼貝爾納黛特的代名詞,而埃米爾曾毒舌地認為:如果說上帝取下亞當的一根肋骨,創造了夏娃,那麼古怪鄰居則娶了人們從肚子上摘除的一團肉。

即使是荒誕小說,本質上依然應該有著人性關懷的微光。在殘忍,扎心,強悍,精妙,對抗,碾壓的戲劇性衝突裡,始終不忘記,融入哪怕很微小的真善美,怯弱,同情、溫柔、猶豫,掙扎,脆弱等。那是一種無可奈何中被人遺忘和忽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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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生活在奧匈帝國即將崩潰的時代,《變形記》裡的格里高爾有意願並且一直沒放棄,走出房間,迴歸外部正常世界,重新迴歸社會和家庭關係當中。家人從一開始懷有期待,到徹底失望,對他恐懼、厭惡、躲避、孤立,每個人只關心各自的生活而無暇顧及他的情緒與健康。作為人的尊嚴被無情踐踏,來自家人的冷漠與殘忍是對格里高爾的精神摧殘和二度禁錮。

卡夫卡借變形荒誕的形象和象徵直覺的手法,關注被充滿敵意的社會環境所包圍的孤立、絕望的個人。深刻地表達對社會人性的麻木冷漠、情感的疏離孤立造成的個體孤獨乃至死亡的深深絕望和批判。

而當讀者們都以為諾冬要繼續諷刺“囊腫”和討厭鄰居的時候,她卻借一直不放棄拯救她的朱麗葉,來展現人性關愛——對旁人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竭力幫助並且能發自內心感受到幸福。

(二)諾冬VS埃特加·凱雷特:懸念設置的出乎意料

《午後四點》故事的設定和開端往往都是平常無奇的生活場景,但是情節真是創意連連,讓人慾罷不能。,諾冬過足了“對話癮”,大段富有哲理對白,代替了複雜的描述。

想要平靜安寧退休生活的埃米爾和朱麗葉,卻在鄉下的新家遭遇了忍無可忍的奇葩鄰居貝爾納丹——節奏緊湊描述日復一日午後四點的造訪,一言不發毫無理由的兩小時入侵,埃米爾終於忍無可忍,拒絕鄰居的打擾,然後故事進入了飛速的發展:

貝爾納丹企圖自殺,而埃米爾救了他;令人費解的行為背後,藏著什麼樣的人物和故事?好奇心和積攢的不滿驅使他們去主動造訪貝爾納丹,甚至在更為複雜的情感驅動下,想要去關注和干涉鄰居夫婦的生活。就算猜得到發展,你一定猜不到《午後四點》的結局。

這種奇幻的想象力,我曾在“以色列書店失竊率最高的作家”和“以色列年輕一代最崇拜的小說家” 埃特加·凱雷特的作品上,也感受到一樣的驚喜。

埃特加一生只寫短篇小說,長則一萬字,短則不足千字——因為他小時候罹患氣喘,所以養成了一定要長話短說的習慣。寫作與他而言,也是瞬間爆發的電石火花,創意在三四頁紙之間就可以傾巢而出。

篇幅小。可是五臟俱全,起承轉合,一個不少,有旋風般的衝擊性,常常從第一句句子起就將讀者裹挾。。

起初還是日常生活的俗常情境,但往往,故事會出人意料地遁入另一個領域,一個充滿幻想、夢境、隱喻和詭計的,或古怪奇異或超現實的世界,並在那異質、並非傳統意義上“真實”的世界裡,呈獻現實世界的真相,揭示那些人們想要逃避的現實。

寫故事的技巧是可以熟能生巧的,可是像諾冬和埃特加這樣,全靠靈感取勝的作品,真的是天賦異稟,人類的想象力真的是無邊無際又很神奇。

就像埃特加自己的評價:

要真正地書寫現實,並非“像垃圾車倒垃圾那樣,把現實倒在我們頭上”;而是運用想象力,“從已經存在的事物中創造出新事物”。

腦洞和奇幻背後,其實有作者對現實和人性的反思,有敏銳的洞察,有基於同理心的同情心,甚至黑暗的底色。

假如寫小說就是某種意義上的“說謊”,那麼小說本身就是這“謊言之境”;虛構故事作為心理層面的“真實”,也就代表了小說家眼中的現實。

(三)“無國界作家”也在用自身經歷寫作,尋找歸屬感

諾冬一直堅持自己是“無國界作家”。

一是因為成長經歷。

諾冬父親帕特里克·諾冬曾是比利時駐外的外交官,所以她生於日本,長在中國,曾到過美國紐約和其他一些東南亞國家。直到十七歲,她才回到比利時,並進入布魯塞爾自由大學(ULB)學習拉丁語文學。現居法國,法語寫作。

她不同於其他旅居海外作家顛沛流離的富足一生,雖然也會受東西方文化衝突的影響,但是不像卡夫卡那樣經歷時代無可奈何的痛,文字帶著獨有的歷史印記。反而受益於文化的豐富,就像《午後四點》中引用的典故,古今中外,應有盡有。連人物的命名都選擇了具有隱喻意義的希臘神話人物。

諾冬的小說,沒有驚天動地的宏大背景,反映的主題依然圍繞著熟悉的友誼與背叛,善與惡,美與醜,道德與虛偽,正義和善良;這使得她的小說具有很強的普適性,不受時間空間歷史的限制,殘忍但不殘酷,深刻又不晦澀,充滿黑色幽默,又不陰暗。

二是作家自己的追求。

作家自身經歷在文字上的反映,也不見得必須要完整和深刻。但一定有對自我,對歸屬感的追求。

諾冬的文字,選擇了更廣闊更個人化的探討,對自我,對世界;以突出人性及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東西:孤獨、愛情、慾望、自私等。《午後四點》裡所有人物的刻畫,從名字到外貌,都與身份和自我有密切關聯。

就像一位評論家說的:“我們越來越少看到那些可以構築完全屬於其個人的文學世界的作家,或者說那些可以從有特色的人物和極少被人涉及的主體中汲取靈感的作家不多了。然而,這些在阿梅麗·諾冬的作品中都能找到。”

一個國家的文化受方方面面的因素的影響,會變得豐富多樣,包容,富有藝術性,頹廢,感性,有聲有色,有難以癒合的傷口,但也煥發著百折不撓的強大的生命力和復原力。但諾冬所經歷的是幾倍於常人的文化衝擊,這些都為她日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特別的土壤。

想象力非常豐富,畫面感十足,讀著文字都能想象出完整的畫面。荒謬滑稽人生百態,在淡淡的憂鬱中作者用獨特目光似乎抽離,但又融入地去看待這個世界,有著一種很原始原生的力量和感染力。

普通人的善良,普通人的努力,真的很動人。

卑微之處,體會世態人情,仍能看到人性光輝美好的一面,才不會失去希望不是嘛?

(四)充滿想象空間——努力成為世界性的人

蘇珊•桑塔格在闡釋靜默美學的理論時,曾以卡夫卡為例分析其敘述中直白以及隱藏的直接性的運用,認為他“一方面像是要讓讀者從中找出極富力量的象徵和隱喻意義,另一方面又在抗拒這種解讀” 。

諾冬的故事,也設置了許多留白的地方,引人遐想。

《午後四點》裡,什麼樣的經歷造就了鄰居一家的現狀?為什麼站在文明和禮貌一邊的埃米爾,會做出最後驚世駭俗的舉動?埃米爾不動聲色的轉變,是不是也預示著,其他角色也在不知不覺中,變得面目全非?

這些,諾冬沒有給出答案甚至是提示,不完整讓故事更完美。




從1992年諾冬出版了處女作《殺手保健》,每年9月她都會出一本新作。高產又勤奮,沒有重複,沒有舒適區,每本都毫無懸念地引起媒體和讀者的巨大反響,成為法國出版界的一個神話。

昆德拉說過,身在一個小國,要麼做一個可憐的,目光狹窄的人,要不成為一個廣聞博識的“世界性的人”。

某種意義上來說,諾冬就是在各種文化的碰撞中,勇敢跳出自己的侷限,周遭的桎梏,努力做一個“世界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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